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4日，德国举行了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基民盟及其在巴伐利亚州的姐妹党基社盟）以33%的支持率获胜，联盟党执政伙伴社民党以20.5%的支持率保住了第二大党的地位。其他跨过5%门槛的政党包括德国另类选择党（12.6%）、自民党（10.7%）、左翼党（9.2%）和绿党（8.9%）。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执政党所获支持率均为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13年大选结果相比较，本次大选两大执政党遭遇了严重的选民流失，联盟党支持率下滑8.6%，社民党支持率下滑5.2%。德国另类选择党支持率则激增7.9%，成为战后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民粹主义政党；沉寂了四年的自民党支持率增长6.0%，重获进入联邦议院的入场券。左翼党和绿党分别以0.6%和0.5%的增长率，成功保住了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
这一大选结果迫使联盟党和社民党认真思考各自未来的道路。社民党在宣布竞选失败的同时，也宣布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不再继续参与组阁，排除了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将继续领导组阁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组阁谈判将异常艰难。另外，德国目前内政、社会、外交方面的隐忧日显，默克尔第四任期充满挑战，德国和欧洲未来的稳定面临威胁。
大选结果分析
目前，德国经济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时期，失业率降到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的预测，2017、2018两年德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因素在选举中占很大比重，而在德国经济形势总体趋好的背景下，两大执政党却收获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支持率，原因何在？
第一，民众对社会安全的焦虑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推高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在连续遭遇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一系列的危机性事件后，德国民众的恐惧感与担忧上升，对于主流政党的信任度下降，某些选民对大联合政府处理危机性事件的做法心存不满。部分民众反难民的情绪倍增，在一些“大问题上”希望寻求建制派的对立面，追求民粹主义政党的激情政治，借以表达出自我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原主流政党的部分选民转而投身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阵营。在本次大选中，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唯一没有选民流失的政党，却从其他阵营吸收了378万选民。
第二，两大执政党政策趋同，导致选民希望寻找新面孔、新点子。经常有评论认为两大执政党的纲领走向趋同，这种趋同体现在国内社会政策、难民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外界经常对基民盟更加自由化以及社民党转向“新中间道路”提出批评。对于已经执政12年、代表了“稳定”的默克尔，民众除了对其主张实施的难民政策不满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审美疲劳。2017年初，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宣布参选后曾被民众作为新面孔、新点子的选项，产生了“舒尔茨效应”，但无论是舒尔茨本人还是社民党都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在德国民众看来，其竞选纲领最终还是没有挖掘出令选民兴奋的议题，对于“社会公平”的竞选口号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并且没有坚决彻底地反对默克尔，从而最终导致竞选失败。社民党在9月24日民调机构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第一时间宣布成为反对党，拒绝再次组阁，也是从未来长远考虑，摆脱联盟党的阴影，为社民党赢得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空间。
德国另类选择党是本次大选最大的赢家，而自民党也表现不俗，据统计，136万原基民盟的选民、45万原社民党选民转投了自民党的选票。或许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的成就恰恰得益于该党的新点子和新面孔。对于自民党的成就首先在于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针对难民的比较强硬的路线，以及对于未来议题给出了清晰的方案，同时该党年轻有为的候选人林德纳也为自民党拉来不少选票。
第三，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效应为德国另类选择党提供了选民基础。2016年德国贫困人口比率高达15.7%，而2005年这一数据只有5.5%。德国贫困人口增加的原因很复杂。全球化以及德国为了提高全球竞争力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是造成一些低技能劳动者长期失业的原因之一，而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中产阶级缩水，民众中的中低收入者越来越多，也是一个原因。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许多德国民众认为欧盟内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加剧，不但体现在经济、财政一体化领域，还体现在难民政策领域。现代化、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德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而当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了负面效应显现的时候，社会成员之间就会在继续推进积极的全球化还是回归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上的保护主义两种路线之间产生分歧。而那些在全球化浪潮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感到被忽视、被伤害的群体恰好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抗议声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组阁形势分析
默克尔在选举前就宣布不会与左翼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阁。社民党宣布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后，组阁的最大可能性便是由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组成的黑黄绿组合（绿党是否接受联盟党试探性会谈的邀请，还需要在9月30日举行的党代会上进行表决），因其与牙买加国旗颜色组合一致，故而又被称为“牙买加”组合。这一组阁谈判的难度首先在于三党分属政党谱系的左、中右和右，让自民党和绿党共处一个屋檐下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其次联盟党内部，基民盟和基社盟之间在包括难民政策、气候政策等方面也存在意见分歧。那么看似三个党的谈判，实际上是四个党的角逐。
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在一些政策领域如欧洲政策、难民政策、气候与环保领域存在严重分歧。例如在有关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对于马克龙提出的有关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深化欧元区的提议，绿党以及基民盟的部分成员认为是可以考虑的，而自民党对这一提议坚决拒绝。难民政策则是最令各党剑拔弩张的议题：首先在设置难民上限问题上，基民盟和基社盟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由于在本次大选中基社盟成绩不佳，仅获得6.2%的选票，从其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基社盟极有可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即使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能做出某些让步，绿党也不会答应的。在气候保护问题上绿党要求在2030年停止使用燃煤发电，并且在同一年新车应停止使用内燃机，而自民党则认为在13年内停止使用燃煤发电和内燃机是达不到的目标。对于这一问题，联盟党内部也存在分歧，默克尔曾经强调，要遵守德国政府在气候保护方面制定的目标，到2020年前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张停止使用燃煤发电和内燃机，而基社盟则持反对立场。
对于组阁谈判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德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另外，还存在组阁谈判失败、组成少数派政府以及重新大选的可能性。笔者访谈了多位德国研究选举制度的专家，多数人对于组阁谈判抱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各党派最终会通过谈判较量，达成妥协共识。德国媒体及分析人士认为圣诞节前后将有可能完成组阁谈判，因为这比较有利于新任政府在年初启动下一年的工作。
德国内政、社会与外交面临的挑战
默克尔在任12年来，对于德国和欧洲都意味着稳定，她被视作是“西方世界的领袖”。然而，目前的选举结果、组阁形势以及德国内政、社会、外交面临的困难，将会减弱默克尔头上的光环，令其总理的第四任期充满挑战。
第一，国内政治的压力与挑战。新一届政府多党组阁的形式将使左、中右、右三个政党派别均参加到决策过程中，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主参与，但将降低决策效率，增加共识难度。值得注意的是，黑黄绿组合还从未在联邦政府层面出现过，其联合执政能力还有待验证。而社民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将担任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预算委员会负责监控联邦支出，并且决定在哪些领域投资多少，同时有关欧元区稳定的财政资助也是由这个委员会审批。这一权限将有利于社民党推行其追求社会公平的政治主张。为了吸引选民，社民党可能会对政府的某些财政支出提案予以否决。而德国另类选择党作为抗议党进入联邦议院后，无论其内部是否发生分裂，其抗议党的性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会在联邦议院政策制定过程中，按照自身的政治主张对政策制定形成掣肘。由此，会迫使默克尔在国内事务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欧洲政策上会更加顾及德国的利益。
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所需承担的责任，以及未来德国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所必须做出的国内利益的牺牲，都将成为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的因素。而默克尔此次连任已经充满争议，虽然德国法律对于总理的任期没有限制，多数政党研究专家仍然推测其至多还有四年的任期。而“后默克尔”时代后继无人。
第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德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贫困人口增长较快。德国人年龄中位数为46.3岁，在世界范围，仅日本以46.5岁的年龄中位数比德国还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贫困现象日益突出。目前德国55岁以上的老年贫困人口已经达到570万，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为490万。出现老年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养老金收入不足。一些政党提出设立“最低养老金”标准、再次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主张。老龄化和老年贫困涉及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解决并非易事。
近年来，德国房租上涨过快，成为民众不能承受之重。在本次大选中，联盟党和社民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是否对“房租刹车”的法案补充更严格的规定。2015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名为“房租刹车”的法案，为提高房屋租赁价格设定上限。而这一法案出台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些大城市以及大学城出现了房租增长过快，民众负担不起的情况。房源短缺是造成房租上涨的原因。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经济率先复苏并保持稳定发展，吸引了原本保守的德国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将德国房产市场作为投资对象，德国房价在金融危机后以每年大于2%—3%的增幅上涨，这是导致房源短缺的原因之一。另外，廉租房被政府出售，同时由于财政原因没有新建廉租房是造成房源短缺的另外一个原因。“房租刹车”的法案实施两年多以来，效果不明显，民众依然叫苦不迭。德国有约55%的人都在租房，而如果租金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5%，便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本次大选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反对实施更加严格的“房租刹车”法案，默克尔认为应新建住房来解决这一问题，其出发点在于扩大基建、增加就业和税收，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解决房源短缺问题。而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认为应实行更加严格的法案，其出发点在于强调社会公平。但在短期内，两者的实施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德国民众租不起房的状态还将持续。
第三，德国外交形势面临诸多困境。在目前欧洲一体化面临困难、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特朗普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俄罗斯被认为是对欧洲存在潜在的威胁，加之各方对于德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寄予厚望，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日益彰显。然而，在这一光环的下面，当前德国的外交形势却面临诸多的困境。
一是德美关系：德国在克制和顺从中设法逐渐摆脱依赖关系。目前德国和美国之间主要的分歧点有两个：一是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批评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二是特朗普指责德国在军费支出上远低于北约规定的占GDP 2%的目标（目前德国的军费支出仅占GDP的1.2%，360亿欧元）。默克尔希望在2024年将这一缺口补齐，这意味着德国将增加240亿欧元的军费开支。在选战中，舒尔茨强烈反对默克尔的主张，在民众面前反复强调应把这些钱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德美关系的这种状态还将继续，德国会逐渐减少对美国在防务方面的依赖性（这一过程或许很漫长）。同时，德国将继续努力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避免与特朗普发生尖锐的矛盾。
二是德俄关系：不再亲密却保持经济合作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德俄一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政治关系和紧密的经济合作，但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推动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此后两国政治关系不再亲密，同时德国在欧盟以及欧元区应对俄罗斯的政策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德国作为出口大国，一直保持同俄罗斯良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尽管近年受俄罗斯经济下行影响，双边经贸额收窄，但许多德国企业坚持留在俄罗斯，希望俄罗斯政治经济稳定。2017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国会提交的对俄制裁新法案，该法案牵涉欧洲国家参与的能源项目。德外交部部长于8月29日访美，其主要目的就是不希望美国的制裁摧毁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关系。
三是德土关系：趋向紧张的关系。自2016年开始，德土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欧土协议》的达成使得德国缓解了难民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而此后双方由于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亚美尼亚决议》、土耳其免签待遇和入盟进程受阻、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民主化状况等问题产生龃龉，双边关系曾一度陷入僵局。目前，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埃尔多安监禁土耳其裔德国公民等事件，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目前，德国政府在处理与土耳其的关系上非常谨慎，避免再次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难民问题的新难题。
四是欧盟内部关系：多种因素相互牵制的关系。一些外国媒体认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有利于发展更加平衡的德法关系。但德国下一届政府黑黄绿的组合使得德国支持加深欧元区一体化的方案变得困难。在欧盟范围内，虽然2017年年初出现的民粹主义攻城略地的风险降低了，但各种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如贸易问题、债务问题、人口问题、青年失业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移民问题、防务问题。还未举行的意大利选举仍然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外，最近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对待欧盟的抵制态度，也使欧盟内部关系处于紧张和多变之中。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在欧盟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中国对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6BGJ064）的相关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