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印象所及，这是中国高官首次认为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此前，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对中国跨过这一陷阱保持乐观。
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它更多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经验描述。人们现在谈中等收入陷阱，多半是引用世行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的说法，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把世界中等水平具体量化为6000-8000美元区间，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后，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迟迟突破不了这个区间，或者时有反复，就称落入了这个陷阱。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国家，能够成功跨过这一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不多，只有欧美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前者主要得益其先发优势，占有现代化的先机，更兼有殖民条件；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冷战，享受了冷战“红利”。而拉美的阿根廷和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经常被看作未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国家。另外，统计也表明，在人口超过一亿的大型国家中，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寥寥无几，多数大国还在该陷阱边缘挣扎。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也可用来专指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因为先发国家不存在这一问题。
中国去年人均GDP刚好在7000到8000美元之间，而且又是人口超过13亿的超大型国家，这种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能否迈过该陷阱充满太多悬念。按照常理推断，过不去很正常，过得去倒有些奇怪，但对中国来说，过不去又极其危险，因为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大现象就是混乱而无序，政治衰败，社会失序。以中国今日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分化之严重，以及外部环境之严峻，跨不过该陷阱则崛起势必半途而废，所以，中国必须跨过去。
客观地说， 中国具备相当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如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经济体量大，劳动力素质总体较高，有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动员能力；以及国内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较多，地区发展差距大等（从发展角度说，这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但不利条件或许更多，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楼继伟提到的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过程，它一般先表现为增长减速，继而是经济停滞，再由停滞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在经济减速阶段，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提前到来，何况中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另外，教育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等，都会对跨越陷阱形成牵制。
尽管每个国家能否跨越陷阱的具体原因不同，但分析那些成功跨越陷阱和未能跨越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的的政策和体制因素。比如，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看，它们都曾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韩国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的推动下，确立了小农制的土地占有和生产模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在上世纪50年代实行了土地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小农制模式虽然不利于发展现代大农场，但对于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可行性，它减少了租佃农，从而维护了农村稳定，使现代化进程不至于因下层动荡而中断，同时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破坏旧社会结构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与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后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能否跨越陷阱。大体来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大众的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般同时也伴随着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那些未遂国家，要么还处于威权统治状态，要么虽然也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民主体制很不完善，时常有反复和倒退，也就是民主的品质不好，给国家带来动荡，影响经济发展。之所以这两个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政治诉求，是因为在经济增长初期，即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人们要求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而威权政治在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排除利益集团干扰，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相对而言要好于民主体制，后者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所以多数国家在这一阶段大都选择威权体制。但是，在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后，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诉求就转向要更多的个人权利，主张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此时，政治体制若不适应大众的这个诉求，转向民主政体，还想用威权统治来保证经济增长的高效，就难免引起民间的对立乃至反抗，转型过程很可能充满波折和动荡，从而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述过程得到了经验证实。例如，实行民主政治的印度在经济发展初期，其增长率就比不过实行威权统治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同是军人政权国家，在还权于民上慢几拍的巴西，渡过陷阱的时间也比韩国要慢得多。
因此可以说，那些没有跨过陷阱的国家，一大原因就在于它们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抓住时机，及时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建立民主政治，而依然延续威权统治或军人统治。像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东南亚的泰国也经常发生两党恶斗，引来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东南亚的另一个国家菲律宾，实行美式民主很早，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很快，然而由于腐败和金元统治，所以空有民主形式，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需要尽快建立并完善民主体制？原因在于，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解决公平发展问题，改善收入分配，减少社会矛盾，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在上述拉美东亚等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他们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的制度改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不仅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还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党斗争激烈、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民族冲突加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也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这一点近年来在台湾地区也开始显现。由于民主还不巩固，党争激烈，内耗严重，社会处于极化，只问立场不看是非，政府政策常遭民众反对，效率低下，台湾地区近年的经济发展已大大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我国香港也开始出现此种现象。
这些事例告诉人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必须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参与，以顺应大众的民主诉求，才能保证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若回应迟钝，处理不当，就可能出现各种“民主乱象”，即使一时进入高收入国家，也有可能倒退掉入陷阱。
总之，对于那些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它们可能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或者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又或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也许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但一个共同的体制根源就是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保障民众权利的民主政治。
根据有关学者对日韩等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从时间上看，一般要8~12年，有些更长一点。这也意味着，在8~12年中要建立起民主政治。当然，建立起民主制度并不表示就万事大吉，还须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这样来看，中国要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最终也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过，鉴于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上述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未必完全合适，换言之，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时间可能要适当延长。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最终确立之前，还需解决一些体制和机制性问题，建立起一些有助于民主实现的基本制度设施，这也就是楼继伟阐述的，用5至10年时间，做好包括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关系调整、土地改革、社会保险改革等在内的全面的改革，这样才能确保经济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增长，从而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