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全球化逆转中的中国角色——中德教授的对话》一文（以下简称《对话》）。文章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刘涛对话的形式，阐述了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的角色问题。提出这样一些重要观点：第一，全球化出现了逆向发展趋势。第二，欧美主要国家都趋向保守和右转。第三，西方社会不愿了解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第四，中国要自觉扛起“全球化”大旗和构建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但这些显然是文章中比较突出的观点。《对话》作者通过对这些观点的阐述，意在阐明中国应担当的角色和相应的对策，所以第四个观点又是这些观点的核心，也是整个文章的中心论点和落脚点。客观地说，这些观点反映和代表着中国目前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种有相当市场的舆论风向，因此不容不置喙。现分别提出商榷意见如下：
第一，关于全球化的逆向发展趋势
《对话》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将读者的注意力置于一个大的带有忧伤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也许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文化圈里，但我们能共同体会到的一点就是一种蔓延全世界的焦虑感和未知感，世界各地都在担忧着全球化的全景（原文如此，疑应为“前景”）如何、世界在向何方向发展和演进，一切都处在重新的演化组合中。”紧接着便点明：“至少在欧洲和美国这两大世界传统权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
首先不妨指出，这里的“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在表述上不大通。趋势就是趋势，人间万事的趋势时间上都不是无限的，都不可能“趋”到地球灭亡的那一天，没有必要非得弄出个“阶段性”和“非阶段性”的区分来，这是否反映了作者自己对这一判断的拿捏和犹疑？当然这只是枝节，回到正题看，《对话》的作者断言“至少在欧洲和美国这两大世界传统权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并比较抽象地列举了一些支撑全球化“逆向发展”这一判断的事实，如欧美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复苏，右翼政治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抬头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从另一个角度谈到）。如果具体来看，据我所知，欧洲所谓“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英国要脱离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由此可能和正在引起的一些连锁反应，包括最近聚焦全球的法国大选，而美国所谓“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特朗普上台后推出或正在推出一些“保守”的措施，如收紧移民政策，削减对外援助包括减少对联合国的捐赠，退出环太平洋贸易协定，振兴美国本土工业（以给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设屏障等。如果依据这些就得出“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全球化“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的结论，是不是有些太简单太匆忙了？众所周知，英国脱欧是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的决定，那背后跟着超出一半的英国人的民意，而这超出一半的英国人所以选择脱欧，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吃了亏，用中国人的民间语言说，就是跟着其他欧共体成员“粘了包”，他们认为脱欧利大于弊。其他人没有权利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超出一半的英国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智性。何况英国在传统上就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至于由此在欧洲可能和正在引起的一些反应，也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由此下去分崩离析，那说明她自身就有很大的甚至难以克服的问题；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因此变得更加巩固和团结，那英国脱欧更无损“全球化”大局，甚至还是一件有利于构建更合理的“全球化”秩序的好事。从美国看，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所以被选上台，关键是他敢于打破美国传统政坛的“政治正确”氛围，他竞选时许诺的政策和改变迎合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的主张。而他上台后推出和正在推出的上述“逆全球化”的措施，不过是他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而已。换句话说，不管从传统观点看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多么不靠谱，但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站在他背后的强大民意。如果多数美国人不买传统“全球化”的账，如果我们相信这多数或接近多数的美国人有独立判断理智的话，那至少也说明这种“全球化”有她自身的问题，有需要反思和总结的教训；反过来说，全球化经此“一逆”还可能走上更理性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对话》的作者显然也不是只盯着欧洲和美国的“逆全球化”，而是通过“至少”的前置词暗示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逆向趋势。但这样一来，作者对“逆全球化”的判断就更值得探讨了。因为如果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涉及的范围更大，说明过去的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也更大，更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合理的规则和秩序(应该指出，《对话》作者之一郁建兴先生在发表于2017年3月16日《南方周末》的《发现真实中国与中国研究的兴起----托马斯.海贝勒访谈录》一文已部分地修正了《对话》的观点。如他在文章中说：“在我看来，全球化本身就包含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合理悖论。”另外还有一些新的提法)。事实上，纵观从17世纪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崛起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根本上是不可逆的，也罕有总体上逆向发展的阶段。虽然全球化进程并不都是福音，而是伴随着很多问题甚至很多罪过在内，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因为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条件不同，对全球化的感受当然就不同，而同样的国家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拥有条件的变化，对全球化的前后感受也就大不相同，因而对全球化持有的态度和政策也就不同，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深有体会。其实，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或国民的认同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不开放、融入不融入全球化以及开放和融入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绝对的，无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没有义务牺牲自己拯救世界。但因为全球化符合人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地域走向世界、由国内走向国际的发展规律，而这是不以任何个人、集团和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间或有一些国家或集团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采取闭关锁国或类似的保守抵制政策，但维持不了太久，更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趋势。对此没有必要担心和怀疑。正如《对话》作者在文章后面所说的：“欧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注意，这里用了“可能”二字，和前面的判断有所不同，引者）逆全球化发展并不能阻断全球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形成及巩固加深的这一世界大趋势”。
第二，关于欧美主要国家都趋向保守和右转
《对话》说：当前“欧美各国都出现了民粹主义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及社会政治领域民族主义复苏的迹象，特别是欧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政党和右翼政治势力抬头的政治现状，社会政治领域日益保守和右倾化”。紧急着又说“这使得封闭边界和保护国内市场等迎合社会低层大众民意的观点在政治市场不断扩散，全球化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历史政治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但其本来的含义是以底层多数民众的利益为指向，俄国历史上的民粹派就是竭力主张保护村社农民利益的，拉美的民粹主义也叫大众主义，和我们历来主张的人民大众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张“民粹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形也类似如此，究其本来含义是保护国内贸易利益和国内市场利益，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多国家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民族主义”更是这样，除了希特勒等主张的极端民族主义令人不齿外，一般地朴素地说，民族主义就是从本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主张民族利益优先，其本来的意义等同于爱国主义，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真如《对话》作者断言的那样欧美国家都出现“民粹主义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及社会政治领域民族主义复苏”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可指责和大惊小怪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另方面看这又何尝不是对以往“全球化”的一种反思和矫正。更进一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经此反思和矫正的全球化以后的发展会更健康呢？还有“封闭边界和保护国内市场等迎合社会低层大众民意的观点”的说法。且不说“封闭边界和保护国内市场”是否就是“迎合社会低层大众民意”，但对“社会低层大众民意”，恐怕任何理智和亲民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考虑，不可能不关心。而且一个有慈悲心的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就是“社会低层大众民意”，一个有慈悲心的政治家首先要把“社会低层大众民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或者说要放在其他社会层级民意的上面，“社会低层大众”的所思和所想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要求？怎样解决他们的困难？怎样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政治家的必修课。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人历来讲求为劳苦大众服务，而“社会低层大众”当然包括“劳苦大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迎合”“社会低层大众民意”又有什么不对呢？当然，“社会低层大众民意”并不一定就一定是正确的或符合历史趋势，如果一个慈悲而睿智的政治家认识到某种“社会低层大众民意”并不那么正确，或者说从长远来看满足他们的暂时要求就会损害他们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利益，那这个政治家就要努力做好引导和说服工作，有时候还需要在不危害大局和原则的情况下做一些妥协，或者做部分的妥协和迁就（当然，一个讲原则、讲政治道德、真正关心社会低层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家宁愿放弃权力、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政治原则而完全迁就在他看来是不正确的民意，包括“社会低层大众民意”在内），但无论如何，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必须考虑和顾及“社会低层大众民意”，读懂“社会低层大众民意”。至于“右翼势力抬头”和“保守”的说法难免就有提标签的嫌疑了。欧美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一百五六十年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的斗争与较量，到今天，“左”和“右”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没有很大的区分了，继续贴这个标签有点过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从历史和现实看，左翼并不一定就比右翼好，同样，激进并不一定就比保守好。中国近代以来受左倾的害还受得少吗？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指尼克松所属的共和党人）。”“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右派。当这些右派的人掌权的时候，我是比较高兴的”（引自《领导者》，【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尤勰、施燕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虽然这些话有外交辞令的意味，但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西方政治家的某种看法。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称得上是伟大政治家的，差不多都是右派或保守派。比如，德国的俾斯麦（包括后来西德的阿登纳），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美国的尼克松，去世不久的撒切尔夫人，那一个不是右派和保守派？据我看来，当然也有许多历史事实佐证，这些西方的右派政治家和左派比较起来更务实，更富远见，更讲原则，更有政治节操，当然也更强硬。
第三，关于西方社会不愿了解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对话》对这一点作了多方面的陈述：“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西方的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西方民间社会，都还没有做好中国功课，其心态依然难免具有‘世界中心’的心态，对于新兴世界强国的责任感不仅具有某种权力旁落的焦虑感和失落感，同时也有一种闭目塞听的现象，不愿意去听取和了解中国积极正面的发展。….那么误判就难以避免。”“今日全球化中的中西双方，似乎奇妙地交换了相互的位置，西方对于世界剧烈变化近乎于闭目塞听，对中国缺乏敏锐度和好奇心。….却出现了思维和心灵自我封锁的状况。相当数量的西方民意不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世界意义。”“一些世界新闻媒体的报道实质上是选择性的。”“世界媒体通过媒体的权力能构成一种新的‘知识权力铁幕’，影响着西方民众认识中国。”“一些世界主流媒体在面对中国时强烈的倾向性，导致很多人对中国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对这一点，不仅是新闻媒体，也包括一些国家的知识界都需要认真地反思.…..用一种僵化过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是不行的”。如此等等。
应该说，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同样，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这里面既有中国的原因，也有西方的原因。毋庸讳言，由于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走在前沿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代表先进的知识和发明，所有标志现代化的管理和制度，包括无所不包的市场经济和所有表现现代文明的物质力量还包括所有的主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从西方生发出来的，西方自然占据着一种“领先世界”或曰“世界中心”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曾有一种西方“世界中心地位”的话，那么这种地位也不是西方人自封的。而西方了解、认知和评价西方以外的事物包括中国的事物却必然要以此为出发点和标准。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而到目前为止，综合地说，还看不出西方“领先世界”包括领先中国这一事实有明显的改变（我想这样说不至于被国人误认为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吧）。中国首先需要尊重这样的史实和现实。客观地说，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尽管给中国带来很多灾难，但也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认知包括待遇在曲折和反复中总体看体现着进步（当然也是在中国的争取和斗争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就从西方国家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外国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的取消也在动议中，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一进程；在抗日战争中，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给予中国不少援助（当然也包括苏联）；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全力支持下，中国成为战胜国“四巨头”之一，收回台湾，又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和美、苏、英、法一道跻身大国行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曲折，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中国又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重新跻身大国行列；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不断引进中国，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和一些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举办了奥运会，在国际性谈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的一些重要国际性合作倡议也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响应。
以上是从纵向上说的。如果横向看，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自然也不可能一律。西方的不同国家，西方国家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党和社团、执政党和在野党、行政和议会、政府和民间、新闻界和经济界、知识界和蓝领工人、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包括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包括兴趣和敏感度不可能一样，甚至有相当不同或很大不同。据我所知，即使是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西方的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集团、群体和阶层，对中国的了解、看待、兴趣也有区分甚至有相当不同。何况对现在的中国。
因此，《对话》作者断言西方对世界变化“闭目塞听”，“不愿意去听取和了解中国积极正面的发展”、“对中国缺乏敏锐度和好奇心”包括“相当数量的西方民意不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世界意义”失之简单。“今日全球化中的中西双方，似乎奇妙地交换了相互的位置”更有自吹之嫌。至于“一些世界新闻媒体”对中国的“选择性’报道，“一些世界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强烈倾向性”等，就算确实是这样，也没必要计较。因为在西方的语境下，一般来说，怎么报道是媒体的自由。这是其一。其二，正如《对话》作者也不否认的：这些媒体并不能包打天下，在这些媒体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媒体存在，还有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其三，任何国家的任何媒体报道都是有选择性、倾向性的，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允和面面俱到。退一万步说，就算所有的西方国家、西方整个社会完全“闭目塞听”，不愿了解和看到现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愿认识或认识不到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其又能奈我何？其对中国一定就是坏事（据我看，如果西方社会都“闭目塞听”了，对中国的崛起何尝不是好事？可惜这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过去不是一直在打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的崛起难道就非得由西方国家认可吗（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一个国家真崛起了，其他国家不想认可也得认可）？西方国家愿不愿了解、愿不愿认可和怎样了解、怎样认可中国是一回事，中国怎么发展和究竟发展的怎样是另一回事。
第四，关于中国要自觉扛起“全球化”大旗和构建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
如前所说，这是《对话》一文的重点和落脚点，也可以说文章的写作目的就在于此。《对话》的作者为此首先作出一个重大判断，即“处于全球化中心的中国经济必然要求我们产生一种全球化的思维观点和新兴的中国式全球化文化”。这句话的前置是“处于全球化中心的中国经济”，这既是这一判断的前提，实质上也是作者展开阐述中国要自觉扛起“全球化”大旗和构建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的前提。对中国要自觉扛起“全球化”大旗，作者是这样说的：在全球化出现逆转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应该有一种逆转‘逆全球化’的勇气，拿出一种新兴大国的世界担当和全球责任感，不仅在这一历史逆向发展的关头努力稳住欧美各国，更应当有更大的作为在全球进一步巩固和推进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注入中国元素和中国构想。中国应当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对构建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作者作了反复的论述：要构建“相应的‘中国地方性全球主义’的哲学理论”，“……中国版本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思维，….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单一视角，它更应该扩展到社会、文化、哲学和论述话语的范畴，形成‘中国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中国式的全球化经济需要中国式的全球化论述”。“当前，我国由模仿、学习、追赶西方模式正逐渐转化成为一种自主、自觉发展模式的时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应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概念范式、定义框架和理论解释模式，用中国自己的原生话语来解释中国奇迹般的发展和社会问题，文明在融合与学习后的高级发展阶段一定会走到自创、自我定义和自我认知的阶段。”“而在中国复兴的升级版阶段，特别是当中国已经跃升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大国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发展出新概念、新范式和新哲学学派，带动认知领域的自主发展”。“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经过近40年的飞跃发展，我们应该进入到规律性探索的阶段了，我国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都应该产生一批杰出的知识群体，开始探索中国的概念和定义范式，开始自创中国的理论解释模型，来解释中国生动活泼的现实”。如此等等。
我们首先看，中国经济真的已成为或者说“处于”“全球化中心”了吗？按一般意义理解，“中心”只有一个。不错，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第二大经济体就等于成了“全球化中心”的经济吗？不要忘记，中国前面还有美国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美元还是世界的主要货币，既然中国的经济已“处于”“全球化中心”了，不知美国的经济又在全球化的什么位置？而且中国后面还有原来的第二大经济体现在的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还有欧盟等国。按2016年，中国gdp总值是10.4万亿美元，人口大数是13.4亿，美国gdp总值是16.2万亿美元，人口大数是3.2亿，日本gdp总值是4.8万亿美元，人口大数是1.3亿，如果按人均gdp算,中国还能排到第二位吗？可见，《对话》作者作出中国经济已处于“全球化中心”的判断还有点为时过早。
其次，中国能扛起“全球化”这面大旗吗？首先是中国是否就应该“逆‘逆全球化’”而上？如前所述，关于“逆全球化”的判断是一个复杂问题，看似“逆全球化”的一些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应轻率作出如此的判断。就算人类现在真的处于“逆全球化”的特殊时期，就需要中国“逆”“逆”而上吗？需要中国“努力稳住欧美各国”吗？又怎么“不断注入中国元素和中国构想”呢？真的需要中国“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吗？中国有能力“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吗？中国有能力有资格有必要当这个救世主吗？据我所知，中国的电信、电力、石油、银行等行业至今还是垄断经营，换句话说，中国国内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又怎么有资格有能力到国际上“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呢？
至于中国要构建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这显然是《对话》作者要强调的重中之重，所以进行了反复阐述，而且显得雄心勃勃：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都要“开始探索中国的概念和定义范式，开始自创中国的理论解释模型”，相应“产生一批杰出的知识群体”，“来解释中国生动活泼的现实”。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已经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吗？这一理论当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当然有自己的“定义范式”和“理论解释模型”，也当然产生了一批阐释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杰出的知识群体”。《对话》作者要构建的走向全球的“理论”及“范式”和这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是另起炉灶，有这个必要和可行性吗？况且近年中央不是一直强调理论自信吗？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还有不少应改应革的领域，许多改革措施正在推出和亟待推出，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还没有破题，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生态环境、权力腐败等问题多多，前面还有很多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能提出自己成熟的范式和模型吗？即使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经济规模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前所说人均经济规模并不大，而且行政手段对经济的干预非常之大，这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收入差距异常拉大，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多少年来投资规模居高不下等，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探索出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规律来呢？我非常赞同当代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的如下观点：“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或‘中国’理论及方法论。理论和方法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运用。不过，它们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修改或否定”（见《发现真实中国与中国研究的兴起----托马斯.海贝勒访谈录》，郁建兴，2017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当然，对《对话》作者提出的另一些重要观点我是赞同的：如“我们既不要仰视西方，但未来也也不要俯视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视西方。”同时“中国特别应该防范的是‘特殊主义’的诱惑，特别是将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异体质’‘特异禀赋’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这实际上排除了我们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性。”中国对西方应该具有这样一种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态度。但我同时想补充的是：现在包括不远的将来，在平视西方的同时多虚心学习一些西方的长处，少固执一些中国的“特殊主义”或“特色”。
总之，至少是近期包括不远的将来，窃以为中国还没有条件和底气当“全球化中心”，更不要急于自视为“全球化中心”，因而急于到外面扛“全球化”大旗，急于推出诠释中国发展“奇迹”的“理论”和“范式”。而应集中精力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加大改革的力度，筑好高质量发展的地基，使发展更自然更理性更协调，将发展的红利普及于人民大众，建设政治民主、经济富实、文化繁盛、环境清明、社会自由的共和国。至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让给别人去评论，听任历史去说话！
注：原标题：不要急于扛“全球化”大旗，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关于中德教授对话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