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阶层结构影响的探讨
过去几十年人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升级。尽管先发工业国家曾以生命为代价呼吁后发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对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等采取预防和控制性措施，但发展中国家却如同宿命一般地在重蹈覆辙。随着对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巨大消费和机动车辆等的迅猛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大楼的成数量级拔地而起，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以及伴随而来的集中生产与集中消费等，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开始成为人们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近年频发的雾霾天气，学界普遍认为其成因主要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和建筑扬尘、土壤尘及道路扬尘。雾霾将如何使社会经济和人体健康受损，已受到学术界关注，但雾霾将如何影响到人口的迁移与流动，迄今尚未得到理论界足够的关注与研究。现有的迁移理论，长期以来也多聚焦于迁移对环境的影响，而对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到人口迁移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干旱、洪涝等自然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较少关注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对人口迁移产生的影响。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无人能幸免，但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雾霾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在此情况下，择良木而栖的人们将如何用脚投票，进而将如何影响到社会的阶层结构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值得研究与讨论，同时也是本文的关注点。
雾霾的分布存在着国际空间上的差异。由于雾霾与“有机经济”转向“无机矿物能源经济”的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工业革命的先后，也反映为空气污染在历史上的先后，如20世纪中叶洛杉矶和伦敦的空气污染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不同。
当前整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较好，而印度、中国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基于2001-2006年间的年度平均测量数据，中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中，只有24个地市的PM2.5浓度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而165个地市的PM2.5浓度都超标。这种浓度和覆盖面还在持续增长。2000-2010年，中国PM2.5浓度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8倍多。到2010年，中国27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空都受到雾霾笼罩，这一覆盖面比2000年增加了15%，而这28%的土地上的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大约72%的中国人的健康都受到雾霾的侵袭，而2000年时受影响的中国人口占比为42%。更详细的数据表明，PM2.5也要对死亡率的增长负责，2012年与PM2.5相关的疾病如冠心病、肺癌、中风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比2004年增长了50%。
PM2.5的分布和浓度变化不仅同一时期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明显，在中国内部的地理空间上也存在明显的分异。尽管中国的雾霾整体上变得更加严重，但与2004年相比，2012年的海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上海、湖南、江西和浙江10个省级行政区的空气污染有轻微的缓解，这可能得益于这些地区的充足降水和森林植被对悬浮颗粒的降解作用，也得益于冬季的无供暖和沿海的海风吹拂。同时，北京-天津城市群、河南和山东是受雾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愈发严重的地区；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地区、武汉-长株潭地区和长三角城市群也受到雾霾的严重影响。
雾霾在国际和国内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也就使得人口迁移具备了条件，迫使部分人在生活与工作地域上重新作出必要的选择成为可能。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的空气污染不仅促使部分国际人才离开北京，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很多公司招募国际人才的难度。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出空气污染对人口迁出的推动作用，也能看到空气污染对人口迁入的抑制作用。因雾霾而导致的人口迁移是否发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与雾霾的危害程度、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迁移能力等息息相关：其一，雾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究竟有多大，在多长时间内显现出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其二，人口迁移成本的承受能力与对新迁入地的适应能力；其三，可供选择的可能迁入地的数量与接纳能力等；其四，从国际经验来看，雾霾的治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对人类忍耐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雾霾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必然会对迁入地与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影响。
社会阶层相关理论很少关注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而对于人口迁移频发的地区，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
以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机会、较高的薪酬、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医疗条件、较高的生活水平、较适宜的气候环境等，即人口迁移的拉力；另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如自然资源枯竭、就业不足、较低的薪酬、恶劣的生态环境等，即人口迁移的推力。在人口迁出地和人口迁入地分别存在着不同的拉力和推力，一般而言，迁出地“推”的力量大于“拉”的力量，而迁入地“拉”的力量大于“推”的力量。
人口之所以转移，主要是这四种力量合力产生的结果。然而，不同阶层对何谓推力、何谓拉力的认知是不完全相同的，对推力和拉力大小的感知，以及对推力和拉力的掌控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雾霾驱使下的人口迁移将表现出极大的阶层差异。
对于雾霾，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多不得不选择忍受，毕竟中国的雾霾严重之地往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与就业机会较多的地方，忍受意味着工作机会和生存所需的薪资。当然，也有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表现出的雾霾不适感低于平均水平，这并非表示没有受到雾霾的影响，而更可能是受到影响而不自知。一方面，因为他们多忙于生计，而对自身身体变化和环境变化关注不多；另一方面，他们原本的生活环境就相对恶劣，因此不能明显感觉到环境的变化梯度。
但对富裕人群而言，雾霾越来越成为难以承受之重，成为促使其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收入水平不同，对空气污染的容忍程度也不同。财产安全、环境污染、子女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净值家庭移居海外的前三大主因。高收入人群因空气质量差而选择离开的比例远远高于低收入人群。
而已身居雾霾严重地区的中间阶层将进退维谷，面临极大的心理拉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们，在是否会因空气污染而考虑迁出的问题上，也存在显著不同的态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能忍受空气质量差，越想离开。这种差异既与对空气污染的认知有关，也与生存能力与迁移能力等有关。
02雾霾与迁移黑洞的终结：以北京为例
如前所述，北京位列中国受雾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事实上，在中国的城市中，北京的雾霾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公众关注度却是最高的。在此，笔者试图以北京为例，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迁移选择展开进一步分析。
作为首都的北京，有其特殊地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等全能型中心，历来具有巨大的人口拉力。而雾霾的出现与日趋严重，和不断高涨的房价一起，成为北京人口膨胀与城市扩张的阻碍力量，北京将因此而不再是一个人口迁移的黑洞，而开始出现双向流动，既有涌入北京的，也有“逃离”北京的。当然，即便雾霾日趋严重，房价再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涌入北京的还是远远多于流出北京的。于是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北京人口与城市的持续膨胀仍是不可避免的。
让人无法离开北京的原因，有人进行过诗意般的总结，北京“有完美的机会，完美的人文历史，完美的人际关系，亲疏恰好，现代又古典”，不仅见证了很多新北京人的成长，也塑造了很多新北京人。对于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来说，离开北京更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的朋友圈和生活圈，放弃自己多年的工作或事业，甚至放弃与父母等亲人的守望和团聚。而即便没有出生、成长与工作在北京，北京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可能不只是熟悉和情怀，更在于机会和资源。林立的跨国公司总部、研发机构、机关单位、大型企业，以及丰沛的教育、医疗与文化资源等，都是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
然而，当雾霾从小频率的突发天气，变成持续时间长、浓度大的高频天气时，生活在北京的部分人开始考虑“逃离”，至少在雾霾严重的日子里多数人的脑海中可能都闪现过“逃离”的念头。这种“逃离”不同于媒体一再渲染的因高房价等生活压力所迫而“逃离北上广”（事实上更多是进军“北上广”），更是一种“被逼无奈”下的主动选择，尤其只是有迁移能力者的选择。尽管北京的优势有千千万万，空气污染不过一条，但这一条关系到人们最基本的生命活动。而当健康的呼吸有可能都已经成为奢侈品，不少人开始考虑短时期地甚至是长时期地移居他乡，即便这对于部分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对中国传统的父母来说，即便自己能用生命去奋斗，也不会愿意拿孩子的健康做赌注。如果说人们以往考虑移民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孩子的教育，那么现在考虑移民的主要动力之一便是孩子的健康。
推力和拉力这两股力量对比，孰强孰弱？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生活状态的各社会阶层的人而言，其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对刚刚起步的年轻人而言，相对于就业与发展机会而言，雾霾或许是次要的。但对那些尚未毕业或正在选择城市的年轻人来说，雾霾也许就成为迁入的阻碍因素，他们更可能在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生活质量之间作出权衡。而对事业有成、家底殷实的年长者而言，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则是最重要的，对雾霾的忍受度也是最低的，雾霾可能加速这部分人群的流出。而对那些已在北京生活数年，虽无法实现财务自由，但也讲究生活质量的中间人群来说，坚守不易，离开也难。离开意味着放弃经营数年的事业和熟悉的生活圈，而坚守又意味着对雾霾的忍受和对家人健康的担忧。
虽然北京居民对雾霾之于健康、心理和生活影响有着普遍的感知，在雾霾发生时外出旅游的情况，如“避霾游”、“洗肺游”等也日渐增多，但人们对雾霾的感知有着明显的群体差异，而且雾霾的危害总体上还没有被人们所足够认识，甚至不少人天真地以为对雾霾也需要适应，习惯了身体自然也会产生抗体。基于福州的问卷调查数据也表明，人们对雾霾的认知程度整体上不高，对雾霾应对方式的认知如外出戴口罩、安装空气净化器等很弱。
因此，当雾霾的后果逐渐显现，北京的迁入拉力可能会逐渐减小，而迁出推力会逐渐增加，人们的迁入可能会逐渐减速，“逃离”会逐渐加速。而“逃离”总是从零星开始，然后会像病毒一样蔓延与扩散开来。情况如若如此，北京必须谨防因躲避空气污染、人口由大量迁入时的繁盛到大量迁出后的衰落之情境。当然，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的雾霾如若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愈演愈烈，北京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将会逐渐减弱。
03社会阶层重构：社会阶层重心下移
如前所述，迁移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人口外迁可能更多发生在中上社会阶层人士之间。有迁移能力的往往是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较多社会资源和较雄厚财力的人群，而难以或者无法迁移的往往是相对贫困且没有足够社会网络支持的人群。这不仅是因为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雾霾的感知更加强烈，还因为这些人群具有更强的迁移能力与适应能力。与此同时，因环境污染还会导致一部分原本想迁入的中上社会阶层人群望而却步。如果环境污染与高房价叠加，会使得北京对外地年轻学子不断上升的吸引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因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人口迁移，也将使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严重的空气污染不仅会使雾霾严重地区面临着高素质人口的外流，还会阻碍高素质人口的流入。另一方面，因为资源的大量集聚，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而在经济不景气之时依然会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向往之地。两种力量同时牵拉，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重心上移受阻甚至整体下沉。
虽然从目前情况来看，与高素质人口的流入相比，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从人口黑洞到零星外流，实际上已经呈现一个质的改变。如前所述，尤其当流出一旦由零星扩散开来，如果伴随着大量中上阶层群体的外迁，势必使得雾霾严重地区内部的社会阶层结构重心上移受阻，甚至出现整体不断下沉的倾向。
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到人口的流入和流出，而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的变化，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北方的寒冷气候、较为严重的大气污染与浓厚的计划经济残留（东北最为典型），都促使人口东南飞。就此而言，东北振兴之路漫漫，任务极其艰巨。而在内生性人口红利不断消减的时代背景下，人口迁移将使得中国的经济版图发生重要变化。生产力逐渐南迁，特别是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和青壮年的迁入，将使东南沿海地区在更长时间内享受到更多的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源红利，并缓解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促进迁入地经济的增长。人口迁入特别是富裕人群的迁入也将带来资源的流入，促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医疗、文化、教育事业更快发展、更加繁荣。与此同时，北方城市将不仅仅面临人口流出的问题，还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部分北方城市甚至将出现空心化，失业与贫困成为越来越多北方城市的景观，最终可能难以摆脱底特律式的宿命。就人口迁移与房地产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现如今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牛气冲天，但长期看，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前景可能远不如上海与深圳。
2016年地方两会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纷纷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4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的控制目标。而北京目前的常住人口已达到2200万人。那么，北京通过什么方式对人口进行控制？初衷当然是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调整，适当疏散一些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结构的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特大城市以往的人口控制目标从未实现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控制不力，而在于人口控制缺少资源配置与产业政策调整的配合，自利本性驱使下的大城市不愿意放弃所有好处与特权，却天真地想摒弃所有的弊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其结果就是人口控制目标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如此，基于地方政府的集体自私本性，大城市的人口调控与资源配置等必须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否则很难成功。
那么，日益严重的雾霾能否成为北京人口控制的利器？严重的雾霾降低了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引力，并加大了对本地人的推力，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能更有利于其人口的数量控制；但没有足够迁移能力的人会有多少下定决心离开，尚不得而知。毕竟人是健忘的。如果说伦敦的毒雾事件从时间与空间上距离我们均比较遥远，所以无法让国人铭记是正常的。但今天的蓝天依然会让人忘记昨日的雾霾，人们通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当雾霾严重时，人们脑海中想必多闪现过各种“逃离”的念头，也曾想尽个人努力少开私家车、少用暖气，对自然也多了几分敬畏，只希望能有所缓解。但当雾霾散去，又开始欢呼，微信朋友圈又开始被蓝天照片刷屏，就好像雾霾自此将不再重来。空气污染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不同，其爆发和影响都是渐进的，甚至时好时坏；人们不仅有足够的时间作出是否迁移的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也很容易受到时好时坏的天气情况的影响。
应该高度引起注意的是，雾霾将迫使部分中上社会阶层人士的流出与望而却步，因而不利于北京人口结构的改善。更有甚者，在经济不景气之时，北京更可能成为中低收入人群的向往之地，因为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需要就业机会的人们依然可能涌向北京。
如果人们选择逃离雾霾，那么究竟又能去哪里？这就不仅关乎雾霾城市对人口迁出的推力，还涉及其他城市是否对迁入者有足够的拉力与接纳能力。中国的众多城市，除了上海、深圳等少数几个城市外，与北京相比，其他城市要么机会和资源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要么也受到雾霾的严重影响。因此，虽然中国的国土辽阔，城市众多，但真正资源丰沛、机会众多、又适宜居住的城市其实并不多。在此背景下，有条件的人士多会考虑迁居国外；处于拉扯状态的中间阶层和对雾霾感知强烈的年轻人，可能选择去提供较多机会的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退休者可能选择去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海南等地。从北京流出的人口不可能去那些机会较少或者环境同样恶劣的地区。由此可见，河北等地想吸引北京人去生活与居住相当困难，还得采取其他的举措。
04对城市认识的修偏与雾霾治理
回顾以往，我们至少发现中国城市建设有如下两大特点：一是居住、生活与工作区域的功能分区愈演愈烈；二是受田园城市等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城市的人口密度较低甚至很低。其结果一是长距离的通勤，为城市病埋下了祸根；二是人口分散居住与在更大范围内的分散污染，更不利于污染的整治，环境污染整治的规模效应难以发挥。因此，在笔者看来，当前一是要彻底改变城市建设规划思路，摒弃以往居住、生活与工作的功能分区规划，使之交叉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居住、生活与工作相邻成为可能；二是适度放宽北京等特大城市对建筑密度的某些限制，多建设一些高层、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建筑，大大提高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密度，例如把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由现在的不足2万人/平方公里提高到10万人/平方公里，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口在更小的空间范围内居住、生活与工作。这不仅可以实现环境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可以解决特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与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当然，这样做房价会下降，从而会损及有房者的核心利益，势必遭致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就此而言，通过提高人口集聚度来解决雾霾等城市病问题，不仅牵涉到对城市的重新认识，也考验着政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