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和国家的“硬实力”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话语体系对于国家利益的服务，有时以话语霸权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在从新大陆偏安一隅的小国到最后登上世界霸主宝座的过程中，始终重视话语权的建构。因此，从历史的视阈下看美国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门罗主义”与“天定命运”：构建美洲话语体系的举措
虽然立国之初美国人在国父华盛顿的教诲下严守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但1823年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代表着美国试图建构全球话语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门罗宣言虽然将欧洲各国排斥在美洲之外，但并不妨碍美国出手干预其他美洲国家内政，因此门罗宣言成为美国独霸美洲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对外提出了“门罗主义”，作为构建地区秩序的第一次尝试。而在领土扩张方面，美国则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为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话语支持。所谓“天定命运”，其精神根源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的“清教使命论”和“种族优越论”，其精神源泉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到达美洲大陆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应该成为人类的榜样和楷模，并建设一座“山巅之城”来践行他们的宗教理想，美国人和他们的制度都是高尚的，他们有上帝赋予的使命来以自己的意志来改造这片土地。
美国独立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的胜利使得美国民族意识觉醒和高涨，美国人更加确定了自己选民的身份和责任。而新大陆印第安人的落后和野蛮又使得美国人催生出一种种族优越感，这两种观念互相杂糅、彼此促进，最终导致了美国“天定命运”理论的出笼。以“天定命运”为理论依据，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进行了迅速和惊人的领土扩张行动，经过1803年“路易斯安娜并购”，1846-1848年美墨战争等一系列行动，美国迅速完成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领土扩张，版图迅速扩大，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国。
由此可以看出，“门罗主义”和“天定命运”理论都是美国早期在建构全球话语体系中所作出的努力，这与美国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1812年战争胜利之后，美国免除了美洲大陆的后顾之忧，获得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进行发展。而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将欧洲殖民势力基本清除出美洲，在美洲地区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作为美洲地区最早、最大和最为发达的民主共和国，美国有天然的优势填补这一权力真空。因此，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美国人清教徒使命感的膨胀，美国很自然地提出了“门罗主义”和“天定命运”的外交话语。虽然碍于当时的实力所限，美国无力完全阻止欧洲殖民势力的染指，但这些外交话语成为美国在美洲地区扩张的纲领性指南。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美国最终将整个美洲地区纳入自己的后院，而“门罗主义”和“天定命运”理论也成为美国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一次成功尝试和地区性实验。
门户开放与威尔逊主义：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初步尝试
如果说“门罗主义”和“天定命运”理论是美国建构美洲话语体系的成功尝试，那么“门户开放”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便是美国构建全球话语体系的初步尝试。
“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9世纪下半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急于向世界扩张以获得原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如果在中国这个具有众多人口和丰富资源的国家没有立足之地的话，其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将举步维艰。但是，由于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大有被排挤出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和企业界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不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损害。
美国深受清教“使命感”的影响，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赤裸裸的瓜分和殖民行为不屑一顾，然而又决不能眼睁睁看着中国这个大蛋糕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殆尽。在矛盾的情绪之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粉墨登场，向列强提出了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的诉求，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割地殖民的方式参与了美洲以外世界市场的争夺。这种“门户开放”政策是列强之间互相交换利益和妥协的产物。至此，美国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殖民的方式获得了在华的贸易和税收特权，成功地将触角伸向美洲以外。列强虽然反对，但是在利益妥协之下，也默认了美国所创造的“门户开放”的外交话语，标志着美国向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空前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欧洲各国遭受重大打击，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国非但没有直接被卷入战火，反而大发战争财，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第一次拥有了领导世界的经济实力。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标志着欧洲各国“大国均势”政策的破产和国际秩序的重新洗牌。在此种条件下，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应运而生。
威尔逊主义的诞生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和美国特色，这在其内容上得到了明显体现。威尔逊在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着重强调了以下原则：第一，取消秘密条约，实行公开外交。第二，维护民主和平，保障海洋和贸易自由。第三，实行民族自决。第四，设立国联，实现集体安全。以上四条原则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殖民体系和大国均势理论的姿态，重新构筑了国际秩序，充分体现了以威尔逊本人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般的“使命感”。以上原则的主要目标是要在美国主导下，利用国联实现民族自决，打破旧的殖民体系，瓦解欧洲列强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结构，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然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准备放弃对世界的统治，正因如此，英法虽然对 “十四点计划”表示赞成，但是在大多数问题上并不准备让步。威尔逊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美国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第一步，但其结果却是以惨败收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美国虽然在一战后一举拥有了压倒英法的实力，但是英法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经营国际秩序多年，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得美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实力继续领导世界，但是却有力量阻止美国称霸世界。第二，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多年，其政治惯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民众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迅速降温，此时突然打破美国外交传统将美国推向世界领导者的宝座，只能引起民众疑惧和反对。以上两点决定了美国第一次建构世界话语体系的失败，也决定了威尔逊个人的悲剧。
从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的角度上来说，美国在战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全球安全新秩序。首先，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有关内容，联合国得以创立，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联合国会员国众多并且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始终无法完全操纵联合国。但是美国在联合国内的影响力无出其右，借助于联合国的平台，美国多次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联合国的决议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联合国也成为美国建构其全球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支撑。其次，战后美国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在欧洲成立了“北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则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安全体系。通过以上两个安全体系，配合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成功构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遍布全球的集体安全网络。
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的角度上来说，美国在二战后将自己所认可的“自由”“民主”等观念借助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向全球输出，同时美国还特别强调“人权”的至高无上。在美国看来，“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绝对和永恒的，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世价值，任何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是专制和暴政，人民都不可能享有基本的人权，甚至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此外，借助美国强大的文化产业，美国在战后大量地进行文化输出。作为看不见的武器，美国的文化产品可以轻松地渗透进各国的边界，鼓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摧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对世界各地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借助这一方式，美国以“世界警察”的形象牢牢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成功地将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因此，二战后美国凭借着无以伦比的实力，成功地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全球话语体系，不管在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美国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时至今日，虽然美国在经济等方面面临着中国等新兴国家有力的挑战，但是在话语体系方面，美国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相对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外交方面提出了“另起炉灶”等三大政策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随着“文革”的到来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全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语现象，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战略议程失语，战略目标失语，游戏规则失语，形象传播失语”等一系列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中国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对更加增强，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有权利也有义务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滞后，势必大大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也不利于中国与美国构筑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因此，中国急需建构符合自己国情的话语体系，不过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我国与美国国情的差异。首先，在地理上，美国偏居一隅，远离主要强国，同时又有大西洋和太平洋做庇护，地缘政治环境极其优越。与美国相反，我国周围存在众多领土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地缘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各方对中国的外交话语极为敏感，所以中国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平衡各方利益，注意其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同时，努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来巩固自己的话语体系。其次，在时间上，美国凭借着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功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拥有绝佳的崛起时机，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具备，中国注定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而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必然少不了霸权守成国的战略怀疑。如何在自己的话语权建构过程中消除霸权守成国的怀疑，是一个很难但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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