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力崛起，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引发中外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当人们谈论起中国高层政治时，它则更像一个神秘的 “黑匣子”。如今走在历史重要关口的中国，其内政外交，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都与这个“黑匣子”息息相关。
究竟中国高层政治内部是怎样的机构并如何运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所著的新书“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重新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系》）在最近出版，为此揭开了部分神秘面纱。这本学术著作，不仅详细阐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体系和内部变化，还在多年对中国人事观察和统计的基础上，得出了对当下中国政治和中共19大可能的布局的独到见解。
为了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研究和观点，FT中文网在最近对李成进行了独家专访。
被误解的中国集体领导体系
FT中文网：你的新书书名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重新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系》，为什么要现在对中国的集体领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
李成：对于邓小平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中共集体领导制度，西方学界从一开始就有很多评判和怀疑，有时候是非常情绪化和主观的：以前当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谈集体领导时，不少西方观察家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所谓的集体领导在不少人看来是低效或无效的同名词。而现在，当习近平收权之后，他们则开始讲中国的集体领导的种种好处。
最近3-4年习在权力上的强势集中，有时会给外界一种误判，认为中国领导层的权力被掌握在一人手中。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另一方面也来自外界对中国政治标签化和单一化的审视。这些误判与我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和观察并不相符，而这些误判又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和对于中国前景的评估，也会影响各国对华关系的走向，所以澄清这些是很有必要的。
FT中文网：外界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度很高，有着很多讨论。但是你却说很多是误读和偏见，这些误读和偏见是指什么？
李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对中共精英政治有很多误读和偏见。一种观点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不少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静态的、固步自封的、铁板一块的集权统治；而另一种观点，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内，部分人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完善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个制度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很大的偏颇：前者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活力和多元化趋势；后者则忽视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及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和改革的事实。
FT中文网：你所研究的中国集体领导体系现在是什么样子？
李成：中国高层政治并不是部分人所描述的那样铁板一块，绝对集权；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如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那么让世人瞩目，但并不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它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进行着一定节奏的发展和演变；在中国各项发展都走到重要关口的现阶段，中国政治的当下和未来，值得人们细致解剖和深入探究，更值得人们去期待。
我的书中对这部分的内容有着详细的阐述，在当今中国政坛，以两个阵营为划分，双方势力在复杂的人事构成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又相互分享权力，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赢者通吃或对权力进行绝对性的独揽。
尽管中国政治透明度欠缺，但是任何政治生态对派系或阵营的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连毛泽东都讲过：任何地方都有派系。而在任何一个稳定、健全的政治制度中离不开权力和派系的制衡。从一定程度上，党内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会为中共领导层保持弹性、提供平衡，也会更适应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变化的情况。
目前情况实则反应了一种中国政治上的成熟，因为我们也能在其他民主国家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这就有些像是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情况，亦或是在民主党内部，之前同为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奥巴马8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后，也会将之前竞争对手希拉里拉近自己的政治团队，出任国务卿一职。
FT中文网：通过多年的人事观察和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你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李成：我认为，中国政治是在寻求区别上述两点中外偏见之外的第三条路径：中国不会成为与西方完全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是中国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二三十年或者正在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它在进行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式的探索和试验，寻找中国自己的制度化乃至民主化路径。而这种探索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两个国家的民主模式也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的新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做了很多详细的梳理、阐述及其分析。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变化，远远超过很多西方人士的想像。
李成：例如，在一党制的国家，权力的更替和转移是一件非常关键而困难的问题。而当我们回头看看过去30多年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治精英的组成，尤其在换代以及政治精英所受教育学科背景两个方面，都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过度和转换，而且这个转换，不仅是各为一次，而是各为两次。
第一次转换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从身份为农民、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长征的一代，或者说，老一代革命家，转型成技术官僚；第二次是在最近几年，从技术官僚到更多元化的精英的组合，经济管理学者、企业家、法学界人士等都融入到中国政治精英的圈子中——这是中国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这两次精英组成的转换，也伴随着两次中国最高领导层代际的和平转移：第一次是江泽民到胡锦涛，第二次是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尽管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认为有问题和波折并不奇怪，但不能轻易忽视或者低估两次和平权力接班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再比如，从统计数据来看，从1987年十三大以来至今将近30年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改选，有很大幅度的精英变化和流动，平均每届有62%的新人加入，而接下来的19大，还会有更高比例（我估计约70%）的人事变动，这么大范围、快速度的精英替换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这本身是一种政治制度化且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表现。
另外，中国政治同时不断在寻求新的制度化机制、政策规范去改善它的不足。这也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在如此剧变的情况下，中共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它一党执政的掌控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外界的分析人士往往过于悲观，实际上有些制度化的机制已趋于稳定，而且中共党内民主化的尝试并未停止。例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无论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还是习近平时代，每一代新的领导人，都是在弥补和改进他的前任所出现的问题，或中国政治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习掌权后的大规模高层次的反腐和军队改革。这些本身也说明，这个制度在不断改进。
只是它不是外界一些人所希望的立竿见影的变革，而是它在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优化其制度运作；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可控并且相对安全的改革。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挑战，就像基辛格博士所说的：中国的很多关键性问题，其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产生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是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活力所在。
习时代的治国：矛盾与智慧并存
FT中文网：在你的观察和研究中，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有哪些特点？
李成：在习近平时代的这几年中，中国政治有很多变化。首先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层的权力聚拢，习现在已经有党政军和诸多领导小组掌门人共12个头衔；前不久的中共的六中全会也确立了“习核心”。
但从“习核心”来讲，这并没有什么太值得去感到诧异的，江泽民时代也有“江核心”，胡锦涛时代也有“胡班长”。这虽然进一步证实了习的权力不小，但是如果仔细看六中全会的公报，也会发现，中共并没有放弃邓小平所开创的集体领导制度，比如说，六中全会的公报在这方面是很平衡的，一方面强调了“习核心”，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党内机制对权力的制衡，不能搞吹捧领导人，禁止个人崇拜。
所以整体上，在我看来：从中国领导层运作本身来看，中国最高领导层曾一度存在着权力碎片化以致一些重要决定或政策不能有效推行的现象。薄熙来和周永康在地方和中央部门各立山头，胁持中央。军队一些将领公开不服胡温的命令。而习上台后的收权，可以说是一种对之前这一状况的改进或拨乱反正，习需要集中很多权力去进行并实现很多改革。
在最近3-4年间，习的改革对中国政治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薄熙来和周永康行为的妥善处理；二是进行强有力的反腐运动，这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腐运动，截止2016年中，有160位副省部级官员、24位十八届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以及1位纪检委委员被调查或撤职；三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提出了“奋发有为”口号，相比之前多年的“韬光养晦”，变得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上，更加积极；四是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五是对军队的结构性整改。
FT中文网：之前人们对于习时代“先集权再改革”的说法也有着一些讨论。但是现实中，当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集权的一面，而鲜有改革的一面时，这种讨论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成：确实目前宣传部门对媒体和NGO的控制很严。在现实层面上，习的收权会产生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是这样的权力集中是暂时的还是持久性的？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是暂时的，集中权力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一些紧迫的艰难问题。
暂时的原因还在于从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角度看，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地方分布等因素都是制度性的，这些制度性的运作表明，很多权力都是在被约束当中，就我的人事观察来看，很多人事调动都有不同的节奏或分享，这就说明权力都是有限制的，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制衡而变化当中的。
反过来，如果习是集权独裁的，那么他得做三件事，第一，重新定义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只保留毛、邓、习，但是现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还是用了毛、邓、江、胡、习五代领导人的定义；第二，改变党章中对于中国领导人任期制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的规定；第三，在意识形态中，完全排除集体领导。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都没有发生。
而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旦习的权力巩固、得到了他想要的政治资源之后，这些政治资源用在哪里？目前习的治国纲领也通过一些公告表现出来，比如“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是经济、两个是政治。这说明他需要两边都得去完善。
在政治方面，我期待着，以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在其权力巩固之后，会继续思考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寻找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化发展模式。比如说党内的差额选举要否继续扩大的问题；还有现在因为反腐和年龄限制等因素，在接下来的19大中会有很大的人事变动，据我的统计，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可能会高达70%的人事变动，新进的人选中，相信会有很多是与习主席的理念相接近的，或者本来就是其部下，那么为什么不由此让19大中央委员来选出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这一点如果实现的话，会是中国政治非常大的进步。各项改革都有轻重缓急，我也期待着，明年的19大会有一些新的惊喜。
FT中文网：一些国际媒体或西方社会，对目前习时代的治国也有很多批评，比如说这几年对于媒体界的管控，对于法律界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打压等等，一些人对此看到的是悲观的一面。你对此看到的是什么？
李成：确实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悲观，其中一些批评我也同意。但我觉得这需要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去看，首先，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习的认识是有很大不同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批判，而民众对习更多的是支持。这个方面的反差，在美国也是一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最好的例证，只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其中的原因也不同。
另外，如果仔细研究习的治国理念，会发现，现在面对中国国内外如此多的棘手和复杂问题，习在中国内政外交上会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其矛盾性。
比如，在经济改革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主张放开私营经济，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但同时，他又继续强调中国国企的旗舰作用，对外国企业尤其是IT企业设置了很多限制和门槛，这些被西方认为会损害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活力。
在政治治理上，他一方面依赖并加强媒体监督、采取政治上保守的治理方法，这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反智主义；而另一方面他又呼吁推动中国智库建设，并将发展智库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习近平的经济团队也有着诸多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金融技术专家，他还敦促更多地提拔“海归”，发挥智库的“旋转门”作用。
对外关系上，习近平频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巩固中俄关系，但在涉及中美关系时，他多次强调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一方面提出“亚洲人治理的亚洲”的同时，他也表示“太平洋足够广阔可容纳中国和美国”。
我觉得这些内外政策方面看似的矛盾性更多是源于他的复杂性，同时这也可能是他智慧的表现，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他获得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避免单一、狭隘的政策取向。这种外界看起来暧昧不清的矛盾性，本身对习是有利的，不管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对其不可捉摸。这也使其未来政治和政策的变化有更多回旋的余地。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建设？现在一些人是看到经济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建设，在纸面上和现实中的落差，你仍然对此是乐观的吗？
李成：我的判断是假以时日，这些改革的现实性成效会慢慢凸显出来。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结构性调整，这是它放缓的主要原因。调整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发展优势在减少，同时，以破坏环境作为经济发展代价的现实在凸显。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而对现在的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太悲观，要不然如何解释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已经拥有着全球最大的旅游业群体，而且中国已经有令世界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对科技相当重视，等等。虽然不可能期望，中国未来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诸多潜力仍然是可以挖掘的。
要继续释放这些潜力，在经济方面，中国就应该继续对外开放国内市场，而且需要调整“国进民退”的现状，激发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活力。从行动上去进行市场化改革。
而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从逻辑上怎么可能在政治上一成不变或是越来越走向封闭？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现在的一些做法只是暂时的。
FT中文网：中国政治在当下走到一个重要关口，很多人对中国未来有着很多版本的预估，你的预估是什么？
李成：对于中国政治的未来，它不会是一个直线形的发展，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对于西方个别人士提出的“中国崩溃论”，可能性是很小的，中共能成功地清除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就反应出中国政治体制的韧性和修复能力；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上改革开放，而政治方面我行我素、固步自封的所谓中国发展模式，不管在实证上还是逻辑上都是错误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变化可以有时间差，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是迟早会互动的。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会影响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制度化发展。第一是习的主导性角色和政治制度化限制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不应该是一个在有效的独裁者和无效的集体领导之间的选择。同样的，人们不应该误以为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的领导人就是独裁者。尽管中共有自身的局限，但是它的制度性的规则和规范，如中央委员退休年龄限制、任期制、各省席位平均分布、以及党内民主的实验如差额选举，也许会逐渐克服权力制衡上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而不是走向和集体领导相反的路径。
领导层不同精英集团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尤其是习所面对的艰难的政治选择和其拥有的政治智慧及政治资源，很可能会让即将到来的19大换届产生一定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也许会为中国式民主铺路搭桥。
第二个因素来源于中国社会的活力。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来自法律界和民众的要求，都会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推动力来自中国下层，并与上层的制度化建设相呼应。
对于中共即将召开的19大和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尽管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仍保持着相对乐观的态度。从广阔的视野来看，当今的中国政治体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因循守旧和颠覆性巨变都不是出路。渐进的、制度化的不断变革才是中国应该寻求的第三种政治发展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