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兴替成为过时、失效的原则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经历深刻演变，不仅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的性质也已显示出许多新的特征，国际体系已经进入重大变迁的历史阶段。在国际变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资本扩张、霸权主导、地缘竞争等旧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一些新的影响要素也不断充实进来，其影响力越来越变得不可忽视，如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性问题的凸显、非国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扩散带来的深度冲击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推动国际局势的深刻化，尤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并呈现出总体上扩散的态势。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指出，本世纪正在发生两种关键的权力更替，一种是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另一种是全球信息化革命影响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而权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伴随着强劲而持续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持续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到目前已进入了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这甚至已成为了全球政治的核心性议题。在这期间，虽然国际联系在不断增加，但竞争也随之加剧；中国越是接近国际舞台中心，也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对当今国际权力流变的的基本特点和可能走势的科学认知，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环境，尤其是发展所面临机遇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化，创新国家发展理念，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和广泛的战略互动，力求实现日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发展与安全。
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权力结构多维交错，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系统效应也将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权力流变使原有的地区和热点问题难以简单解决，而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然而，尽管出现反复，加强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仍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的进化，也是权力流变的必然结果。大国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重要改变，非合作即对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零和博弈将占据主导地位，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不协调，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前有英国后有美国，曾经积累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优势，先后成为世界的霸主，持续两百多年。然而时移世易，国际联系的不断强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渐凸显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个别国家和集团要想垄断资源和利益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兴替已经成为过时的、失效了的原则，无论谋求维持原有霸权优势还是争当新的霸主地位，都难以经受历史的检验。任何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企图，都将越来越不合时宜。
从四个方面认识国际局势变化
具体来看，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国际局势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第一，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逆转，但负面效应开始集中显现，更需要各国保持协调，共同努力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持久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客观结果，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世界总体财富不断积累扩大，各国人民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伴随巨大进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露了出来：世界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统权力政治也显示出了日益增多的弊端。当前，原有的以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红利几乎饱和，世界经济陷入普遍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的“蛋糕”不仅不容易做大，甚至开始变小，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冲击和压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低谷，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各种反全球化杂音高涨。但权力扩散的前景不是退化为丛林状态，世界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个别国家采取以邻为壑政策的行为无疑是饮鸩止渴，真正的出路只能在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协作，针对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和办法。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解决。
第二，全球政治在可见未来将保持多极化、多元化发展势头，权力趋于分散难以根本逆转，国际关系民主化需求增加，但霸权主导与多方制衡的态势仍将在较长时期里得以持续。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陷入严重危机，一时难以脱身，实力相对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二是一些非西方国家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明显上升，正在打破几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世界权力的格局，引发了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权力正在发生流变和转移。三是一些中小国家发展虽难有大的起色，却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威慑手段，形成了针对强权的反制能力，摆脱外来控制的自主性在增强。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开始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足以抗衡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几百年来的霸权结构出现松动，并终将走向解体。世界不仅越来越趋向多极化，也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权力在发生历史性转移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扩散，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形成当中，影响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手段增多。在这样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里，任何强权都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决定他国人民的命运，更决定不了世界的前途。需要努力推进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共同体，才能担负起世界责任、掌握住人类命运。
第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更加突出，世界乱象增多、难题加重，需要凝聚广泛国际共识和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强化全球治理，逐步加以解决。尽管世界乱象有增无减，发展难题日益紧迫，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历史的教训揭示，依靠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和战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应该为今日世界所摒弃，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高悬、全球性问题增多、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当今世界依靠战争解决不了其存在的根本问题。战争所带来的深重代价，使得走向战场很容易导致共输的结果，战争越来越不会有最后的赢家。然而世界并不太平，此起彼伏的局部动荡和危机一再警告，当今世界不仅要努力避免战争，更要积极地构筑和平，只有和平有了根本保障，人类才可能聚焦于共同的发展难题。发展对于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第一要务，尤其在各国发展普遍遭受挫折、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发展任务更加突出，发展难题更加棘手，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进程，逐步在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弭战乱冲突的途径办法，以便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聚焦发展难题。
第四，国际秩序进入变革的重要阶段，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战略忧虑上升，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趋于激烈。随着国际权力结构持续变化，原来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的有效供给和繁荣稳定的增长空间。过去由西方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各国实力变化，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旧有的霸权逻辑、强权习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秩序主张却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老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成为常态，世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由此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由此大国权力及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将十分激烈，而其中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成为重中之重。而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实现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方向发展。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
中国要在变化的世界政治中顺势而为
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构成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及可能演变既源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也与中国自身战略选择紧密相关。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不同的战略选择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也成为今天理解和适应国际变局，认识机遇、运用机遇和塑造机遇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需要在变化的世界政治中顺势而为，牢牢把握战略主动，稳健而积极，其中尤其要坚定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安全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在权力流变引发的复杂态势中争取主动寻求突破，这也是中国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战略传统和基础性优势。
为此，既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努力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要立足长远积极把中国的发展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不断巩固我国和平发展的深厚基础。在努力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要切实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建设性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破解难题。国际权力流变的大势意味着霸权政治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前途也决不能寄托于成长为新的霸权。应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拓展及执行建设性的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网络。也要义利并举奖惩有别，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地缘优势，有效经略周边，深化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改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统一，夯实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基础。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持底线思维，具备在特定条件下打赢合法战争的能力，是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