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出乎预料地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是２０１６年继英国“脱欧”之后又一个重大国际“黑天鹅”事件。作为美国乃至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特朗普从竞选伊始就显得与美国传统建制派政客截然不同，他对奥巴马政府多个领域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并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特朗普无任何政府和军队工作经历，缺乏政治与行政经验，竞选时自称将会是一名打破常规的总统不会惧怕任何规则、机构甚至宪法原则。特朗普激进的性格与执政理念引起了国际上对其执政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转型的恐惧，欧洲国家及欧盟为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忧。跨大西洋关系长期居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变化的性质与双方关系前景如何等，成为当前美欧关系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特朗普冲击波”与欧洲的反应
２０１６年的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获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姑且称之为“特朗普冲击波”。“特朗普冲击波”对欧洲的影响尤为显著。特朗普竞选时称，北约已经“过时”，应重新审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他指责欧洲盟国“搭便车”、占美国的便宜，称如果后者不增加防务支出，美国将放弃北约和欧洲。特朗普俨然对７０多年来一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对欧军事保护政策提出了严重质疑和挑战。此外，特朗普在国际贸易领域也提出了全面收缩的理念和主张，同样令欧盟感到震惊。欧洲国家及欧盟担心特朗普的战略大收缩会影响欧洲的安全和贸易利益，甚至大西洋共同价值观也会因此受到损害。美国大选前，欧盟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针对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欧盟的１０个成员国中做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及什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时，１个成员国认为若希拉里当选，美国将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因素，而有９个成员国认为若特朗普胜选，美国将超越俄罗斯或叙利亚成为导致世界不稳定的最大因素。欧洲人对特朗普的不信任和担心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竞选期间口无遮拦、政策设想极端，欧洲起初完全不看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奥朗德称，特朗普的极端言论让他感到反胃。特朗普出人预料地胜选之后，欧洲国家对其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表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奥朗德称欧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信中说:“民主、自由以及尊重法律和人类尊严、出身、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观点的价值观将德美两国联系在一起。我愿意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同美国新总统密切合作。”在分析人士看来，默克尔这是向特朗普表明:放弃你竞选时宣称的半数主张，我们就能很好地相处。由于特朗普对欧洲民粹主义者持鼓励和支持态度默克尔似乎有理由怀疑其对大西洋价值观的忠诚与坚守。此外，特朗普对俄罗斯政治调门的变化及对俄修好的前景令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感到恐惧，它们对特朗普是否认同北约的理念和目标表示怀疑。北欧国家也对美国可能走向孤立主义感到忧虑，它们借致贺信的机会表达了对特朗普处理未来双边关系的期望，以尽可能避免双方互动中的冲突。相比之下，英国反应较为温和，首相梅(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希望特朗普依旧能重视“英美特殊关系”这一历史纽带，保持双方的价值观共识，继续在经济、安全、防务领域加深合作。
如果说欧洲国家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对美双边关系的考虑的话，那么欧盟机构的回应则更多反映了对未来欧盟与美国关系前景的关切。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一直对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及其参选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以及对现有国际规则体系的藐视将对当前面临各种挑战的欧盟与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舒尔茨认为，特朗普的胜出意味着美国人对未来感到恐惧与焦虑。不过，他仍坚信美国的政治制度会保证美国与欧盟关系继续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之中。相比之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回应则更为委婉。两人对特朗普也持有疑虑，但作为同他打交道的欧盟领袖，无法回避与他的互动。他们联名致信祝贺特朗普当选，在信中强调了美国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对自由、人权、民主等共同价值观的认可以及对市场经济理念的支持，重申了美国与欧盟紧密合作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支持美国与欧盟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治理诸多领域，如反恐、气候问题、移民问题与乌克兰内战等展开深入合作。另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也表示，跨大西洋关系是稳定的，不会因特朗普的上台而出现剧烈的变动但事实上，作为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掌门人，她对未来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心尤著。莫盖里尼过去一直强调加强欧盟防务不是要重复北约的作用，但如今面对特朗普“拆台”欧盟，她更强调加强欧盟的团结以发挥更大自主性作用。莫盖里尼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信奉多边主义和合作的有原则的全球安全提供者，欧盟应响应这一呼吁并承担起责任，我相信如果我们团结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欧盟正成为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一个‘超级大国’。”
面对特朗普改革北约的要求与压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Ｊｅｎｓ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承认北约在防务费用分担方面存在不公的问题，但强调北约目前正在改善这一状况，欧洲成员国也在增加对北约的费用投入。他还表示，战后至今美欧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对欧洲安全有利，对美国的安全也有重要意义。他相信，特朗普会继续承担北约集体防务义务。不难看出，斯托尔滕贝格的回应是以维护北约的团结为主要目标，以加强与特朗普的沟通为主要方式，积极评价美国与北约关系，以确保美国在北约中继续发挥可靠的作用。然而，这一期望能否实现并不确定，他本人或许也未抱有足够的信心。
综上而言，欧洲方面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预案，做出的反应总体上是比较谨慎的。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对特朗普的负面认知有可能成为影响美欧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有舆论认为特朗普完全符合欧洲人对美国人的粗鲁、贪财、没有文化的印象。这种带有主观性的评价使欧洲国家难以将特朗普视作一位合格的国家领导人，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特朗普却又十分在意其他国家是否给予他足够的尊重。鉴于此，欧洲对特朗普的不良印象与评价(这种负面评价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可能恰好成为美欧正常沟通与互动的障碍。还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战略精英虽承认特朗普当选对美欧关系构成了潜在威胁，但倾向于认为其当选后不大可能将其竞选时发表的主张付诸实施。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对这一危险认识提出了警告:特朗普对欧洲的看法和观点并非竞选期间的突发奇想，而是其长期坚持的信念。由于美国总统拥有较大的外交权现职总统的愿望“从来都离政策不远”。欧洲国家的政府普遍认为，美国的制度将最终阻止特朗普实施其竞选时宣布的政策，然而，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则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将带来一场“大灾难”(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ｔｉｃ)。
在笔者看来，“大灾难”之说未免言过其实，但欧洲人看轻特朗普的施政能力、忽视与其互动以及寄望于美国国内对其进行约束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可取。与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特朗普是一个实践家(ｍ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特朗普在未获得共和党精英支持的情况下，依靠其个人专制形象吸引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并最终胜选，这意味着特朗普个人因素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效果将十分明显。特朗普上台后会以更加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商人惯用的“交易式”方式处理对外事务。他不是一个谋求以美国方式改造世界的空想家，不喜欢在不清楚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胡乱作为，而是会谋求达到他希望实现的那些有限的、具体的目标。在美欧关系上，特朗普更有可能选择性地参与欧洲事务，这符合其“美国利益第一”的执政理念。
二、对安全防务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抛出北约“过时论”的意图是以此相威胁，谋求重新分配成员国所需承担的北约防务开支。如何分配成员国的防务支出是北约自成立后内部一直存在的一个争议性问题，长期困扰着美欧关系。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面临军事资源的分配问题，遂要求重新武装西德以减轻自身承担的防务压力。为迫使对此抱有疑虑的法国就范，美国表示要将其对欧洲的军事援助同法国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联系起来，最终法国不得已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推动调整北约军事战略，以加强北约的常规军备建设。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美国为了减轻自己的经济和防务负担，要求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在美国的压力下，西欧国家最终于１９６７年同意了“灵活反应战略”，西德也增加了对驻德美军的补偿费用。１９７３年基辛格提议订立一个新的大西洋关系宣言，并特别强调了美国保持对欧洲安全的承诺、西欧对美国做出经济补偿以及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分担负担之间的“联系”。次年６月签署的大西洋声明重申了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强调这一义务是同欧洲盟国承担合理的防务负担相联系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由于西欧盟国增加了防务支出，大西洋联盟内部团结似乎加强了，但实际上西欧对美国核保护伞不可靠的担忧与日俱增。简而言之，美欧在北约防务支出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是由双方的处境与实力对比差异以及保护与被保护的不平等关系所决定的。冷战期间，美国多次将拒绝提供对欧洲盟国的防务保护作为威胁手段，来实现自身对北约的改造目标。
苏联解体和外部威胁消失后，北约改革获得了更大的动力。“‘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正在促使欧洲和美国渐行渐远，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高潮已成为过去。”美欧新一代领导人对大西洋联盟明显缺乏情感和信念，他们对大西洋合作的支持更多是出于冷酷的实用主义考虑。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对欧政策是辩论焦点之一。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对外扩张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主张减少对欧承诺，包括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便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国内问题。尽管政治精英们仍对美国参与欧洲事务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民众对外交政策日趋冷淡，甚至反对美国的对外行动，这表明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国内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奥巴马虽然发表了许多有关共同价值观和多边主义的言论，但全球实力的重新分配导致其外交政策趋于内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更具有选择性。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至少削减４８７０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缩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同时，奥巴马政府也显著减少了对外干预行动。欧洲过去一直认为，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一定会迅速给予支援，但这种设想已经无法成为现实。奥巴马政府吸取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力图避免陷入反叛乱的长期作战。利比亚战争爆发后，美国称:“既然这是在欧洲的后院爆发危机，美国期望欧洲国家能发挥领导作用”。一些欧洲国家抱怨奥巴马在与普京打交道时缺乏决断，这与其说反映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还不如说反映了美国观念的逐步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来主张干预国际事务的美国共和党的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特朗普崛起之前，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就已进入明显的方向转型时期，但这一时期并不是由单一观念主导的，而是三种观念:保守的反干涉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ｓ)、保守的世界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和保守的民族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相互竞争和妥协的过程。在奥巴马执政后期，保守的反干涉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开始兴起，它针对美国过重的对外保护负担，要求美国政府实施离岸平衡策略，以减少对外义务中的费用投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恰是对保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反干涉主义的结合。在他胜选之前，西方政界与学界大多认为，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与政策设想仅代表美国社会少部分边缘人群的观点，但随着其在选举中胜出，学界与政界开始承认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在美国社会中并非无足轻重。由此可以预估，除去特朗普在对外方面的极端言论，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应是朝战略收缩的方向发展，着力解决国家内部问题。
如前所述，特朗普的北约改革主张意在刺激和施压欧洲，促使盟国承担更多北约防务支出。他认为，北约的存在实际上是用美国的军队与防务开支为欧洲盟国提供保护并维持该地区的和平，这一义务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确定的，而在目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已成为美国脱困的障碍之一，因此需要对北约进行改革，重新分配各国所需承担的防务开支。在特朗普的观念中，美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是一种交易行为，而非义务行为只有当北约内的欧洲盟国向美国支付了相关费用，美国才会履行自己相应的保护职责。这种交易观念与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义务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但是却与特朗普的商人属性吻合。特朗普直言:“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除非欧洲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变，否则美国不会再像冷战期间那样致力于欧洲防务。据分析，特朗普可能会将美国承担的北约防务费用比例从４５%减少至３７%，并要求欧洲盟国增加费用支出。
可以预见，美欧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将使欧洲面临很大的压力。战后至今欧洲已保持了７０多年的和平，在欧洲人的潜意识中，战争已经远离自己的生活，大多数欧洲国家自冷战结束后都在削减防务开支。北约２８个成员国中仅有６个左右的国家国防开支占ＧＤＰ的２%，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２０１４年的军费开支只占ＧＤＰ的１.２%，未达到北约规定的２%的最低标准。建设多年的欧盟战斗群至今未执行过一项域外任务，原因之一是很多未直接参与战斗群的国家没有支付相应的费用。２０１４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欧盟重新评估了其安全形势，更加重视自身防务建设。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退欧公投后，欧盟防务建设步伐加快。７月，德国在近十年来发布的首份安全政策白皮书中提出适时重启“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９月初，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提出了“在部分成员国组建永久性军事机构，代表欧盟采取军事行动，并负责欧盟战斗群和１８国军队部署工作”，以及“在布鲁塞尔成立欧盟军事策划和行动总部”等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具体计划。９月１６日，参加欧盟秋季峰会的２７国领导人(首次没有英国首相参加)深入讨论了“组建永久性欧盟军事指挥部”等建立“欧洲军队”的防务一体化路线图，并计划于２０１６年底制订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举措既是为了减缓英国脱欧造成的严重冲击，重拾成员国对欧盟的信心，同时也是为了抓住英国脱欧带来的“新政治空间”机遇，赶在新的障碍或不稳定因素出现之前使欧盟防务建设更进一步。特朗普胜选后，欧盟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３日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会议通过了一项防务计划，首次使欧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来前对外派出快速反应部队成为可能，并强化了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采取自主行动的意愿。此外，成员国政府也支持使用规模为１５００人的欧盟战斗群。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Ｊｅａｎ－ＹｖｅｓＬｅＤｒｉａｎ)称:“这是欧洲迈向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虽然该计划列举的许多任务和目标仍显得过于抽象且缺乏资金支持，但这是欧盟为应对特朗普当选可能给欧洲防务带来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标志着欧盟防务一体化的重要进展。为了避免美国产生疑虑，欧盟强调其防务计划不会同北约竞争，而只是作为北约的补充。莫盖里尼称:没有组建欧洲军的计划，欧盟成员国仍将拥有对各自军队的管理权。法国虽仍对美国和北约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也不反对依靠北约平台来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的现实途径。
欧洲国家提升欧盟防务能力和增加北约防务支出的努力，或将有助于缓和当前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中的突出矛盾，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欧美互动的过程不会顺利。对欧洲国家而言，增加防务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欧洲人已习惯于被动地考虑防务问题，“欧洲防务危机迄今未被欧洲人视为一种实际的、直接的危机，结果是没有产生足够的社会动力来触发政治行动。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防务危机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尚未完全显现，欧洲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安全面临很大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还没有面临攸关其领土完整或其民众生存的直接威胁”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银行不良贷款激增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此背景下增加军费，必然要以缩减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开支为代价，这对欧洲民众来说更是难以接受。德国马歇尔基金会２０１２年开展的有关跨大西洋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在１２个选定的欧盟国家中，只有３５%的欧洲人认为战争有时是获得正义所必需的手段，而在美国，这一数字高达７４%。安全上的低威胁感和拒绝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有力途径似乎表明，欧洲人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们通常不需要也不想使用军事力量。除了民众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外，欧盟内部对提升欧盟防务水平的态度也不尽一致。英国一直对加强欧洲防务建设不感兴趣，国防大臣法伦(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ａｌｌｏｎ)认为，“对欧洲国家来说，应对特朗普的最佳方式不是梦想建立欧洲军，而是增加自身的防务支出”。某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心，加强欧盟自身防务可能会重复或损害北约的作用。爱尔兰、瑞典和奥地利等中立国的态度更加谨慎。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对欧盟发展自身防务的前景也不看好称欧盟防务是“纸老虎”。此外，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英国退欧已使北约主要成员国英 德、法、意之间产生隔阂，北约在维护内部团结上的难度增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动摇都将对北约的行动能力与效果产生明显的削弱作用。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特朗普不可能使美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组织，但他早在竞选期间就已公开质疑美国对国防开支过少的同盟国的保护。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压力，欧盟不久前公布了一项防务研究计划，内容是设立一个规模为５００亿欧元的防务基金(自２０１７年起启动)以及允许欧盟共同预算及欧盟发展银行的资金用于军事研究。目前欧洲议会已经批准了９０００万欧元的试点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欧盟可能会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间从预算中拨款３５亿欧元，持续支持这项军事科研计划。欧盟此举意在扭转２００６年以来欧盟防务开支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也向特朗普表明欧盟愿意为自身的安全买单。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成员国已承诺２０２４年前在军费开支上投入２%的ＧＤＰ的支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增加欧盟防务建设支出还是北约防务支出，最终都将由欧洲相关国家的政府来买单(欧洲有２２个国家同时属于欧盟和北约)。考虑到欧洲民众对增加防务支出持消极态度，加上许多欧洲国家致力于本国的国防项目，要想完全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鉴于特朗普不太可能改变其强硬政策，未来美欧在欧洲防务支出问题上的互动会困难重重，甚至不排除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欧洲国家曾对欧盟的前景充满信心，立志要自主管理欧洲事务，然而时至今日仍然需要美国再次展现强大的领导力，在危机时刻给予欧洲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特朗普的上台致使双方的互动出现了障碍。正如有分析指出，对欧洲大陆未来深感不确定性的欧洲人丧失了信心，而美国人则对欧洲失去了兴趣。在笔者看来，这是当前美欧关系的真正危机所在。
三、对政治、经济及多边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竞选时并未提出直接针对欧盟的政策设想，但是其持有的政治、经济理念与欧盟的观念多有相悖，从而有可能导致未来美欧在政经及多边关系领域分歧增多。
首先，特朗普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想将对美欧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和反欧盟势力的崛起是近年来困扰欧盟的一个突出问题。英国退欧公投之后，欧盟对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更加警惕。同时，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所具有的政治导向意义，欧盟对特朗普势力的兴起也十分关注。特朗普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明确支持脱欧派，并对脱欧的结果表示理解认为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是由于国家更倾向于自己掌握货币政策、边境管理等，英国脱欧显然推动了再国家化进程。他胜选后主动与英国首相梅通电话，表示美英特殊关系十分重要。此举显示特朗普有意将英国视为与其共享价值观与世界理念的同盟。令欧盟深感担忧的是，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对英国脱欧的支持可能会在欧洲产生激励效应，他竞选中所擅用的“尖锐的俏皮话远比无聊的政策主张引人注意”的方法正被欧洲国家极端民粹主义领袖所模仿消遣政治的倾向也开始在欧洲显现法 意 奥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对特朗普的胜选表示欢迎，并愿意同特朗普建立联系。由于这些极端民粹主义政党都对欧元抱怀疑态度，它们一旦在选举中获胜并执掌政权，将会严重制约和危害欧盟一体化的发展。
与其仇外的民粹主义思想相关，特朗普还对法、德等国的难民政策横加指责，认为法、德的难民政策是欧洲动荡不安的最主要原因，接纳中东穆斯林难民进入欧洲就是在引入恐怖主义。他批评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其接纳大量难民的政策是“欧洲的末日”。特朗普还表示，应对访美的德国人和法国人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特朗普针对德法难民政策的言论与他在美国国内提出的政策主张相呼应，更多的是为了增强其国内主张的外部合法性，尽管不存在主观上对德、法的敌视，但客观上将对美国与德法的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简而言之，特朗普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想对欧盟的理念与价值观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力。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总体上都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而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和行为反映出其对欧洲一体化的不乐观和消极的态度，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欧关系。
其次，在经贸和全球治理领域，美欧之间的分歧也将增加。特朗普主张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全面收缩，通过取消或重审自由贸易区协定(ＦＴＡ)，减轻全球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与欧盟所秉持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倡导自由贸易思想相背离。由于欧盟比美国更依赖全球贸易，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注定会使欧盟遭受比美国更大的损失。其导致的后果是，特朗普上台给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谈判蒙上了阴影。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事务的委员霍根(ＰｈｉｌＨｏｇａｎ)认为，２０１８年前很难达成最终协议。虽然谈判在技术层面仍会继续，但由于美国不会做出任何重要的让步，最终将难以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某种有限的协议或许更符合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风格。
在全球治理领域，特朗普对近期欧盟主要参与的两项全球治理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议»都持消极态度。特朗普对全球变暖的事实及可能的危害表示怀疑，声明可能会让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公约；此外，他还支持美国企业继续使用化石燃料作为主要能源供给，以提升美国工业竞争力。这一政策可能直接导致欧盟推动达成的«巴黎协定»遭受重创并对未来气候变化谈判产生消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大选后，在国会中变得更强大的共和党与特朗普对待多边气候行动的蔑视立场相结合，会进一步阻碍国际气候政策的发展。另外，特朗普对伊朗是否会依照核协议执行相关义务表示怀疑，称该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一份灾难性协议，并威胁要推翻它。由此，特朗普实际上否定了欧盟２０１６年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的最显著的两项成就，这将对未来美欧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最后，特朗普对俄、对华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美欧在多边关系领域的分歧增多。竞选期间特朗普向普京示好，并认为“俄美两国应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恢复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合作，更不用说贸易和相互尊重所带来的其他好处了”。特朗普此举以及他提名亲俄的蒂勒森(Ｒｅｘ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担任国务卿的举动，预示了未来美对俄政策的可能调整与双方关系的改善，包括不排除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放弃要求巴沙尔阿萨德(Ｂａｓｈａｒａｌ－Ａｓｓａｄ)下台的立场，以换取美俄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ＩＳＩＳ)的合作。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欧在对俄制裁和叙利亚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美国更是主导了欧洲国家的对俄制裁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在２０１６年末推动北约加强东欧军事部署，强化了对俄遏制立场。继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欧盟决定延长对俄经济制裁之后，奥巴马于同月２９日授权驱逐３５名俄罗斯外交官，以此作为对美国政府所称的俄罗斯网络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加大制裁俄罗斯的力度，或许意在为特朗普在对俄关系上设置障碍。然而特朗普对奥巴马此举不以为然，他公开表示对俄干扰美国大选的怀疑，并称“是时候向前看了”。一旦特朗普越过欧洲单方面修好俄罗斯，将陷欧洲于被动，不仅会加深欧盟内部因对俄制裁出现的裂痕，这一行为也会被欧盟视为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之价值观的背离其影响将更为深远。欧盟担心任何战略上的对俄示好都可能进一步鼓励普京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地采取“复仇主义”行动。由此可以认为，特朗普对俄政策转向将对美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当然，也不排除随着美俄关系的正常化，欧盟在被动状态下也相应调整对俄立场并尝试同俄罗斯建立接近正常工作关系(ｎｅａｒ－ｎ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与对俄政策的缓和取向不同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显得更为强硬。胜选前后特朗普提出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设想以及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试探，都表明他可能在任内对华采取更为极端的遏制政策。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正试图改变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甚至可能会“联俄制华”。当然，更有可能的是，特朗普会要求欧盟加大与美协调配合。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近年来美欧已经加强了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基于其“交易式”外交理念和减少美国防务开支的利益诉求，特朗普可能会要挟欧盟在提供资源和联合行动方面加大与美协调和配合，这无疑会给美欧在东亚的互动增添压力。对欧盟而言，它一方面和美国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东亚秩序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致的根本利益，加上双方在东亚也有着诸多共同利益，因此愿意和美国加强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但另一方面，欧盟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以及发挥一个全球行为体的作用之战略诉求出发，拒绝追随美国对华实施“硬制衡”。欧盟深知，在亚太地区同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战略会损坏欧盟在亚太的形象ꎻ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欧盟联手美国来“制衡”中国，那将是欧盟在亚洲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败。２０１５年，英、法、德、意等国纷纷加入中国创设的亚投行，表明欧盟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核心战略未变。针对特朗普胜选后质疑美国迄今为止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政策，默克尔强调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不改变。法国外交部也通过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法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这一立场“始终如一、毫不含糊”。未来欧盟有可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加强与美国协调，但同时也会争取在中美之间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减少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由此推论，若特朗普对华过于强硬，将可能加剧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四、美欧伙伴关系在变与不变中延续
鉴于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国内环境的变化，未来美欧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有其必然性。但也要看到，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依然有着坚实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基础，这决定了美欧关系调整与变化的幅度也将是有限的。
目前欧洲仍然是关涉美国战略利益的首要地区，而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未变。二战后至今，美国一直将保持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作为对欧政策的核心目标，而这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在欧洲的重大利益决定的。欧洲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欧美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依存。如果欧洲不稳定甚或发生战争，将会损害美国在欧的经济利益进而削弱美国的权力。苏联解体消除了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但近年来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重新紧张，一旦爆发冲突，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同时，叙利亚危机、ＩＳＩＳ恐怖活动导致的中东地区动荡外溢到欧洲，也会威胁欧盟的稳定。从欧洲内部来看，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英国脱欧等一连串危机不仅会损害欧洲经济、削弱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吸引力，也对欧洲的安全稳定构成了威胁。英国脱欧有可能诱发连锁反应，使欧盟面临解体风险。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转，欧洲或有可能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竞争性甚至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也不排除某个欧洲大国趁机谋求获得欧洲主导地位的可能。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将危及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安全和重大战略利益。由此可见，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乃至欧盟解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４年７月访欧时表示，他赞同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盟，并说，一个虚弱的欧洲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欧洲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欧洲持续的接触和保持领导地位。历史经验表明，欧洲的稳定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接触。”此次美国大选前，前副国务卿伯恩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ｕｒｎｓ)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下任美国总统关注欧洲，和欧盟一道应对当前欧洲所面临的内外挑战。
除了保持欧洲的稳定，美国对欧政策还追求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目标，就是防止欧洲出现一个单一主导性大国(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防止德国称霸欧洲)。基辛格曾指出:“从地理上讲，美国是一个岛国而欧亚大陆的资源和人力大大超过美国。如果某个大国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欧洲或亚洲———那对美国来说都是真正的战略危险。”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建议，冷战后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从当前的欧洲形势来看，美国虽然对统一后的德国存有戒心，但却把主要防范目标指向了欧盟。亨廷顿曾指出:“如果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真的发生，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极其强大的实体，而这肯定会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因此美国一方面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稳定，同时又对欧盟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在欧盟防务建设问题上，美国既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欧洲防务责任同时又反对欧盟脱离北约搞独立防务。总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北约不仅对于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美国保持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工具。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更应被理解为对北约改革的一种刺激，而非真正要放弃集体防务义务，事实上他也无法通过全球收缩来实现其使美国变得“再次伟大”的目标。
在全球层面，美欧作为传统盟友依然互有需求、相互借重。欧洲人认识到，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欧洲自身的安全稳定仍离不开美国，美国和北约不仅是防范潜在的俄罗斯威胁的战略保证，同时也是避免使欧洲重新陷入传统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内部纷争的重要保证。美国在欧洲的这一作用总体上仍然被欧洲人所接受。此外，欧盟自视为一个全球行为体，希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一作用也依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则承认其国际优越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其众多盟国的密切关系，而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接近的欧洲无疑是最亲密也是最有价值的盟友。在当今这样一个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控制局面的世界上，美国意识到拥有欧洲盟友的支持仍是重要的，而特朗普要想使美国变得“再次伟大”也需要获得欧洲的认同和支持。最后要指出的是，同历任美国总统一样，特朗普实施其对欧政策也将面临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总统及行政当局的行为也受到美国立法、司法机构的约束。具体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总统与国会互动、诸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过程，而关键领域的重大政策通常较为稳定ꎻ要改变外交政策不仅需要获得国会的支持，也需要在关键政府部门之间展开辩论。长期以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发挥美国的领导力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都有利。尤其是两党的精英仍保持着对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及美欧关系中共有价值观的坚持与认可，他们有可能成为国会中修正特朗普偏激观点的中坚力量，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对规则与重要原则的藐视。如果特朗普真要尝试削弱北约或者削弱欧盟，他会遭到美国国会和两党精英的激烈抵制，这可能削弱他作为总统的地位。此外，特朗普对俄修好也将面临建制派精英的挑战，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国会重量级人物麦凯恩(ＪｏｈｎＭｃＣａｉｎ)和格雷厄姆(ＬｉｎｄｓｅｙＧｒａｈａｍ)等知名共和党人会坚决阻止特朗普和普京结盟。麦凯恩和格林厄姆就上述俄干预美国大选的“黑客门”事件明确表态，不会允许这一事件被粉饰或掩盖。格林厄姆继而称，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集团”实施制裁。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一些重要内阁成员也与他在诸如贸易、移民、气候变化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等一些关键问题上产生分歧。与普京相识有二十多年的蒂勒森在听证会上突然对俄罗斯强硬起来，称该国对全球“构成威胁”，他还赞成维持当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总之国内多种制约因素将使特朗普执政面临挑战。当然，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在实施有争议的政策时知难而退的可能性。例如在“废除”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特朗普或许会逐渐意识到撕毁承诺及不尊重其他协议参与方的行为的代价远比他想象的大得多，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和代价显然与他减少美国国际支出的政策初衷不符。另外，美俄“黑客门”事件也使特朗普陷于被动，虽然他声称俄方行动未对美大选结果造成影响，但是不再否认俄黑客干预美总统选举。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特朗普的对俄修好政策。
五、结论
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美国民众和领导层对美国在欧洲作用的关注度明显降低，继续深度卷入欧洲事务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特朗普改革北约的主张是冷战后美国减少对欧事务涉入之既定政策调整进程的延续，因而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然而特朗普极具个性化的执政理念与激进的对欧政策主张令欧洲人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恐惧。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将会以“交易式”方式处理对欧关系，同欧洲在诸多领域讨价还价，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特朗普有可能从美欧联合行动(如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务、美欧联合对俄制裁等)到美欧伙伴关系的价值观基础(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多个方面调整美国对欧政策。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美欧关系可能较以往更趋紧张。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不应被过分放大 美欧在长期互动中积累了处理相关分歧与摩擦、把控危机风险的经验与能力，在实现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后，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将以稳定为主基调。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与政策目标并未改变，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特朗普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而在全球层面，美欧作为长期的军事和价值观盟友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协调配合，这一点也是特朗普不能忽视的。当然，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制衡机制对特朗普的对欧政策也将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从而有助于确保美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一言以蔽之，“特朗普冲击波”给美欧关系带来了强烈冲击，美欧之间的分歧与摩擦可能会更趋明显，但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内，大西洋联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但美欧伙伴关系仍将在变与不变中延续。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