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结构失衡导致增长率下降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个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
其中，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
从2016年的宏观数据来看，在系列“稳增长”强力政策的刺激下，全年总体经济有回稳态势，但基础并不牢固，表现在消费增速减缓，对外贸易回暖趋势尚不明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低位；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外商撤资与资本外逃风险依然存在；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疲弱；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压力仍存在。
面向2017年，需要充分认识到，需求侧刺激政策不仅其短期保增长作用已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深层次动力机制问题，由此带来的中长期副作用还会延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由于回报率过高，挤占了过多的金融资源，抑制和削弱了企业研发创新和从事实业的意愿，延滞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再加上2016年以来的外部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中以欧盟内部动荡和美国总统换届可能政策大幅变化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使得逆全球化的潮流有所抬头，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致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八种情景下2017年经济预测
具体说来，项目组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预测与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
课题组基于IAR-CMM 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进行了各种量化分析，预计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基准情景下，预测2017 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50%，而经校正后的GDP增速约为6.13%；CPI增长1.9%，PPI增长2.5%，消费增长10.1%，投资增长8.1%，出口下降0.1%，进口增长0.2%， M2 增长12.9%，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会贬至7.2 CNY/USD。
此外，课题组还基于以下八种情景进行了预测：
1.乐观情景——假设2017 年房地产投资高于基准4个百分点，带动2017 年投资增长高于基准1.3个百分点并且同时我国出口高于基准1.5%：导致全年实际GDP 增长6.9%，校正GDP 增速为6.58%；
2.保守乐观情景——2017年房地产投资高于基准3个百分点，带动2017年投资增长高于基准0.9个百分点：导致全年实际GDP 增长6.7%，校正GDP 增速为6.35%；
3.悲观情景①——中美贸易战使得2017 年我国出口低于基准1.5%：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6.34%，校正GDP增速为5.99%；
4.保守悲观情景①——中美贸易战使得2017 年我国出口低于基准1%：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6.4%，校正GDP增速为6.05%；
5.悲观情景②——在实际工资快速上升时，1-10月刺激政策下企业利润上升有限，失业风险加大，导致2017年失业率高于基准0.5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5.5%，校正GDP增速为4.94%；
6.保守悲观情景②——在实际工资较为快速上升时，1-10月刺激政策下企业利润温和增长，失业风险加大：导致2017年失业率高于基准0.22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6.1%，校正GDP增速为5.78%；
7.悲观情景③——考虑截至2017年末房价较2016年10月下跌30%，使得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高于基准3.4 个百分点：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5.26%，校正GDP 增速为4.72%；
8.保守悲观情景③——考虑截至2017年末房价较2016年10月下跌20%，使得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高于基准1.8个百分点：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5.83%，校正GDP增速为5.36%。
深化改革应对经济下滑
结合短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课题组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及如何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实现稳中求进，有以下主要观点：
1.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还是从历史视角的分析，或是从量化的实证数据分析，都得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结论。
课题组通过一个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尽管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进入下行通道，但由于改革滞后所导致的上述的“三个失衡”，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在近些年差距过大，超过两个百分点。能否减小这样的不正常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性改革的成效。
如果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并且政策应对恰当，则在“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左右，并且实际增长率可以有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速。相反，如果改革陷入停滞，则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的下滑。要素资源错配是导致增长落差的重要原因，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体制性的资源错配问题主要体现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以及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两个层面上。以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当务之急。
2.当前中国经济疲弱有多重原因，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央改革发展决议精神和地方/部门贯彻落实的执行方面出现较大落差。
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的综合、整体、深化改革的纲领性决议文件精神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从而改革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许多领域改革到了下面就推而不动，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激励不相容现象突出，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改革、发展、治理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短期稳增长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出现了偏差，没有解决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间的相辅相容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思维僵化，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3.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的作用当然不可忽视，但需认识其治标不治本甚至有潜在后遗症的弊端，这么做只是为了稳增长和深化改革赢得时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不与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相挂钩，其增长效应都将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且从实际效果看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成熟，经济增长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失败率较大的倾斜扶持性产业政策要少用、慎用，因为其很容易被利益集团尤其是国企利益集团所左右，影响越来越重要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尽管产业政策是一种垂直性的政策，其影响的领域相对会比较窄一点，但往往造成行业性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度，同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的弊端，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除了一方面要有度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放开，而不是歧视性对待民营企业。
4.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关键在于结构性的体制和治理改革，并切实强化改革的执行力，有效释放改革红利。
增强改革执行力要重视目标方向感，正确理解导致改革取得成功的新的因素是什么，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市场导向，坚持渐进有序和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执行力要明确政府边界感，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而不是无边界、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增强改革执行力要注重方案的可操作性，认识到两个最大的基本客观现实：个体逐利性与信息不对称。
在此前提下，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要满足机制设计理论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增强改革执行力要用好人和用对人，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从法治、考核和监督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形成一种有利于改革执行的氛围。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努力形成有品质、有保证的改革人才供给，共同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
课题组负责人：田国强；学术顾问：查涛；首席专家：黄晓东；成员：陈媛媛、陈旭东、李哲、梁润、林立国、宁磊、王玉琴、巫厚玮、吴化斌、杨轶波、杨有智、张敏、赵琳、周亚虹、朱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