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经济指标之一。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报告，还是专业组织的分析文章，GDP都是经常被引用和研究的对象。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指标？我们却很少关注，或者未作进一步思考。实际上，它是一个流量指标，即一段时间内某个指标的量，表示一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
现在网络上常看到流量经济这个概念，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经常提到的发展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等，却和规范经济学角度的概念有所不同。经济学意义上的流量经济，不是狭隘地指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网络流量利用的大小，比如网络游戏所使用的流量，也不仅仅指经济中的流量指标，而是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是从过去注重潜在生产能力向现实经济控制和影响能力的转变，是整个经济开放化、流量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积聚、重组、整合、加工和扩散各种资源，流量经济可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经济体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提高。据估计，到2025年全球流量经济对世界GDP的贡献价值在2500-4500亿美元，占据全球经济增长的15%-25%。
流量经济关键是要通过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的流通和加工，通过扩大要素流量，提高流通速度，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比如，更加开放条件下吸引到更多的旅游人数，意味着创造出更多的产值、收入与税收。更通俗地说，流量经济并不是看经济体当中有多少设备、多少大楼，而是看能否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否占用更多的信息，能否有更大空间和范围的定价权，等等。从另一个角度看，闲置的供给能力或与市场并不匹配的生产能力，是不能产生有效的经济流量的。譬如中国过多的钢铁产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很多生产线需要主动和被动关闭，减少市场的钢铁产品供应量。因此，流量经济形态下的经济质量更注重经济流量的大小和频率，更看重经济体直接而现实的反应，而不是存量指标的数值高低。
那么，为何流量经济越来越重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时代，信息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剧烈变化。快速变化的需要迫使生产和流通更加高效和快捷，推动整个经济流量化发展。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特征；经济联通的网络化模式；经济载体的平台化特点和经济形态的服务化趋势。
经济发展中的数字化、网络化，导致产业发展进一步细分，产业边界更为模糊，制造业中的一些产业向服务业靠拢，出现管理咨询、研究开发、工程设计、管理咨询、运输、仓储和通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的高级化、软化，导致经济形态出现服务化趋势，这和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顶级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等出现的“两个70%”相一致，即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70%，而生产性服务业又在服务业中占据70%。
流量经济的快速发展，正颠覆我们原有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促使我们审视现有经济发展指标的合理性和完善性。在目前现有一些流量经济指标仍然有其科学性的同时，我们最需要回答的是，哪些反映流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被忽视了，哪些需要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对此，我们可以初步探讨几个流量指标。
反映贸易流量的两个指标。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是反映贸易流量的两个指标。不在生产国和消费国进行的国际贸易，对于中转国来说就是转口贸易。贸易货品可以经过中转国或第三国，也可以不经过。经过第三国的货品不通过加工直接再销往消费国，不经过第三国而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则由第三国分别和生产国、消费国发生贸易。离岸贸易是与转口贸易平行的概念，贸易通过离岸注册的公司进行，核心的资金结算在离岸结算中心进行，贸易货物可以在离岸公司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国中转，其目的是综合全面的降低企业进出口运营成本。
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目前我们还没有对这两个指标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可以促进航运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当地税收收入，因此，这两个指标对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角度看，到岸货物流量与离岸的贸易货物流动，都有利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我们不能停留于一般贸易的流量思考，用常规货物贸易指标来衡量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港目前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号称世界第一大港，但在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方面与新加坡相去较远。上海目前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为主，而香港和新加坡则更侧重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早在2012年，香港转口贸易就已占到出口总额的98.2%，其离岸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新加坡转口贸易接近45%，但离岸贸易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这说明上海流量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仍然与新加坡和香港存在较大差距。
反映税收收入的两个指标。科学理解GDP流量指标，有助于更加重视税收收入指标。GDP核算采取“在地原则”，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发展不能唯“GDP”论。从流量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流量，应在经济发展评价中给予更多的考虑。就涉及税收的两个指标，海关代征税和企业所得税来看，这两个指标并不是在地企业收入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上海的流量经济功能。
近年来，上海的海关代征税占全市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上海口岸贸易功能为长三角和全国提供了重要的进出口通道。但这些贸易货物并不都是上海的进出口货物，而企业所得税也并不都是注册地在上海的企业税收，实际上还反映了上海的总部经济功能。就跨国、跨地区企业的所得税来说，如果其所属的总部设在在上海，则其税收在上海统一汇算清缴。因此，在流量经济视角下，需要更为重视一些流量经济指标，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要能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反映跨境数据流动的指标。数字贸易是新型贸易方式，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是跨境数据流动。尽管跨境数据流动会涉及安全问题，但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往往也会导致资本流入的减少，特别是降低外资对东道国境内产业投资和技术输入，抑制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跨境数据的流动和存储，也会导致对数据的处理服务产生影响，并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就业。因此，流量经济的发展必须重视跨境数据流动，采取较为合理的措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管理，在促进数字贸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数据的安全性。
流量经济日趋重要，未来应如何驱动流量经济发展呢？当然，具备流量思维是先决条件，要能够用流量经济思维来认识经济发展，不能停留于存量思维或工业经济思维。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中，要着力于通道建设、大平台形成和跨国公司总部集聚。
通道建设应着眼于硬件设施的先进性和对外联通的开放性。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要能够提供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容量大、速度快的流量通道将会为流量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撑，形成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流量运输体系。对上海这样建设全球城市目标的超大城市来说，要着力提升流量通道的开放性上，综合考虑硬件设施向哪些流量开放，在有利于城市网络能级和全球联通指数提高的基础上，放开科学数据获取、部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全球搜索引擎等，从而提高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网络的关键节点功能，提升上海流量经济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大平台形成重点是培育城市根植性的本土网络巨头。根植性的本土网络巨头，可以加强城市的流量分拨和控制，让城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占据枢纽地位，形成网络空间的区位优势，具有流量调节的开关功能。就上海来说，目前在大平台建设方面，需要解决本土根植性网络大公司的培育和发展问题。与其他城市相比，跨境电子商务某些方面落后于浙江，金融交易平台的全球影响相比纽约、伦敦存在不少差距，这对于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目标的实现，是一件重大而又急迫的任务。上海必须着力强化平台建设，形成类似谷歌搜索引擎、Facebook交流、阿里巴巴电商等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量平台。
跨国公司总部集聚既要提升总部经济功能，又要发展本土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流量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微观主体，其全球网络和业务推动城市流量汇聚与扩散，推动建立所在城市的节点功能。美国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认为，跨国公司所在总部的全球城市，对全球事务有着重要影响。跨国公司越是在一个城市集聚，拥有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推动所在城市提高全球城市流量网络的联系能级，该城市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位于世界城市网络排名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是跨国公司最为集聚的城市，流量经济发展也处于城市发展的前列。目前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建设，与亚太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存在不小差距，更不用说纽约与伦敦。为此，上海要加大力度建设开放之城，提升总部经济功能，在提高集聚度的同时，更要将上海跨国公司从亚太地区总部进一步提升到全球总部。此外，要注重本土跨国公司的培养，利用本土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和流量促进功能，有力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