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逐步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行业分布、区域布局更加合理，成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丰安，2018）。但随着我国民营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资本市场不断下行、市场风险偏好降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经济融资发展难度显著增加，部分民营企业出现了创新动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发展方向不明的情况（刘现伟，2018）。针对这种现象，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社会各界重申党中央和政府对“两个毫不动摇”所持有的坚定立场，并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民营经济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所有制歧视与政府市场干预，引发金融资源错配
作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国家，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占据大量的信贷资源和政策支持，与之对应的是非国有企业长期面临着所有制歧视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政策干预（邢志平，2016）。从所有制歧视的角度来看，我国国有银行长期为公有制经济提供刚性的信贷支持，为国有企业提供预算软约束，同时严重挤出非公有制经济的信贷资源，影响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效率。1985至2007年之间，中国的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金融资源错配，使非农业经济生产总值平均下降20%（Brant et al.，2013）。并且基于长期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是我国长期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典型事实（喻坤，2014）。所有制歧视不仅给民营经济带来融资约束，更降低了我国整体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从政府市场干预的角度来看，政府干预一方面会为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配置过多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会对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韩剑，2014）。并且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同样证明，政府施加的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解释80%的由于资源错配而导致的TFP损失（罗德明，2012）。因此，消除所有制歧视和政策扭曲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可以有效提升我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比例、增加民营经济发展潜力。
（二）高税收压力与违约风险并存，增大信用风险溢价
降低企业税负一直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虽然大量企业减税政策已经实施，但企业税负会由于现行税收制度设计上预留的征管浮动范围而上下波动（高培勇，2016）。并且，税务部门拥有税收自由裁量权，使得基层税务机关面临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征税计划压力，一定程度上抵消减税政策影响，增加企业实际税负（吕冰洋，2011）。在高额的税收压力下，企业会减少现金持有和存留收益，造成企业流动性紧张，进一步阻碍企业内融资渠道，增加外源融资需求和违约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增大外源融资需求和违约风险可以增加约20%的企业信用风险溢价（Huang & Kong,2003）。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在所处流动性紧张和较强融资约束的环境下，违约风险的增大对信用风险溢价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大型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会显著上升，而在缺乏评级机制证明其偿债能力的中小企业身上，信用风险溢价会导致其几乎不可能发行债券。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债券之间的利差会进一步拉大，进而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不断加深。
（三）金融去杆杠与强化监管共生，推动贷款利率上行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通过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扩大投资，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在我国非金融企业内部累积了较高的杠杆率。2014年，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累计债务达138.33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217.3%。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与之而来的是银行广义贷款增速的下降，银行对国有企业信贷以外的债券资产、特别是中小企业低信用债务的大幅收缩，迫使民营企业转向P2P等依托于互联网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但是，随着P2P违约案例的不断增加，我国强化监管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的持续调控，众多互联网金融企业亦难以维持发展。外部融资整体收紧、强监管下的信用收缩等不利外部条件引发了民营企业债券违约现象频发（王娴，2018），金融市场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债务发行成本不断升高，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收窄。
金融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逻辑机理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主要通过聚集社会资本扩大实体经济规模，服务实体经济发展（Gurley，1955）（Levine，1997）（Merton，1992）。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逐渐由规模扩张向优化金融产品服务、完善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等逐层深化，即从服务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功能演变（徐忠，2018）。民营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质量是金融提升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围绕金融推动市场要素公平配置、推动民营经济要素升级以及实现民营经济价值增值三个方面，探究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一）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要素公平配置
由于存在金融所有制歧视，我国民营企业获取银行间接融资的难度和市场准入门槛远高于国有企业。因此，消除金融所有制歧视成为化解民营企业困境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证明，民营经济中包含的国有股份可以显著提高企业获得银行间接融资的机会（宋增基，2014），并且国有股份参股的民营企业可以发挥其政治关联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准入门槛，获取市场要素资源（章细贞，2015）。因此，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并拓宽其发展空间（赵丽，2018）。证券市场因其资本要素配置高效、消除企业经营信息不对称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优点，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等金融服务模式，民营经济可以介入国企上市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持股、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国有企业也可以投资民营上市公司的发行新股，持有民营企业股份。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凭借其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在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或要素市场上占据优先地位，推动市场要素公平配置，满足民营经济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要素支持，提升国民经济整体实力。
（二）金融加速企业并购重组，促进民营经济要素升级
世界企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重组并购史，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五次企业重组并购浪潮与其成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俊霖，2017）。在全球产业链条和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各国十分重视企业技术、人力等要素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但大部分民营企业无力承担高成本、高风险的创新研发费用，因此仅仅依靠自身发展难以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力。企业并购重组，特别是跨国并购可以用低成本获取位于产业链核心企业的关键技术、管理理念、人力资源以及优势品牌和客户资源（许言，2018），因此企业并购重组对无力自主研发的民营企业获取先进技术、促进要素升级起着关键的支持作用。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并购重组市场的重要主体，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逐步完善，推动企业并购重组成为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金融可以通过优化市场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资金供给等方面帮助民营企业完成低成本并购。并购重组后的民营企业会因其获取的人力资源优势、产业链核心技术、优质管理方式，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并购重组还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优化我国经济整体结构，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三）金融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实现民营经济价值增值
自经典的MM理论确立以来，国内外从未停止对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确实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并可以通过调整接近最优资本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Harford et al.，2009）。但由于成本限制，只有部分企业能调整自身偏离最优状态的资本结构（连玉君，2007）。对于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我国民营经济来说，能否有效优化资本结构成为制约民营企业价值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可以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民营企业股东治理结构和资产负债比例，从而推动民营经济价值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股票市场可以优化民营经济股东控股结构。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大股东在董事会决策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研究表明，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常常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连燕玲，2012）。因此，股票市场可以利用其金融资源和信息传递优势，服务上市民营企业颁布新的配股政策以及增发新股。投资者根据股票的市场定价和企业的信息披露，择优投资并持有相应股份，进而稀释大股东股份权益，优化企业股权结构。而分散化的民营企业股权结构会通过影响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充分发挥董事会民主决策作用、增强外源融资能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价值提升。
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可以优化民营经济企业债务结构。我国多数民营企业存在债务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股权融资比重高于债券融资比重，短期流动性债务比重高于长期债务比重。这是由于受融资约束影响，民营企业缺乏低成本债务发行渠道，并且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长期债务融资。因此，债券市场可以通过其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信用风险定价机制和市场流动性，为民营企业提供中长期债券，优化民营企业债务结构。而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的民营企业债务结构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散企业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破产概率,从提高民营企业负债水平的角度推动民营经济价值增值。
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民营经济的政策选择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中指出，“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消除市场分割和所有制障碍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所有制产生的产业结构界限和金融市场歧视，弱化二者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因此，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发展模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下提升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首先，依托资本市场，合理进行国有股份定价。市场化的资产定价规则是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为保证国有股份定价合理公平，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充分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在专业金融服务机构和公开透明的证券交易监管机制下，通过资产证券化、重组并购上市等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例如中石化在混改过程中秉持开放参与的理念，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吸引了多元投资主体参与改革，并进行充分竞争和筛选，最终获得了较高市场股份溢价（余菁，2014）。
其次，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解除行业垄断弊端。为解决国有经济垄断领域效率不足和民营经济市场准入和资源配置歧视问题，应调整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布局，放开部分关键领域民营经济股份限制，让民营经济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相对或绝对控股。诸如在通讯、邮政、铁路、航空等领域有序推动民营经济进入，利用民营经济的创新性和高效性，与国有经济形成优势互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合理设计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部分企业遇到混改后“貌合神离”的实质问题，重组后的企业内部不同主体利益无法均衡，反而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合理设计股权结构，完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保证民营经济的股东权益。坚持透明公正、依规办事的董事会决策过程，避免国有股份“一股独大”或民营经济成分“反客为主”等实际问题。在适当的条件下，要敢于打破国有经济股份存量格局，让民营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童有好，2014）。
（二）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改善民营企业纳税环境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税收返还差异存在的条件下，我国民营企业税负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杨华领，2015），降低有效税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存留收益和降低外源融资成本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贾俊雪，2014）。因此，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是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税收差别待遇，营造公平税负环境。在保证财政税收的基础上，应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样的税收政策，使民营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在税负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竞争发展，实现税收横向公平。考虑到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应根据其实际经营和收入状况，制定与大企业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基于实际税负能力的纵向公平。
另一方面，完善征税管理服务，减少民营企业非税支出。首先，税务部门需要统筹协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等其他企业实际税负，科学制定税收额度。采用信息技术推动税收征管时部门间信息共享，提升征税管理服务质量和效率。对税务部门的税收种类、税收幅度和执法细则要有明确规定，通过制度约束、组织优化、信息公开等方式压缩税收征管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企业税务登记、纳税申报、领购发票和税收优惠减免等手续，最大程度上减少企业行政性非税支出。最后，基层税务机关要对民营企业管理层进行纳税辅导和培训，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提高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积极宣传民营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政策落地生效过程。
（三）拓展金融机构与产品，满足民营企业多种融资需求
民营企业资金稀缺与金融市场资本相对过剩并存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王建红，2009），由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导致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为了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需要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完善竞争性金融市场建设。
首先，合理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唐清泉（2015）指出，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因此，要切实打破金融业市场垄断，保障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应继续推动存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统一，充分放开利率管制，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提供存贷款利率自由浮动的充分竞争市场。其次，发展盈利性民营征信评级机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在建立完善的非营利性公共征信系统基础上，鼓励盈利性私营征信系统的发展。出台相关法律严格规定市场主体信用采集范围和保护制度，在保证主体权益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充分促进征信系统信息共享，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信用交易环境。最后，发展科技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民营经济效率。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线上业务节约交易成本，利用互联网创新发展小微金融服务产品，为多种类型市场主体提供精准化金融服务。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充分挖掘企业交易信用、股权变更、管理层变动等信息，引入智能风控模型，对无信用评级的民营中小企业实行智能风险控制，甄别优质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1]贾俊雪.税收激励、企业有效平均税率与企业进入[J].经济研究，2014，49(7):94-109.
[2]吕冰洋，郭庆旺.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1(2)：76-90、221-222.
[3]罗德明，李晔，史晋川.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2，47(3)：4-14、39.
[4]刘现伟，文丰安.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策略[J].改革，2018(9)：5-14.
[5]宋增基，冯莉茗，谭兴民.国有股权、民营企业家参政与企业融资便利性——来自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4(12)：133-147.
[6]徐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经济研究，2018，53(7)：4-20.
[7]邢志平，靳来群.政府干预的金融资源错配效应研究——以中国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为例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6(4)：23-31、68.
[8]余菁.“混合所有制”的学术论争及其路径找寻[J].改革，2014(11):26-35.
[9]于文超，殷华，梁平汉.税收征管、财政压力与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0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