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与再平衡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使得既有全球化体系的运行不断受挫。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摩擦加剧。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地贸易的形式，实现了英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1.0版。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建立了政治、经济和金融等一体化的全球化2.0版。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显著放缓，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二是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曲折中停滞，区域贸易投资安排在艰难中前行。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前者由于美国的单方面退出而失去领导者，后者也受到主要成员国国内的反对，未有实质性进展。随着英国“脱欧”和欧洲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欧盟发展前景堪忧。
三是贸易不平衡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中，静态比较优势使后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效应，使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攫取超额收益，处于低端的经济体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两类经济体内部以及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构性现象。根据S—S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恶化。发展中经济体由于产生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者的收入比重也呈恶化趋势。
四是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GDP总量的占比下滑。2000—2015年，发达经济体货物贸易和GDP占比分别由72.96％和59.9％降至59.49％和44.94％。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经济体。其中，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达17.26％，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对全球化2.0版的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
更加平等、开放、包容和共享的普惠发展
上述冲击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以下新特征：根本动力转换，基本方式演进，核心载体新建，重要主体异位和表现形式变动。根本动力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产生的基础，核心载体和表现形式为其提供重要保障，基本方式和重要主体则推动全球化向普惠和共赢方向发展。
第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是根本动力。其核心是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产业蓬勃发展。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在上述产业占有先发优势，可通过输出技术和产品提升本国经济动能；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产业同构下的比较优势竞争，可通过“蛙跳”型科技创新路径实现赶超。新产业革命通过提供新业态、新模式等，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提供潜在增长点，两大类经济体基于动态比较优势，依托分工实现本国经济“帕累托改进”。
第二，开放、包容和共享将成为发展的基本方式。这是2016年G20峰会 “杭州共识”的核心。开放旨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包容和共享的要义在于，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消除贫困，实现公平的发展。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输方式是核心载体。以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以及横贯大陆的高速铁路，使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物流快速传递，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连接方式。
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主体。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74万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15％。同年印度经济增长7.4％，名义GDP接近2.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也随之显著增强。2016年IMF决议提升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提升至第三、八和十位，人民币成功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第五，更加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是主要表现形式。原有全球化下未充分实现比较优势，并过分依赖货物贸易的实现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背景下，各国将更加依赖服务贸易的增长，更加依赖要素（特别是高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投资将超越贸易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高端人才、信息和技术等稀缺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将充分自由地流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做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开放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大国责任。
第一，深化本国贸易投资制度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首先，需实施内贸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形成贯通国内外的价值链和大市场，构建统一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其次，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再次，要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完善涉外商务领域法律体系，提升监管执法和诚信体系建设水平。
第二，依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善当前体制机制。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的中国方案，是在现有贸易投资安排下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动态调整和战略优化。通过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完善全球贸易治理，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努力实现贸易便利化，迅速落实巴厘岛会议和内罗毕会议成果。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错配，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完善IMF份额、投票权改革，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发言权。在世界银行框架下，加快进行发展援助改革，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为全面的发展援助，实现“造血式”的内生性经济增长。
第三，针对全球价值链发展新特点，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实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切实践行一带一路总体定位。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以及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建设，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要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加快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全面提升对日、韩、俄和印等国的贸易投资水平。
第四，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新的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一步推进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变，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元化开发性融资格局的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次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经合组织（APEC）合作，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助力经济发展的功能；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深化中日韩及东盟“10＋3”合作；推进泛北部湾、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积极参与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合作机制的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生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15ZDB15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