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到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互利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新内涵，中国特色外交不断丰富、发展，更新着人们对构建什么样的国际格局更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当今的国际格局处于何种变化之中？未来的国际格局又将走向何种形态？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
“三+3+3”是基本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定义国际格局？
黄平：定义国际格局，首先要明确何为“国际关系”。简单说，国际关系也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在主体构成上，包括影响世界局势整体稳定与否的大国关系、与发展问题直接挂钩的“南北关系”、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四两拨千斤”的中小国家的作用等；在形态上，可以有敌对、同盟、伙伴关系等；在领域上，有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相互作用。可以说，国际关系具体而又复杂，如今仍处在变化与调整之中。
而“国际格局”是各种国际关系的分布状态，是被抽象出来的世界基本框架。在国际格局之下，上演着各类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既是国际格局下的“互动形态”，也是支撑国际格局的“基本素材”。
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并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苏美两强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全方位的互动和争霸，构成了当时世界的基本格局——“冷战”。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有过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其实基本的国际格局是从“一超多强”向“多极世界”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极世界”的说法有点模糊，对该词直观的判断是有多个力量均衡的行为主体存在，且都处于生长过程之中。
黄平：“多极世界”也可以说是“多极化”，是“冷战”结束后的基本国际格局。而所谓“多极化”格局，在我看来，主要是“三+3+3”格局。
其中的大“三”，是指美欧中处于三边互动、三足鼎立状态。美国虽然遭受恐怖袭击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底子厚，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仍然非常强；欧洲则得益于一些经济、政治、文化基础雄厚的国家在区域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和多年努力，“抱团取暖”的欧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区域性力量，虽然遭遇欧元区危机、英国“脱欧”、难民潮等挑战，但仍雄踞大“三”中的一员；中国的人口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未来势头最猛，虽然现在有所放缓，但仍保持中高速运行，越来越被公认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美欧这三者关系对世界格局变动的影响巨大，三者在大的国际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互相合作或妥协，是世界基本格局能否比较稳定的重要基础。
大“三”之外还有两个“3”。首先是俄罗斯、日本、印度。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有雄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及版图优势，在北极航道、北极资源上也具有先天优势，文化上自成一家。日本多年间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亚洲处于“领头羊”的地位长达四十年之久，一向具有非常强的进取心和危机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也令世人瞩目，近年来还不遗余力要实现所谓国家的“正常化”，也一直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其高生育率和班加罗尔的软件科技园显示了它是一个年轻化程度高、科技创新潜力大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既是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讨论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国的周边环境，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这三个国家和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是中东、非洲和拉美。有人简单认为中东乱、非洲穷、拉美远，这是不对的。确实，自“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显得更加混乱了，政府更迭、宗教和民族问题凸显，极端组织肆虐。非洲也确实一直面临着欠发展的困境，就拉美整个地区来看对美国态度摇摆不定，地理上也离我们很远。但这三个地区的发展、安全、外交，时时牵动着整个世界，也是国际格局变化中的重要“自变量”。
总之，今天谈国际格局，离不开这“三＋3+3”，甚至“三”可能变为中美俄，“3”也可能变成欧日印，最后的3个地区中的一些国家也完全可能越来越重要和关键。国际格局的变化，既取决于各自如何定位自己、如何与他人相处，也取决于发展与安全这一个铜板的两面如何互动。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多极格局作出的“三+3+3”注解，是对国际格局参与主体的“占位”描述。那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是什么？
黄平：目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可以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来概括。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都被看成是“黑天鹅”事件。而2017年，英国“脱欧”将开始谈判，美国的新总统将入驻白宫，究竟有何变化还要观望。法国大选是否会受到此番“黑天鹅”事件影响，再次引发欧洲“地震”，人们也不敢断言。
“不确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前面提到的“三+3+3”格局和演变带来的多极化。第二是全球化进程放慢或受阻（“逆全球化”）及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排列组合不断变化形成的复杂效应。第三是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传播等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陡然增加。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人们遵循“理性”对内政外交的基本判断，都难以预测或解释这些“不确定性”。说得重一些，世界的经济—政治整体显现出一副“失序”的样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失序”一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黄平：明白“秩序”的含义才能懂得什么是“失序”。首先，秩序要有切实可循的一系列原则、准则、制度，具有先设属性，是“过去完成时”。维持秩序的规则由前人制定，后参与者如果想融入，就必须遵循，如果抗拒那就成了“修正力量”，修正得好，秩序会更加完善；修正偏了或猛了，就可能导致“失序”。过去，“秩序”往往存在于国家内部，而“国际社会”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丛林法则”成了世界法则。为了避免类似世界大战这样的惨痛历史重演，“雅尔塔体系” 订立出一套秩序架构，“联合国体系”更是具有合法性的构建世界和平秩序的国际体系。“冷战”时期，因为两大阵营内部遵守的秩序各不相同，广大“中间地带”成了两大势力集团争夺的对象。今天，“冷战”虽已结束，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未按照联合国秩序重构，新秩序又尚未成型。如今，随着变化成为常态，风险与之相伴，危机也时时发生，世界层面的经济—政治“失序”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社会失范、制度失灵、安全失控、精英失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介绍了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但“失”是表象，其背后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
黄平：起码有四种“主义”加重了今天的“不确定性”。一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各国都纷纷向内看，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保护主义措施竞相出台，这是1990年代以来这一轮全球化所未见的。二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复苏现象往往与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联，其明显是属于政治保守主义的系谱，也是多年未见的。三是社会上的排外主义（也被称为“民粹主义”）。产生这种排外乃至仇外的社会心态，是面对恐袭一类事件的反应还是受到了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四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极端主义再加上宗教或部族势力将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四种“主义”相互交叉、重叠，更加重了“不确定性”。
新国际格局正在重组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全球化进程放慢或受阻是当前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可否详细解释？
黄平：全球化是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商品、资本、信息、服务和人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促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复杂的作用，导致了很多未能预期的结果。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既提供了很多过去无法想象的机遇，也展示了在现实和未来面前人们的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
当前，我们其实同时面临着“全球化放缓”、“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共同挑战。“全球化放缓”是指某些领域如贸易的跨国流动虽速度有所放缓，但仍还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主要是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各国为自保颁布的各类“保护主义”政策所致。而且，也不是所有领域都放缓了，例如人口跨境流动在增加。“逆全球化”是指客观发生的经济向内走、向内看，更多地在本国或本地区发生各类经济活动。“反全球化”则是社会政治意义上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抗。今天，“缓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三种现象都有，性质不同，结果当然是综合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众多的“不确定”中是否有着一条“确定”的主线？新的格局是否正在孕育中？
黄平：我上面提到的“三+3+3”格局是一个大体框架。世界不但多极，还多元，乃至多伙伴。这些个“多”，将会催生出何种新型关系并不很确定。但确定性有三：第一，国际关系在重建，各类同盟—伙伴关系正在重组，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格局在重构；第二，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愿景很明确：通过共建、共享、共赢，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公正的世界。第三，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西方继续主导、支配、称霸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
具体说来，国际关系重建是指行为体和对象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状态已发生很大变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达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国际关系的对象或要面对的问题看，不仅有传统安全，还有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者”也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同盟—伙伴关系在重组，“冷战”时期的许多同盟关系，要么已经不再，要么名存实亡，而大量新的伙伴关系、战略关系、互惠关系正在各地出现。国际规则在重写，“自然状态”下遵循的“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胜者通吃”等规则日益受到质疑或已经过时，求和平、求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潮流。国际格局在重构，欧盟、东盟、非盟，金砖国家，南南合作，G20，大量的新区域合作、区域组织、非西方集团出现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在这些重建、重组、重写、重构背景下，目前还缺乏一个既为各国广泛认可又能保证和平、繁荣、安全和公平的世界秩序。我们不能排除世界会经历一个“无序”或“失序”的时期。
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未来的新国际格局中应如何定位自身？
黄平：当前，中国无论是发展速度、发展势头还是发展规模都位居世界前列，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均处在上升期。当然，中国也很清醒，始终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首先应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埋头苦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国家安全为底线，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好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处理好住房、交通、环境、生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未来格局，中国应当如何处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黄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明确地倡导构建以互利合作、共享共赢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但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不是一厢情愿。对我们来说，要一方面坚持互利合作共赢，心怀“最好诉求”，同时也要做两手准备，做“最坏打算”。发展经济、建设国防，自己内部强大了，未来应对不确定风险挑战的能力和实力就越强，也会越自信。
在国际关系上，我们一直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国家间的分歧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留待后人解决。大国之间要互相尊重，不走冲突、对抗的老路、死路。对待周边国家我们主张睦邻友邻惠邻，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发展观。未来的国际格局不应当再受“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支配，而要逐步建立在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最后是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未来新型国际格局的形成，将会经历一个“长时段”的磨合，而且，这个时间段很可能正好与我们的“两个一百年”奋斗历程相重合。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就是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