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后的5到10年都有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方向在7月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保税区的升级版发展为国家战略，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方案。
于9月的最后一天开放的上海自贸区，给了人们无限的想像空间，其中特别引发关注的无疑是金融领域蕴含的“自由的气息”。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自由化被给予“厚望”，然而政府似乎最终采用了更稳健的路线。虽然，目前看来上海自贸区的开放程度并没有人们期待得那么高，但正如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龙所说：“中国下一轮增长的种子已经被埋下了，至于它发展得有多快是另一件事情。”
在陈教授看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是没有准备好的，中国的监管机构也是没有准备好的。“我认为推动过程中，不应该是为了让人民币国际化、自由化而去推动，它应该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
陈龙教授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奥林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tenure）荣誉。回国后任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校友事务副院长和资产定价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被选为北京五星金融论坛主席，该论坛是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长江商学院在内的最高金融学术交流论坛。
根据陈龙教授观察，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后的5－10年，都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这其实是一种大概率事件。”陈教授说。因此，在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的当下，更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来完成变革。比如利率市场化要先在自贸区内的几个大型银行内实现，其形成的利率水平可以作为市场指导，逐渐扩展至全国。而汇率的变化，也不能立即完全放开，而是采用先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到最后完全自由的状态。
《财经》：最近看有一些分析是认为目前的上海自贸区条款还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比如说，像人民币的利率自由化，或者是可自由兑换都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您认为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为什么？
陈龙：首先，人民币的“自由化”应该尝试，但是不应该推得很快。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都没有准备好，它们的竞争力还很弱。
比如，最简单的案例是今年6月的钱荒。银行间拆借的利率短时间内从3-5%，调高到一日内28%、30%这样的水平，这是不可思议的恐慌水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金融机构的短融长投。这跟雷曼兄弟死掉的机制是一样的。金融机构风险最大的就是高杠杆，其次是短融长投。而短融长投最怕的就是流动性的打击，6月钱荒就是这样。
导致钱荒的流动性危机的原因，大家都已有分析过，它是外贸方面发现的“假出口”以及银行账款、理财产品等到期等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通过钱荒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机构是有很大风险的，还没有准备好。有好多灰色的影子银行，是与美国的金融危机很相似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中国政府作为债权人，告诉美国债务要还，但是中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展期，其实就是违约！去年，中国的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都出现展期，实际上就等于是大面积的违约，这是一种常态。
这种大面积的债务违约，一方面说明，地方财政存在金融风险，同时也说明，银行在借钱的时候，明知道要展期，也不借的时间再长一点，可见非市场化的行为是很浓重的。而对于这一点，很多银行并没有真正清醒的认识。
那么，如果此时把利率自由化，很快大家在正常的、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经营，贷款利率势必下降，而存款利率上升，银行不一定活得下来了！
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后的5到10年时间都会有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这几乎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西方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都尚且如此，那么中国也免不了。其实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比如温州、鄂尔多斯，其产生机制完全是一样的。钱“跑”掉后，城市一下子就像是搁浅的鱼一样。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推进自由化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推的很快。此外还要看到，除了中国的金融机构是没有准备好的，中国的监管机构也是没有准备好的。我不知道央行是否了解中国的金融机构的表内表外业务到底是有多少风险，大面积的地方借债违约，银行的债务展期……。我认为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所以推的很快不是件好事儿。
《财经》：那么什么样的推动速度会比较好，比如未来1到3年，还是3到5年？
陈龙：我认为推动过程中，不应该是为了让人民币国际化、自由化而去推动，它应该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其速度首先取决于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能够在一种自由的环境里面学会生存。否则，国际化就是自绝门路。
因此，不应该定一个时间表，而只能去演进。比如说利率，在贸易区内，利率自由化在有限多的金融机构里做实验，看看放开存款利率后，一些大型银行形成的利率水平，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性利率，再去推向全国。人民币汇率应该是扩大其每日的上下波幅……
在两年之内，做到这些就比较好了。在这个过程中，观察金融机构的准备程度。时间太短一定是一个灾难。但是要多慢？取决于这个金融机构的准备的程度。
《财经》：对于上海自贸区及中国的金融改革，您如何看待其现状和未来？
陈龙：自贸区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思路非常清晰，政府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从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人们一直有很多的疑问——中国经济要转型，李克强总理也一直提到体制改革的恒力，但是如何改，存在很多问号，而且大家都觉得有很多利益集团在其中，这件事很难做好。
由于有这些问号，大家投资也比较小心。微信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个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而今年7月之前，自贸区刚刚推出时，其定位是保税区域的升级版，中国有n个保税区，上海只不过是将港口、航运、贸易、税收这些方面的条件实现更宽松的提升，所以只是一个保税区的升级。
不过7月之后，人们看到自贸区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上海）”，说明这是一个国家战略，而且在整个自贸区的提案里，这一点也都有体现。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点。
第二个关键词是试验。自贸区被称为试验区，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它要在区域里面做各种试验，而且三年以后希望在全国推广，具备可复制性。
这几个关键词把地方的保税区升级成国家战略。除了港口、航运等领域是原来7月已经有的方面，还有几个新增加的领域。第一，是投资环境。投资转入方面有几个关键要素，一是准入权的国民待遇。另外一个要素是负面清单。这两点加起来，说明自贸区要打造一个跟国际接轨的投资环境。
第二，政府职能基本上是从原来的审批制，变为备案制，从一个事先的审批发审，到事后的追踪管理。这是政府职能完全改变，在这个区内政府也是叫“一口”，即“一口审”，没有那么多的“婆婆”了。
第三，是金融环境的变革。一是利率自由化，二是推动货币的自由化，甚至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打造一个更深化的金融体系。
这三方面都是很大的进步，相当于把中国变革成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惯例、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包括政府职能也在其中。而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没有将很多“维稳”、“各个部委协调”等作为障碍。
《财经》：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在7月的结点上出台这样的新动向？有哪些证据可以向投资者证明政府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陈龙：有意思的是，在7月前中国跟美国就投资环境、投资准入的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要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列为谈判内容，中国从之前的不愿意这么做，开始转变愿意就此谈判。
这是因为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即WTO以后，全世界多边贸易的谈判不是很顺利，很多经济体比较流行贸易圈子的谈判,比如几个环太平洋的伙伴组织等。
而这些新经济体的谈判有一些要求,并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环境不达标,比如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职能,即国有资产的限制等,再比如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所有这些条件,各经济体会找一些他们认为比较类似的国家,以成为一个圈子,这样其流通会更自由。而中国现在想进却进不去,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的压力之下,国内本来也需要改革原来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两者结合起来,正好在这一结点上遇到了上海自贸区。
所以过去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方案,7月份刚刚宣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保税区,但到8、9月份就升温了。
虽然目前来看，自贸区似乎没有很多“突破”，这是一个平衡的结果。上海自贸区的条件太好了，各种资源都“跑”到那里去了，会有一些隐患，中国很多区域像天津、深圳，需要有平衡。
另外，对审批权的变革对国内很多部委也会产生影响，它摇动很多人的奶酪。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下一轮增长的种子已经被埋下了，至于它发展得有多快是另一件事情。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有两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政府知不知道它要做什么，第二个是它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目前来看，至少政府知道要做什么，这是让人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