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光明网前天发表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文章，分析中国社会左右之争产生的原因，其中包括中共亟待突破的一系列理论瓶颈，令人耳目一新。
左右之争贯穿于中共各个时期，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停的迹象。近期以来，在一些“拥毛（毛泽东）派”网民的举报围攻下，一些发表过反对毛泽东言论的体制内人士受到所在单位查处。同时，“拥毛派”与“拥邓（邓小平）派”也在互联网上“互撕”，左右之争似有卷土重来之势。
尽管左派和右派都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但左右之争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正如公方彬的文章所说，左右争论已经由理论界转到社会公众阶层，甚至加入了暴戾成分，“任其发展下去，‘批判的武器’注定演变为‘武器的批判’”。
文章认为，左右之争与中国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但真正导致左右之争热度不降反升的原因，在于一系列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横亘在中共前面，迟迟未获解决，中共无法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政治上总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文章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六大理论瓶颈问题：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还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定律是什么？中共执政为了谁和依靠谁？要不要继续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强“特色”弱“共性”的理论能不能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要解决上述理论难题，中共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政治上自我超越。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政治改革不到位，都源于政治上没有超越自我；二是利益上厘清关系。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否则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但党的成员有利益，不管职务有多高，都不可能超脱利益。
文章还建议，中共应该尽快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确立起来，特别是指引中国大国道路的“开创文明”的政治观或政治路线确立起来。这个要害问题解决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治观和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政治观，将不再成为左右之争的核心问题，而是生成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同时，中共要为理论工作者放飞思想提供适宜环境和制度保证，避免让创新理论者在创新道路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文章说：“我们的管理者一定要清楚一个逻辑，没有理论上的强大就没有党的强大，而理论上的强大除了党的大胆实践，最高领导人的理论指引，很重要的是理论界或知识界大胆探索创新。”
应该说，无论观点对错，在眼下的言论环境中，公方彬的见识和胆识都值得钦佩。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等许多传统理论教条，但在理论创新，尤其是能够引领时代发展并得到公众认同的理论创新方面仍十分欠缺，这不仅难以消除左右之争，更让中共不得不经常面对意识形态窘境，同时也是制约中国“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然，意识形态在中国一向是高度复杂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要突破某些理论的束缚并非易事，弄不好可能引发政治争论和矛盾。但惟其如此，才需要执政者拿出更大的胆识和智慧，即使时机尚不成熟，至少不能给公众留下“走回头路”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