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化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虚拟金融资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前两个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具有共同的社会性质，都属于私有制度占主导的社会结构。同时每个阶段又有特殊的表现。作为资本统治的最新形式，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在主导社会政治经济中，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日趋脱离生产过程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金融中介活动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宰，并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国际理论界将其称为经济的金融化。戈拉德·爱泼斯坦（Epstein Gorard）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还有学者认为，比较近3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现象：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金融化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主导力量，是关键因素，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1]
本文认为，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生活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金融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垄断资本把盈余资本推向金融领域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形成金融资本的脱实体经济、离本土化，建立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新统治，开始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从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内容看，集中和垄断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同时空转移；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集中和垄断看，则存在着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相脱离。这是一个矛盾的进程，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脱离实际生产，而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又不断产生脱离实际生产就能增值的妄想和狂想。今天这种妄想和狂想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即以金融为主体，金融自我循环、膨胀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积累方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担忧的“投机将支配生产”[2]今天成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生产力革命性进步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进步的全球市场经济大发展，金融经济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各种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以及两者的结合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金融资本利用进步的生产力和经济形式为资本的增殖服务，形成金融虚拟经济主导的统治，并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成果具有被金融资本所掌握、又用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金融创新与生产力成果成为金融资本进行全球统治的新手段。由此看来，金融化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万能统治，它使资本与劳动对立等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更加严重，经济危机等更加频繁地爆发。
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阶段性变化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基本矛盾又有新的发展；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使金融日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而追求自身增殖；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前所未有地加剧；而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其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矛盾发展。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基本矛盾有新的发展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科技进步的成果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攫取，投入金融领域，满足资本增值需要。20世纪中期前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的盈余资本难以找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通过金融部门的增长来吸收剩余资本，并由此获取货币资本收入，增加利润。由此看到，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所攫取，而它们拥有财富的同时，还要求有更大的盈余，于是投入金融领域，以达到钱再生钱的目的。其次，科技进步、技术进步的成果被垄断金融资本掌握，成为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的技术手段。第三次产业革命，即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形成金融全球网络，信息传递与处理技术为金融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巨额金融资产24小时不间断地交易。通过这种形式，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金融资产以及人才、资源、能源等进行全方位的网络控制。再次，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形成现代金融经济新形态，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把它变成金融资本谋取巨大利益的运行机制。全球金融市场成为金融资本绕过生产劳动过程直接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场所。各种新型金融工具成为资本用来谋取巨大利益的工具。发达的金融交易变成掠夺国内外劳动者的手段，实现了钱再生钱的金融资本的行为准则。今天，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现象，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与金融经济结合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用一个普遍使用的词语“虚拟经济”来描述，就是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进行的循环运动，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主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运作，而不经过实体资本的循环，就可以得到利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成果私人化的矛盾，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并存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而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是在当今金融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高度集中的程度同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数量的要求在提高。特别是随着股份公司、股份资本的发展壮大，20世纪后二三十年，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首先是股权分散化，垄断资本集团的股东数量迅速增加。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普通民众也成为股票持有人。而在资本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与股权分散化伴随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工人持股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表示工人对资本的支配权和所有权，拥有绝对多数股权和决策权的仍然是大资本家。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3]高度社会化的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权力。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深入，金融虚拟经济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主要领域，虚拟资本社会化随之发展。
不计风险地扩张金融资产是金融资本抑制不住的欲望，不断以越来越大规模的社会的资产谋取自己的利益，是金融资本的普遍特点，这是资本社会化与资本最终所有、使用、收益私人化的矛盾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金融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以各种手段，包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或者相互间，或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使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社会资产也因金融化而异化为金融资产。
资本家为了扩张资产，通过提高杠杆倍数来扩大所经营的资产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债权抵押证券（CDO）、各种衍生债券、杠杆收购（LBO）等开始大肆泛滥。华尔街在鼎盛时期，以极少的自有资本为杠杆的支点，轻而易举地撬动了几十倍的资金，得以为其不断扩张的资产提供大量的资金链。甚至这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速度。
由于金融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带有巨大体系风险的大金融机构成为私人盈利的工具。由于其大规模社会化的性质，它有能力动员规模巨大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金；又由于其私人资本的性质，这些巨大的社会资本成为资本追逐自身利润的工具，结果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导向高风险领域。在资产泡沫时期，这种以社会资源谋求资本利益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金融资本逐利导致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金融资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增大。而当泡沫破裂，承受风险和损失的是广大的民众，握有金融资产权利的少数大资本早已赚取巨大利益。美国次贷危机正是生动的写照。
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表现为以下两点：（1）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与国际垄断资本私人占有制相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全球性大生产，而同时生产和资本的所有权更加集中于少数大垄断资本，垄断资本的所有权更大，因而与社会化生产存在很大的矛盾。（2）资本社会化、全球化与私有制下金融垄断资本对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利权的占有私人化的矛盾。
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为严重，并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表现。一方面，垄断的发展和深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特别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要素，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性质，不仅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占有私人化，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运行“第一推动力”的各种货币资本，随着其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其最终占有、获利也趋向私人化，更加集中于极少数金融垄断资本。
（二）金融日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二者的分离日趋明显
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中，金融日益失去为产业经济服务的职能，而为自身增殖服务；世界储备货币日益背离货币本身的职能，成为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工具，成为金融资本虚拟化、泡沫化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货币标示的一定价格，表示了商品的价值。当世界市场形成，商品交换成为世界性交换，社会劳动获得全面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各国的社会劳动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商品的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世界商品交换的基础。[4]
但是，当今的国际经济运行中世界货币早已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执行其职能的份额越来越少。特别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与黄金脱钩，使世界货币自身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时，就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货币进入的。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价值决定的必要前提。这就为通货膨胀、虚拟资本膨胀开了口子，是垄断资本以金融虚拟经济形式获取利益、进行资本积累新模式转变的体制原因。
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发行量剧增。1970年之前的50年间，美元现钞发行数量只有700亿美元。在1971年到2007年，增长到85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3年，美元现钞已经增长到2.3万亿美元。1971年，全球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规模只有2万亿美元左右，目前已近60万亿美元左右。失去了发行硬约束的美元，创造出了人类历史迄今最为庞大的全球货币规模。[5]
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满足了资本增殖方式的变化。在金融市场通过货币的循环就获得了资本的增殖。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大量发行还为了满足信用货币的需要，即金融市场中为资本增殖而流通的信用货币。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制造出新的信用工具，包括衍生金融产品以及有毒金融资产。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
在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功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信用是一种衍生性经济，其扩张速度与规模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它的作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实践证明，当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使金融系统风险激增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成为必然。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无不以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无序流动以及虚拟金融资本的泡沫破裂密切相关。
由于资本主义金融化，金融业资本和虚拟资本组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的地位由服务于职能资本向主宰职能资本异化，其利润越来越与职能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脱钩并远远大于职能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和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经济体系日益非理性化。
非金融企业的剩余资本不断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退出并投入金融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左右；到90年代，这一比率已接近90%。发达国家以金融、保险、不动产部门（FIRE）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的附加值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部门，且差距在不断扩大。据学者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率升至70%左右。[6]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趋势使金融与产业的分离趋势日趋明显。这种分离绝不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削弱，而是金融独立于产业部门，凌驾于整个社会经济之上，虚拟金融资本统治极大增强的结果。
资本脱离劳动、生产过程的冲动由来已久，但把这种“妄想”和“狂想”变为现实，还是在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时期的金融市场独立条件下实现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各种衍生品市场的市场主体独立运行。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是用于资源配置的，但在这里却成为被金融资本用来获利的手段和场所。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只是生产资本的积累，同时是货币资本的积累，这二者包含于资本积累的同一个过程。二者的分化，即金融资本积累逻辑的展开，和它脱离生产资本周期而发展为独立的积累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即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的产生”。[7]
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包含着金融与生产劳动的分离过程，但这种分离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从根本上而言，金融利润无法脱离生产过程，无法脱离人们的劳动活动。不论金融资本如何远离产业资本，它所依托的基础和最终利润来源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积累。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使社会财富向金融垄断寡头手中的再次集中。没有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所以，金融资本脱离于产业资本，但又必须最终依赖实际生产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法解决，即使借债，债务积累也是杠杆率越来越大的积累。因为金融化发展的趋势，是虚拟化的资本占比越来越大，债务积累越来越多，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利润的吸取越来越多，实际的价值生产却越来越少。而资本积累与劳动和生产分离，终将使金融资本的价值慢慢减少直至消殒。因为真正的价值是来自劳动、来自生产，而不是来自金融的操弄。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的生存发展首先要靠物质生产，任何脱离实际生产的方式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三）金融资本对广大人民的剥削与掠夺空前加重，社会主要矛盾更加尖锐
第一，剥削掠夺的范围空前加大。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获取了高于其国内的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人民赚取的是微薄的加工费。
金融资本集团所操纵的金融资本流动，主要是证券等间接资本流动，利用美元等强势货币的优势，大肆赚取由于汇率、利率等货币差所形成的差额收益，扰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动荡，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安全。
所谓的金融开放、金融自由，是金融资本抽取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自由。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是有利于国际金融资本攫取他国财富的政策。20世纪80-90年代国际金融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化、私有化，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圈地运动”。包括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实质为金融化，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新形成的大官僚资本、垄断寡头一转手，把主要股份都卖给了西方买主。这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战略的组成部分。
第二，剥削程度加深。从对一国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来看，在资本主义自由化、金融化时期，资本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的近30-4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一直处于下降状态。美国学者认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际工资增长，并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工人自己和大多数人看来，个人消费水平成为他们生活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工人的工资本应相应提高，而事实是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时工资下降到10美元，降幅达43%；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从此前90年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从1978年至2007年，年递增率为3.26%），然而实际支付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约是0.37%）。”[8]资本家从工人那里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出，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并没有相应增加。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的萎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本家的手里，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据一些研究显示，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9]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财富增加了7倍。[10]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从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仅增长550美元，6年仅增2%。前者的家庭年收入为后者的1150倍，在这6年中前者年收入的增加额为后者年收入增加额的近3万倍。[11]
工人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备受压榨，与此同时，资本家却以激增的剩余价值不断提升其经济、社会地位。而此时，金融业发明和增生出一些机制，借贷给工人。一方面，可以缓解劳动者贫困加深、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可以满足金融资本对劳动者的再次榨取。而劳动者借贷消费，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因为在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实现“美国梦”。劳动大众对信贷需求的日益扩大无形中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而银行家则从中获利。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的债务不断增长。
第三，以金融化的方式进行剥削和掠夺。对劳动大众的剥削掠夺形式更多样。针对劳动者个人收入的金融化是一种在金融化条件下，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新方式。劳动者个人收入的金融化是最近几十年系统形成的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这种金融掠夺是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一项额外的利润来源，它与个人收入相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后，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放弃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部分内容，比如停止对收入政策的调节，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由金融机构操控这些职能。这首先助长了金融业垄断资本的发展，满足了金融资本的利益要求。金融机构用这部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运作，获取巨额收益。以金融化的方式加剧资本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和统治，不仅使劳动者在生产领域遭受压榨，这种剥削压榨还扩展到劳动者的生活领域；不仅对当代的劳动者进行剥削压榨，还扩展到对劳动者后代的剥夺压榨。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完成后得到的工资收入是被资本家扣除了剩余价值的所得，它是用于维持劳动者本身及其家庭、子女的生活需要。而现在他们的劳动收入再次投入保险等金融部门，由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运作的资金。虽然他们也得到一些红利，并被承诺获得某种保障，但众所周知，这是扣除了金融资本利益后的部分，金融机构是最大受益者。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本是受资本家剥削后的所得，现在再次受到金融资本的瓜分。在资本主义金融化下，不仅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受剥削，维持人们生活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保障也服从于资本的利益。执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职能的垄断金融资本包括劳动者的住房消费信贷、医疗保健和退休保险等。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把这些费用尽可能压低。它使工人再次遭受金融掠夺。金融资本的魔爪伸向更深，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有了更深刻的表现。
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用劳动者收入金融化，进一步将劳动收入向资本家阶级转移，导致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的金融资本利益的无限增长与人民大众消费有限性的矛盾在现时代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矛盾更加尖锐，这是产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不论是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一国范围看，金融资本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掠夺空前深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贫富两极分化空前深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突出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对立的深刻根源在于二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使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使劳动力价值与资本价值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价值的增加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减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金融资本统治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的内部各方，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其发展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在当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化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在国际社会金融垄断资本与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关系中，金融垄断资本居主导地位。在这些矛盾关系运动中，金融资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服从、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例如，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吸取1933年危机的教训，实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实行调控。这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奏效的。但资本主义并没消除滞涨、金融、货币、债务等经济危机，而是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复杂。资本主义国家调控之所以失效，就在于其调控的目标与金融资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的调控政策让位于金融资本。又如，为挽救危机中的金融垄断集团，政府不惜牺牲巨额财政资源。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7%，当时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支出额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3%。与之相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挽救1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54倍，即为挽救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金融资本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使国家机器、国家的武装力量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意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金融资本统治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中，金融资本处于主导的绝对统治地位。一方面，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指导，推行资本流动自由化，削弱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使世界市场以及金融市场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乐园；另一方面，实行高度金融垄断的统治，通过金融市场——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市场背后的“推手”就是极少数掌握有金融资本权力的垄断寡头、大垄断财团——控制着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权，股市、债市的定价发行权，进而决定着全球大宗商品、战略资源的价格，普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控制全球金融市场，主要控制金融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为特征的权力结构、权力体系。金融垄断资本还操纵汇率、利率等工具，以谋取更大利润和其他政治经济目的。
三、结语
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其最深刻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总根源。危机是对矛盾状态的强制解决，它用生产力部分被破坏的方式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又积累着新的矛盾。对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新阶段的矛盾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摆脱滞涨危机的一条出路，但它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并使危机有更复杂多样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资本主义转而进行金融化，实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金融化、自由化盛行的年代，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频繁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诫人们，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起作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就起作用，必然发生经济危机。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危机有新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成果私人化的矛盾，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并存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结构转变后基本矛盾新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突出特点是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危机的爆发、传导和影响扩大等方面扮演着突出的角色，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形式。
表现虚拟金融资本循环的运动形式G—G′循环，本身就包含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循环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在于G—M—G′的运动。货币资本G用来交换商品M，通过生产转移成新的产品，之后又被出售换来更多的货币G′（G+△g）。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无止境的。任何对这种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打断都意味着危机。在资本主义金融化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中，G—G′循环本身与生产过程脱离，产生了断裂，其本身不仅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而且存在着危机的现实性。金融资本以虚构的价值积累，凸显脆弱性、泡沫性，资金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破裂，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危机具有易发性、频发性、反周期性。与实体资本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周期性危机不同的是，金融占主导的经济中，危机表现出周期缩短、更易发生，一个周期与下一个周期的临界点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以来，频繁地发生国际金融危机。
在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政府以及跨国部门被金融的资金链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交易的杠杆化倍率加大，意味着泡沫越来越大，存在着极大风险，体系内部具有不稳定性。而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发生连锁反应，局部风险必然导致系统性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随后对投资、就业和生产等实际变量产生影响。
第四，危机始作俑者对世界的危害更大。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体系结构下，资本主义大国有着强大的金融系统，而实体经济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当危机波及甚至危及实体经济时，受损害最大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受到双重损害：一方面，像中国等大量产业转移国家的实体经济深受危机影响；另一方面，它们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而缩水，或遭受损失。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爆发及其危机的必然结果显现了当代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金融资本与生产力进一步对立、与价值创造对立、与劳动者和广大民众对立，这种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发展的局限性，是不可持续的。
注释：
[1]参见美国学者戈拉德·爱泼斯坦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的序言中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三者的分析，戈拉德·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14-21页；另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9-13页。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第16-23页。
[3]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页。
[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116、163、614页。
[5]苏文洋：《美元脱钩黄金40年祭》，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8/18/c_121875364.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6日。
[6]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第7页。
[7]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第42页。
[8]斯蒂芬·雷丝尼克、理查德·沃尔夫：《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兼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第9-19页。
[9]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载《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第55页。
[10]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11]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