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国家基于各自对地区安全局势走向和国家利益的判断，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新一轮外交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调整。韩国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和亚太战略布局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直接影响和形塑着韩国的外交安全环境，因而也必会对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产生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韩国如何看待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做出怎样的战略和政策反应，其战略和政策反应又将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地区安全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一、韩国对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认识
韩国学界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本持认可和理解的态度，认为东亚地区实力版图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制定并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动因，其主要针对目标也是中国，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使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中国不对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构成威胁、不至于成为影响共同繁荣的消极因素而传递出的信息，展示了美国作为东亚地区核心成员为保障地区的持续发展而继续行使稳定者和均衡者作用的意志。韩国学界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是美国战略的重大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过去政策的延续。
韩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会给韩国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以及韩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战略。一些韩国学者认为，从长期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战略，虽然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作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应对，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冲突和矛盾，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缩小，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加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两国间实力差距缩小，中美关系展现出一种更加强烈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复合性特征，并对朝鲜半岛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国正围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进行着炽热的互动与竞争，对华警戒心态增强的美国会以强化韩美同盟为手段防止韩国倒向中国，并构筑对中国的防范网，而这又将会引发要求中美关系向更加对等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全面应对。为了牵制美国强化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中国将不惜与美国进行角力。因此，朝鲜半岛将会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这已经在朝核问题的应对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
中美两国竞争的加剧将会使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受到制约，因为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必将对韩国提出强化韩美同盟的要求，而这又必将引起中国的警戒和反制，从而使韩国的回旋空间进一步缩小。对此，大多数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应该摆脱轻率地将中美关系设定为竞争性关系、韩国要在两者之中选其一的二分法的逻辑，并使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美关系朝符合韩国利益的复合性相互关系发展。他们担心在东北亚冷战结构持续的状况下，如果韩国推行独立外交，有可能会同时遭到中美两国的背弃；在韩美同盟不稳固的情况下，轻率地转向亲中路线，不但会遭到美国的排斥，中国也会轻视韩国的战略价值并慢待韩国，因此，韩国需要制定阶段性的、渐进性的、能同时推进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即在维系韩美同盟的基础上走向自主外交，通过强化韩美同盟来管理韩中关系，然后再逐渐地将韩中关系提升至韩美关系的水平。如不少学者呼吁韩国的外交需要“再设计”，开创“自己主导外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具体化，以使中韩关系向多层次的战略网络（strategic network）发展。
上述韩国学界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认可和接受，韩国《2010年国防白皮书》指出，东北亚作为一个军事、经济大国集中的地区存在着合作与对立并存的安全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为了确保主导地位，地区内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牵制。韩国《2012年国防白皮书》在东北亚安全形势一节中重申了上述的认识和判断，《2014年国防白皮书》则更明确地指出，在东北亚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合作和相互依存深化而安全领域的合作程度低下的所谓“亚洲悖论”（Asia’sParadox）现象。由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今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左右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中美两国大体具有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目标，在大的框架中将维持战略合作关系，但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也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安全结构和环境下，韩国要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多边的国防交流与合作。朴槿惠当选伊始就提出并设定了“联美和中”的外交框架。
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韩国采取以强化韩美同盟为基干的外交安全战略是基于其对当前东亚地区体系实力结构现状的判断。多数韩国学者认为，尽管东亚地区正在进行着快速的多层次的实力转移，包括地区内中日之间的实力转移、地区外中美之间的实力转移以及地区间东亚与欧洲之间的实力转移，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实力转移，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秩序在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具有差异性从大的格局来看，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可以延续至2020年甚或2025年。韩国政府也持同样看法《2014年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冷战结束之后持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出现急剧变化，美国虽然减少了国防预算，但以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尖端的科学技术和软实力为基础的优势地位将继续得以延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韩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等因素使得韩国应该且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但在面对朝鲜的现实威胁以及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大业，韩国在外交安全战略上的首要课题依然是维系好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如要对中美两国做出排序，韩国仍然会首选美国。
二、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选择
在美国实力依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李明博政府及其智囊的逻辑是，只要美国重视韩国，中国就将会重视韩国，所以要通过强化韩美同盟来诱导中国尊重韩国。因此李明博政府执政后，制定了首先强化韩美同盟，在此基础之上再开展面向他方的外交战略。朴槿惠政府遵循的依然是这样的逻辑与思路。而处于领导权力交替期的朝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又恰恰强化了韩国国民的危机意识，为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由和借口。从地区秩序的视角来看，李、朴两届政府的战略选择则直接促动并迎合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以韩美同盟为轴心是韩国长期坚持的外交安全战略。考虑到东北亚地区实力关系的变化，卢武铉政府曾尝试进行外交安全战略上的均衡性调整，但在2008年执政的李明博政府看来，卢武铉政府的自主外交是一种“没有实际利益，只会引发冲突的”外交战略，因此他提出了“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强调修复韩美同盟和价值同盟，强调韩美日三方在外交安全战略上的合作。李明博当选之后，随即按美、日、中、俄的顺序派出了特使，在2008年4月访美期间，更明确表示了修复韩美同盟的意愿。在李明博政府期间，韩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理念和机制上强化韩美同盟关系。韩美两国于2009年6月16日发表了《韩美同盟共同愿景》的声明，宣布将韩美同盟提升为目标是保证朝鲜半岛、亚太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未来的“综合性战略同盟”（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根据2011年第43次“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SCM）达成的协议，两国组建“韩美统合防御对话”（KIDD:Korea－US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机制，统合了“韩美安全政策倡议”（SPI）“战略同盟2015共同实务会议”（SAWG:Strategic Alliance 2015 Working Group）“延伸遏制政策委员会”（EDPC:Extended Deterrence Policy Committee）以及“导弹应对能力委员会”（CMCC:Counter Missile Capability Committee）等机制，成为推进韩美同盟走向强化的重要机制和平台。在采取措施修复与强化韩美双边同盟关系的同时，一度中断的韩美日三方高级会议机制也于2008年10月14日再次启动。韩美日三方高级会议机制开始于1990年1999年发展为集中讨论朝核问题的三方调整监督小组（TCOG:Tr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Oversight Group），但在2003年1月之后停止运行。该机制的重启意味着卢武铉政府时期一度松弛的韩美日三方协调机制再度走向强化。
2013年上台执政的朴槿惠政府在外交安全战略上坚持了李明博政府的以强化韩美同盟为基本原则的战略方针。为了显示她对韩美同盟的重视，在即将就任总统三天之前的2013年2月22日，朴槿惠高调访问位于首尔龙山的韩美联合司令部。朴槿惠政府于2013年8月发布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文件中，首先强调的也是牢固的安保。而朴槿惠政府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则将进一步推动韩美同盟走向强化。
其一，对于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问题。2007年2月24日韩美两国曾达成了2012年4月17日将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给韩国的协议，但在“天安舰事件”之后的2010年6月16日，韩美达成协议将归还日期延至2015年12月1日。在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协议达成后，韩美双方就构筑新的共同防御体系曾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并以构筑战区作战指挥体系、构筑韩美军事协助体系、确立作战计划以及构筑共同演习体系等六个领域为重点，选定了35项任务和125个课题，至2010年6月，已经完成了全部工作的65%左右。然而延期归还协议制动了已经启动的韩美同盟的调整工作，在许多方面又将调整工作拉回至原点，如在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问题达成协议后，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自2008年2月开始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主管，但随着2010年延期的决定，该军事演习又回到了由韩美联合司令部主管的原点上。
如果说李明博政府只是对该问题做了一个有时间期限的延期，仍给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限定了一个可预期的时间程序的话，朴槿惠政府则对该问题做了一个难以预测其程序与期限的处理。朴槿惠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启动了这一工作，2013年7月30日韩美两国召开第4次“韩美统合防御对话”开始讨论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的再次延期问题，在10月2日韩美第45次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则基本确定再次延期。会后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韩美两国认为“按照已经达成的协议，在2015年12月1日归还（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在事实上是困难的……两国特别注意到严重的朝鲜核与导弹的威胁等变化的朝鲜半岛安全状况，决定以条件为基础推进作战指挥权的归还，归还的条件和时机将继续进行协商”。2014年4月15-16日召开的第5次“韩美统合防御对话”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在2014年10月23日召开的韩美第46次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这一问题最终尘埃落定。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就韩国提出的‘以条件为基础推进作战指挥权’由美军主导的联合司令部向韩军主导的新联合防御司令部转换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不再具体规定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日期，而是根据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来决定是否归还。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三:（1）朝鲜半岛和地区内的安全环境是否合适；（2）韩国军队是否具备主导韩美联合防御的军事能力；（3）韩国军队是否具备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能力。由设定时间期限方式向条件得到满足方式的转换将使得驻韩美军可以长期（至少在2020年之前）控制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因为这三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满足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与依据，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判断问题，况且在第一项条件中所提到的安全环境不仅仅局限在朝鲜半岛，而是地区内。至此，卢武铉_政府时期启动的这一工作在推动了10年之后又回到了原点。更有意味的是，无限期延缓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还形成了一种韩国主动请求、美国无奈接受的情势。其涵义是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欠下了美国的，因而一旦美国对韩国有什么请求，韩国也应该接受，否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这种情势和逻辑为韩国同意美国在韩国配置“萨德”系统（THAAD，末端高空区域防御）埋下了伏笔。
其二，关于驻韩美军在韩国配置“萨德”系统问题。由于中国和韩国国内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到目前为止，韩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发布正式的结论，但双方已经进行了数次不公开的协商，韩国政府相关人士的公开表态也已经表明了韩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2014年10月7日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在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国政监察质询中表示，“如果‘萨德’系统局限于作为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手段而配置的话，有利于我们的安保与国防。‘萨德’系统的防御范围非常广如果配置，不但对驻韩美军的资产，对韩国的防御也是巨大的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在亚太地区采用的是“分阶段适应性方法”（APPAA: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in Asia-Pacific），其最终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并统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萨德”是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过去的韩国政府十分谨慎均以投入费用巨大、国力不支为由婉转拒绝了美方的要求，并开始自行研制低空区域防御系统，即所谓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AMD: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2014年6、7月份以来，驻韩美军在韩国配置“萨德”系统问题遽然凸显。实际上早在2012年韩美两国即开始运作，2012年7月流产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可以说就是一个试探性的动作。这一试探性动作失败之后，2012年10月韩美两国在第44次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达成了设立“导弹应对能力委员会”的协议，确立了防御（Defence）、探测（Detect）、破坏（Destruct）、摧毁（Destroying）的所谓4D战略。2013年韩美第45次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两国又进一步确立了针对朝鲜核与导弹的“定制型遏制战略”（TailoredDeterrenceStrategy）。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双方在军事情报和导弹防御技术方面的合作，为此，2014年5月31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正式讨论三方签署《军事情报共享备忘录》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该问题也有了结果，12月29日《美日韩情报共享协定》正式签署并生效。上述措施可以说是美国为了在韩国配置“萨德”系统而采取的步骤，而一旦驻韩美军将“萨德”系统配置在韩国，韩国也就在事实上被纳入了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而将会使韩美同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均做出了以强化韩美同盟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战略选择。其实，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并非不知道其政策措施将会对中韩关系、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了宽慰中国，李明博在2008年4月访美之后随即于5月访问中国，将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了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并大打温情牌，作为首位外国国家元首前往四川地震灾区进行慰问。李明博在任的五年期间，通过双边或多边场合，分别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各会晤了10次。朴槿惠政府也同样加强了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朴槿惠于2013年5月访问美国之后也随即于6月访问中国，并在对日问题上加强了与中国的呼应与协调，在对朝政策上提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强调南北之间的信任构筑等倡议展示出与李明博政府的不同。在经济方面，更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军事安全方面，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在强化韩美同盟的同时，都试图通过开展_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消除因强化韩美同盟而对中韩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2012年在第二次国防战略对话上，韩国与中国缔结了《国防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并积极开展了两国海军舰艇相互访问、军事研究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朴槿惠政府执政后，2013年6月韩国合参议长访问中国，2014年3月韩国向中国交还了400余具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士兵的遗骸。
三、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地区安全
从目前情况看，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决定着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走向:第一，美国具体将以怎样的强度、怎样的手段和政策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二，中国将给予怎样的战略回应；第三，地区其他国家将做出怎样的政策选择，是搭便车还是采取更为均衡的政策?从第一个问题看，美国自己也承认“亚太再平衡”是一个双管齐下（two－pronged approach）的战略一方面要重新确认和强化与中国的合作纽带，另一方面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强大而可信的美国的存在，以鼓励中国的建设性行为，并为希望抵御中国潜在的地区霸权的地区领导者们提供信心。奥巴马政府早期使用“回归（pivot）”概念更为强调了后一方面。但2012年2月奥巴马于白宫会见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之后，开始使用“再平衡（rebalancing）”概念，奥巴马政府在表述上之所以做出调整，是因为在看到中国（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军方学者）的强烈反应后，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担心这项战略的实施会强化中国军方的力量，而这反过来又会强化中国的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capabilities），使得中国不但在领土主张上会更加强硬，在伊核、朝核等问题上美国也会更加难以获取中国的合作。同时，遏制和对抗中国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潜在的风险，地区内其他国家也担心美国遏制中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一种“新冷战”态势。因此，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呼吁与中国合作，不要遏制中国。但是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面仍然占据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位置，韩国政府主动强化韩美同盟的战略选择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代表韩国保守势力的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主动强化韩美同盟的愿望、要求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面临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使其更有理由在东北亚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后一方面。也许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看来，这样的战略选择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朝鲜的核武器是摆在韩国政府与国民面前活生生的安全威胁，但是以加强韩美同盟来消除朝鲜的威胁是不太现实的，也将会使韩国外交战略的回旋空间进一步缩小。
韩国强化韩美同盟、帮助美国完成亚太同盟体系的升级将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中韩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韩美同盟体系的强化将赋予美国更多的安全资源，有可能会进一步鼓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偏向遏制中国的一面发展，因而中美关系在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地区有可能真的如一些韩国学者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紧张与对抗，因为面对来自美日韩强化其同盟体制的战略威胁，中国不可能不采取反制措施；第二，强化韩美同盟的战略选择将会动摇中韩两国在外交安全领域的互信基础，导致战略不信甚至战略对抗。在中国看来，韩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的存在并不利于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中韩两国在朝鲜半岛地区进行政治安全合作的基础，也是韩国提供给中国的安全价值。强化韩美同盟则会直接影响朝韩关系的发展和朝核问题的解决，进而影响朝鲜半岛地区的稳定削弱中韩两国进行政治安全合作的基础；第三，强化韩美同盟将使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地区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也将会长期存在并持续下去。
朝鲜问题是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为了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布什政府时期的“接触与遏制”的两面政策从军事、经济、人权等方面全方位强化了对朝鲜的遏制态势。而从朝鲜方面看虽然它在2013年3月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进路线，但2014年11月17日朝鲜特使崔龙海访问俄罗斯时表示朝鲜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2015年1月9日朝鲜还表示愿意有条件暂停核试验。这些都在向外界传递着朝鲜政策具有灵活性的信息，但美国方面却反应冷淡，韩国对此也是无动于衷。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韩国强化韩美同盟将使美韩与朝鲜之间的互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但使朝鲜弃核更加困难，地区安全困境也将会日益深化。
四、余论
近十余年来，在卢武铉政府对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做了短暂的均衡性尝试调整之后，从李明博政府到朴瑾惠政府，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又回到了以韩美同盟为轴心的轨道上，促动并迎合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处于大国林立的地区国际环境中的韩国是一个信奉现实主义逻辑的国家，在美国仍然占据优势的实力格局中，它很难对其外交安全战略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而且不少韩国学者和政治精英也认为，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韩国需要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制约与平衡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增加安全上的价值。
但是，这样的逻辑显然是难以自洽的，也不能使韩国摆脱其外交安全战略本身所内含的矛盾与困境。韩国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其带来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但实际上，在如何推进朝韩关系和民族统一事业以及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给韩国带来的挑战更大。
美国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直接政策后果就是调整了其对朝政策。2009年之前，美国的对朝政策主要是通过“六方会谈”及其镶嵌于其内的朝美双边框架应对（approach）朝核问题，但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不但“六方会谈”机制陷入停滞，朝美之间的双边互动也逐渐运行不畅以致完全停止，美国的对朝政策转向了“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在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美国随即就在韩美同盟的框架内制定了“延伸性遏制战略”（Extended Deterrence Strategy）给予回应而在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美韩又制定了“定制型遏制战略”。为了在东北亚遏制中国，美国需要强化韩美同盟，而为了强化韩美同盟，又需要朝鲜的威胁，这就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其对中国、对朝鲜和对韩国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结逻辑。而这给韩国政府带来了深刻的挑战，使其面临难以解脱的困境:一方面想在推进民族统一事业上取得政绩和建树，另一方面却又在顺应美方的要求，强化着韩美同盟。
主导朝韩关系的发展、推进统一进程是冷战后韩国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李明博政府提出了“相生·共荣”的对朝政策，但终其五年任期也没有在推进朝韩关系的发展上有所建树；而陆续提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德累斯顿构想”等政策倡议的朴槿惠政府任期已届两年，朝韩关系也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方面想主导朝韩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足够的自信；一方面想构建信任，另一方面却又在强化着对对方的威胁；一方面在理论上想尽力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避免在中美之间二中择一的无奈，另一方面却又在现实中做着二中择一的选择。这正是韩国在外交安全战略的选择上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尴尬与困境对韩国而言是难以避免的，东北亚地区体系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从韩美同盟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无论“萨德”系统最终能否在韩国部署，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的无限期延期也意味着自2003年开始的韩美同盟一个调整周期的结束。这是一个虽有曲折但最终完全达到美国目标的调整过程。经过本轮调整之后的韩美同盟可能会维持10年期间的稳定。在2022-2025年，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将投入使用，10年前启动的国防改革也将会完成，韩国也有可能做出韩国军队具备了统合指挥韩美联军能力的判断，那时韩美同盟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这一时间节点与以一些西方智库等研究机构提出的2020年中美两国将发生实质性的实力转移这一观点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如果实力转移真的在中美之间发生的话，相信韩国也会对其外交安全战略做出比较大的调整。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韩国迎合并追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地区内的军备竞赛，给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多新的变数，也将给中韩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