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所说“拼妈”是指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比拼，母亲不过是直接行动者。需要将这一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分析才能回答个体家庭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比拼？
1.全球化催生的“竞争型教育”
劳德(Lauder)等人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全球化”与“个体化”两种趋势。全球化使国家成为“熊彼特竞争型国家”，个体化则将个体变成了“竞争型个体”。随着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均为可能被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所笼罩，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尤甚，即使是牢牢占据着教育领先地位的英美等国也不例外。
如美国80年代由总统里根委托有关部门起草的教育报告的标题即“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这一国家危机意识使得教育最终和市场化竞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和“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说教育尚能为人提供向上流动的一个制度性“出口”，那么无数家庭就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在依据“知识—技能”拉大的阶层分化的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竞争性目标，这就使得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比拼”变得格外酷烈。
2.市场法则的入侵和“家长主义”的滥觞
发达国家教育的现代化大多经历过普及教育、追求教育公平的改革历程。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凭借教育必须提升本国“全球竞争力”的话语，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
英国的教育与政治经济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分析了英国教育史上曾经历的三波浪潮后指出：自1988年实行教育改革法案以来，右翼正以市场之名，以个体选择自由、家长自主择校、教育效能等说辞，用“家长主义”(Parentocracy)取代了第二波改革浪潮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取向，以在教育领域推行私有化重建。
所谓“家长主义”，是布朗提出的一个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概念。“家长主义”与强调机会均等、能力导向的“能力主义”相悖，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强调家长“自我选择”、自己负责，让教育成为依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
细读布朗“家长主义”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家长主义”创造了一种以市场化原则为特色的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教育市场化将家长变为教育产出的消费者，由他们选择决定孩子要获得怎样的教育。但是，家长的选择教育产品的能力显然受到他们所属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本的限制。强调自由竞争显然扩大了学生的差别，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平等的价值取向。
第二，“家长主义”似乎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强调家长介入教育、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实际上家长对教育——大到教育制度，小到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影响甚微，学校更愿遵循市场原则，把教育机构当做企业经营，与家长进行利益交换。
第三，凭借“家长主义”，国家重新建立了它与教育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它在对教育组织和内容的控制，使权力更为集中；另一方面国家只确保“家长自主选择”的主权，却降低了它在教育选择和结果上的责任。总之，即使面对教育产出不平等的严酷事实，政府也无需对此担责。个人教育的成败应该由“投资者”——家长的选择偏好和介入能力负责。
“家长主义”概念揭示了英国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和使这种再生产合法化的机制。作为意识形态的“家长主义”不仅影响了英国，美国等国家也都先后经过了择校运动、扩充儿童家长的自由选择等教育市场化重建过程。
布朗所说的“家长主义”迹象也已在我国出现并蔓延。尽管中国教育部门坚称一向坚持“促进义务教育向公平、公正、均衡的目标发展”的非市场化原则，但实际市场原则已成为教育场域中强有力的行动逻辑，对公共教育亦形成巨大的侵蚀。
以家长择校为例，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在择校寻租最严重的北京市三个教育大区，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电脑就近派位入学的比例不到50%，其中两所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是0，超过半数的家庭要通过择校去争夺优质教育资源。除了部分拥有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以“共建生”、“条子生”、“缴费生”等形式进行择校，其余家长只有走参加培训班、“推优”、特长生等择优入学之路，强烈冲击着教育的公平性。
二、“家长主义”批判：阶层、阶级的视角
国外一系列研究表明，在相当普遍的范围内学生的教育成就与其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尽管目前教育尚未能做到为所有阶层的子弟提供同样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但是起码在未曾开启教育市场化之门前，平等的受教育权作为儿童一项基本权利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教育公平亦为各国教育改革的普遍诉求。
如1966年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就曾雄心勃勃地期许：教育要做一件以往社会从未做到的大事，就是“解放孩子的潜能，使他们免于因为出身和社会环境而带来的不平等”。但如布朗所言，家长自由选择和自由市场的逻辑，使教育“回到原点”，重新进入“一个以社会阶级作为教育组织原则或教育选择基础的状态”。
因制造和不断扩大教育不平等，“家长主义”遭到布朗等左翼学者的激烈批判。布朗指出，在“家长主义”主导的教育第三波袭来之时，所有社会阶级的教育投资都增加了，但只有“有能力的家长”能为孩子购买有优势竞争力的教育产品，如那些比工人阶级拥有更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家长。
中国的研究者也指出，当义务教育体系外滋生出庞大的“隐形市场”，教育变成“隐形市场”下的竞逐之时，边缘弱势群体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弱势群体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并无话语权。人民日报也对教育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公导致“身份壁垒”的强化，发出“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的强烈质疑。
如何看待教育“拼妈”现象？《半月谈》文章引用了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妈妈的话：“拼钱、拼权、拼地位、拼关系，我拼不了，唯一可拼的是辅导和指导孩子学习”。也就是说，“拼妈”是妈妈在助力孩子拼能力，这要比拼权和钱公平得多。
《光明日报》一篇署名文章也认为：“相对于‘拼爹’而言，‘拼妈’应当算是一种进步。‘拼爹’拼的是父辈的权势和财富，破坏了社会公平、阻碍阶层流动，所以遭人诟病。而‘拼妈’则是一种个人竞争，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但是，“拼妈”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比拼，也是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比拼。对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皮埃尔·布迪厄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不是一种资本而是两种——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权力地位，决定社会空间结构，主宰团体和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
与通过家庭内部财富传承的直接再生产不同的是，“新资本”(文化资本)是以学校为中介的再生产。文化资本看上去似乎是资本持有者所天生固有的，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家庭来累积与传承的，因此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尽管民主理想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和西方自由择校、家长介入教育多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相仿，中国比拼教育最力的也多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中产白领母亲。
还应该看到是，“拼妈”的背后仍然是“拼爹”——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母亲的精力和智力，也还需要有一定经济资本支持。孩子从上的“补习班”以及购买天价学区房，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被平民称为难以攀爬的“教育大山”。这使那些无论在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方面都无优势可言的低收入劳动者难以企及，我们调查中那些低阶蓝领家庭包括进城务工家庭几乎都放弃加入这一场无望的竞争。
三、性别化“家长主义”批判：性别的视角
批判教育社会学对家长主义复制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往往到此为止。他们对阶层、阶级化的差异有着敏锐的洞察，但独缺性别的视角。实际“家长主义”不仅是阶级化的，也是高度性别化的。它在复制阶层、阶级间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复制性别的不平等。
1.“拼妈”与“父亲缺席”的教育
人们常常要问：教育“拼妈”，爸爸去哪儿了？当教育“拼妈”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之时，意味着多数家庭是由母亲承担起子女教育的主要职责，也意味着形成了一个“父亲缺席”的教育。
2012年上海一项对16个区县学生家长的配额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母亲平时主要负责与学校联系的占到了63%，主要承担家庭教育职责的占到62.4%，而父亲相应比例分别为27.1%和30.6%，父亲的参与度明显偏低。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父亲尤甚，主要承担家庭教育的比例低至23.2%。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有职业的母亲中52.5%承担了辅导孩子功课的“大部分”或“全部”，而男性这一比例仅16.4%。
在笔者的实证研究中，教育大多由母亲承担，父亲也不是全然不参与，但都是间断性、“一时兴起”式的。一方面多数父亲缺席教育，另一方面指责妈妈教育不当却相当普遍。家长主义的逻辑是家庭要为教育的失败负责，而性别化的家长主义则是母亲应为家庭教育的成败负责。
2.“教育拼妈”：“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的延展
父亲们为什么多数会缺席教育？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男人们要忙于事业，挣钱养家，无暇顾及。一项网上调查显示，37%网友认为父亲低度参与教育是因为“养家压力大，男人难兼顾”，另有9%认为父亲低度参与实属“正常，符合传统”。可以说，“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教育并存，是传统“男主外女性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在今天的延续，但又有了新的变化。
当教育职责向家庭延伸之时，家务劳动的内涵和性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尽管家庭中的照顾劳动，包括照料学童的生活，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精细化，但毕竟是家务劳动的传统组成部分。而家长大量介入教育的要求，使得管理辅导孩子的课业、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交流，也都进入了家务劳动的范畴。尽管介入教育、课业管理劳动的智力成分要比照顾性劳动高，但同样是一种琐碎、耗时、耗费心力，且无酬、难以估算其劳动价值的劳动。
尽管现代家庭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分担了家务劳动。但只要女性仍然被视为家庭事务的主要责任者，母亲承担比拼教育的主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男人们不喜欢为他们认为耗时又不重要的事浪费时间，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能够产生市场价值的工作和应酬。男人应该保持男性气质也是他们不高兴在妈妈扎堆的家长委员会、家长QQ群和培训班现身的理由。
但是男性对孩子教育也不是不关心不介入，他们往往要在关键时候出马，比如择校、升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当教育变成一种家庭投资为主的行为之时，我们看到家庭内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父亲大多处于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地位，而把需要大量耗时费力的教育介入和课业管理统统交给了母亲。这种性别分工规则背后，是基于男性在职场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晋升前景的性别差异。
当时间成为今天最稀缺资源的时候，家庭中对享有发展和休闲时间资源的争夺变得激烈起来。夫妻之间如何分配劳动和休闲时间，体现了两性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当女性发展时间被照顾孩子和课业管理大量吞噬的时候，显然对她们的职业成就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她们的时间价值变得更低，更应该承担照料和辅导孩子课业之责。因此，性别化的家长主义不仅在实践层面承继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也使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得以强化和再生产。
3.中国“教育妈妈”：新群体的出场
所谓“教育妈妈”的概念最早见诸日本的全职妈妈。这个本身受过良好教育，却以教育子女为“职业”的群体，在日本相当庞大。以致2012年日本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中，仅有69%的人外出工作。本文所指的中国“教育妈妈”，除了全职妈妈外，还包括虽本身有职业但重心放在助力子女教育的母亲们。
“教育妈妈”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陪读”上，其次是课程辅导和孩子一起解习题。第三是搜集各种有关教育信息，从择校升学的地方教育政策、到竞赛培训。为此要加入家长QQ群、要花大量时间“泡”家长论坛发帖子。第四要和学校老师保持良好互动关系。除了出席家长会，还要接受学校的各种指令，积极参加学校号召组织的各种活动。
虽然目前还没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这一群体规模几何，但我们仍可从一些调查数据中间接“析”出。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8-64岁女性中有29.1%不在业，比10年前第二期调查时提高了16.1个百分点，“照料家庭”是她们不在业的第一位原因。
调查还显示，18-29岁目前不在业的要承担“大部分”和“全部”照料孩子之责(包括生活照顾和辅导孩子课业)的比例高达92.3%。而这一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在业城镇女性，孩子需要照料是她们不在业的唯一原因——概述之：近十多年来，中国不在业女性有较大幅度增加，尽管并非所有不在业女性都是家有学童的母亲，但她们中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在业年轻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教育妈妈”开始在中国“登场”。
四、母职和母职再造
Motherhood，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母职”、母亲身份，但也有学者主张译为“母亲角色”，认为“母亲角色”既包含了母亲所做的怀孕、生育和养育等事，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即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定义，以对于以女性为主力的照顾工作所赋予的评价，因此比“母职”涵盖更广。本文遵从多数译法，但在母亲工作和母亲相关的性别角色综合意义上使用“母职”概念。
正如女性主义学者Reger所指出的：母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意识形态，它提供给所有女性(已育或没有生育的)一个性别化的行为规范。母职并非是为母天生、自然生成的，而是一个被定义、被规范的角色意识和行为准则，这是女性主义所坚持的，也是本文分析的一个理论前提。所谓母职“再造”，是指母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再建构的过程。
各种文化都有什么是理想化的母职和母亲角色的论述和标准。亦如Cherry所言，在以往的性别文化中，即使有些性别规范不太明确，但母职规范一定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母职既然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因此，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被重新建构。本文将分析竞争型教育和性别化家长主义泛滥下母职建构的新特征。
1.母职的“密集化”
海斯(Hays)在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母职建构的变化后，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概念。所谓“密集母职”即指在观念上人们认为母亲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顾者，因此母亲应该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全心全意投入孩子照顾，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这个“密集母职”概念具有时间密集的特点——母亲应该和孩子具有身心的“相近性”、亲密性，要常伴左右避免了分离。母亲的身份要求她需要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关爱、照料子女。
而今天的“密集母职”不仅表现在照顾时间的密集化，同时也表现在母亲职责向教育扩展和责任增重后的职责密集化。既然教育已和母职捆绑在一起，那么她必须为下一代的教育成败全程负责，从早教、学前、小升初……一直到高考，每一个环节都不容脱节，不仅所谓的教育“起跑线”在前移，母亲对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对孩子未来获得优势地位的激烈竞争，导致母亲对教育投入的“过密化”。
母职密集化也意味着理想好妈妈的标准被扩大拔高，甚至高到难以企及的程度。如坊间所称要做理想的妈妈要“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做得了小报，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挣得了学费，付得了消费”，这个中国“全能妈妈”的理想化标准比西方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为媒体所塑造的完美“超级妈妈”(supermom)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妈妈在此标准前都会感到压力重重。
2.“母不在于养而在于教”：教育权重扩大
以往的母亲角色也包含家庭教育的职责，但仅限于对孩子道德和行为的教化。而现代母职不仅仅凸显了智育之要。也在“母职”中权重加大——“母不在于养而在于教”，母亲对孩子的抚育和日常照料具有一定可替代性(比如由上一代亲人和保姆替代)，而教育因为具高的知识含量应该由母亲亲自运作和管理。
与以往在孕育、哺乳、生活照料等方面以母亲“自然”“本能”来建构母职有所不同，新的扩大母职需要借助现代性话语，强调儿童利益至上，母亲要为孩子规划安排好学业。也强调身为母亲应根据儿童教育需求改变自己，重新规划自己的事业人生，以符合好母亲的标准。
随着教育在母职中权重的增加，母职的价值意义也在发生变化。以日本为例，一脉相承的是“母亲生来是为孩子服务的”价值，但对今天的母亲角色来说，教育孩子已成为“她们天字第一号职责”。如果以往“成为母亲”(生育和养育了孩子)被认为是女人人生成就，那么今天“一位母亲的个人成就感，则是和孩子的学业成就分不开的”。
如美国教育部2007年所发表的《日本教育之现状》所说，在日本“社会评价一位妇女的成就时，主要是看她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成绩”。孩子教育成败，关系到她们个人的荣辱尊严，包括家庭地位，一个孩子教育不成功的母亲在家里是抬不起头的。
3.“教育焦虑”：个体的还是社会的？
由教育引发的焦虑情绪正在社会蔓延。据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92.8%受访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98.6%的人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百度百科特别指出“教育焦虑症”具有性别化特征：“越来越凶猛的妈妈们是此症高发人群。”家长网上社区是教育妈妈们彼此交换信息、获得相互支持的重要阵地，但也是焦虑情绪相互感染、放大的场域。
“每个帖子背后，都有一张家长纠结而焦虑的脸，一颗脆弱的心”。署名陈方的文章称：不应把“拼妈族”的教育焦虑归结为“社会焦虑”。理由是国外的全职妈妈比中国更多，她们在对孩子的付出方面一点都不次于中国的“拼妈族”，怎么就没听到她们的抱怨呢？因此他认为这些妈妈的焦虑源自她们好“攀比”、“炫耀”等个人问题。这一个人化归因逻辑与“家长主义”如出一辙：不仅孩子教育失败应由个体家庭负责，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行为和心理偏差也都应由家庭——主要是母亲担责。
但是是什么使她们变得如此“疯狂”？教育焦虑来自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未来是文凭竞争的残酷，而这种残酷的竞争受到市场的操控。市场需要制造需求和因匮缺的焦虑，“想尽办法挖掘问题与困难，挑起母亲的焦虑，然后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商品、服务、技术、专家建议、达人忠告、过来人经验等)”，让母亲为此不断付费，是市场的不二法门。
所有受访的妈妈都认为如此疯狂投入“比拼”是不正常的，自己卷入其中是出于无奈，没有人对此乐此不疲。相当一部分家长曾做过不同形式的反抗，如不送孩子去培训班、不响应学校安排的额外“任务”，但大多以妥协告终。因为分散的个体力量难以与庞大的市场抗衡，结果妈妈们就与这个压迫自己的结构“共谋”了。这个教育体制外的隐形市场和利益输送链条长期存在，其核心还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母亲们的焦虑来自对非公平性竞争下“输掉”教育的担忧，也是对向上流动机会机会稀少和不公的担忧。
母亲教育焦虑还来自母职意识压迫性力量造成的认知失调。一个接受访谈的妈妈说，她被同事亲友反复教导：“你要想孩子成功，就得一个搭一个，你做妈的就得牺牲”——理想化的母亲为了孩子需要消解自我，包括为了孩子而改变、重新规划人生，为孩子做出牺牲。
正如阿德里安·瑞奇(Adrienne Rich)在她那本堪称女性主义经典的《女人所生》一书中所说，一个母亲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目标，才能给小孩“无条件的”爱和注意力，才能合乎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身为母亲任何保有追求育儿之外个人发展意愿，都是与这种“牺牲自我”的期待相悖的，因此她们不得不在他人的评断及自己的罪恶感中挣扎。如俞彦娟所分析指出的：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主流的母职意识，母亲们都无法摆脱焦虑。她们似乎注定要陷入对自己无法称职的自责或无法完全牺牲自我的自责之中，有职妈妈尤甚。
概言之，当女性的角色几乎压缩到和母亲角色等同之时，女性个体的价值就被消解。消解女性主体和女性不甘被消解并试图找回主体的矛盾，是母亲教育焦虑生成的重要原因。
4.重新定义母职
对母职的分析与解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居重要地位，因为女性主义与传统观念的分歧在于如何解读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两性间最大生理差异就在于女性具有怀孕生育的能力，所以母职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争论的核心。
第二波女性主义认为，被父权制建构的母职意识形态压缩女性的角色、限制女性发展，导致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是女性受到限制和压迫的根源。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女性主义不再只强调母职限制压迫妇女的那一面，而是去寻找母亲角色的正面意义——她们肯定母职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强调母亲经验对女性认同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母性特质将赋予女性权能。
女性主义不仅从母职中分离出压迫女性和赋予女性力量的两个面向，也指出女性并非只有被形塑和被定义。理想化的母职以及母亲与社会其他成员、社会结构和信仰制度之间的关系，都经过个人和社会的创造与再创造。母亲不断通过日常生活在重新定义着母职。
我们研究的这些“教育妈妈”也在苦乐参半的实践中，体验到成为母亲、负担母职，绝不是一件天生、自然的事情，而是必须努力通过学习才能胜任的。新的母亲角色固然使她们常常为社会和家庭责任对时间资源的争夺而矛盾纠结，但还是有许多有职妈妈抱着“事业与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因为做到了个人职业和孩子学业发展相对平衡而自信倍增；新的母职既带来创造亲子亲密关系的精神愉悦也使她们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增加；“因为学习，所以强大”，随着个人知识增长、情绪管理和协调平衡能力上升，新母职让她们感到自我强大。
当然，以上这些正面收获和自我价值肯定的妈妈都源于她们“教子有方”，而那些没有取得期望中好成绩的妈妈，则倍受打击。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的母职通过教育职责的扩展，给女性抵抗消解主体性、寻找更强大的自我以新的机会和空间。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