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2016年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影响最重大的黑天鹅事件，标志着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粹主义急剧上升，逆全球化力量登堂入室。对于中国这样高度开放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将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其中既有非常具体和紧迫的挑战，比如中美双边的经贸和投资可能因其反自由贸易而倒退;狂飙突进的减税方案可能将中、欧等经济体拖进一场“减税锦标赛”之中，引发各国赤字率的上升;也有非常宏观和影响深远的战略性疑问，比如全球化是否就此终结?中国是否应接过全球化的大旗?相关话题在国内政策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本文的主旨和视角，正是通过对特朗普执政后的内外经济政策做出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探讨其内在逻辑、可能动向和中国的应对之策，并进而探讨已然展开的中美经济关系重构。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梳理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既包括已经开始实施或者付诸立法的政策主张，也包括一些已然暗示但还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政策方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首先是诉诸于广泛而有深度的访谈，对象包括美国本届政府官员、两党资深人士、智囊机构与学者、华尔街投行人士等。其次，本文通过从财政收支和政治定位的两维分析，明确特朗普施政逻辑的“损”和“补”的对象，以及在财政约束之下推测他未来的政策方向和空间。最后，在对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应对之策。
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上任后，其经济政策与之前竞选时的言论相比有了一些变化(见表1)。要把握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逻辑和未来动向，必须抓住两条主线索，一是权，二是钱。权是指选票来源问题，即特朗普在政治上要讨好谁，可以让谁来承担更多代价;钱则是指财政的收支问题，即他要在什么方向花钱，又从哪里筹钱。通过这两条主线索，可以建立起一个二维坐标系，横轴是确定其权力运用的政治光谱，纵轴则表示政策导致的财政收支及其背后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如图1所示，特朗普的施政方向基本上落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之中，即伤害外国人和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讨好白人、富人与宗教保守势力，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色彩。
当今的美国是一个严重极化和分裂的社会，而且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存在大量沉默的选民，谁能动员他们进入政治投票站，谁就能获胜2008年，奥巴马凭借其个人魅力，成功动员了左翼的沉默选民进入美国政治游戏，从而获得8年任期。而2016年，特朗普则动员了右翼的沉默选民进入投票站，这批人大多是美国地理上处于中部各州的中下层白人，他们的确是全球化时代的净受损者。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权威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于2012年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线”，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的相对收益做对比，说明为什么近年西方中产阶级和蓝领人口掀起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原先处于人类收入分布75～90分之间的数亿人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他们的收入停滞了将近30年。这个群体正是美欧的中产阶级和蓝领人口。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他们的失业率、离婚率、吸毒率和自杀率都大幅上升。特朗普动员的正是这批人，对于这些自视为全球化牺牲品的白人而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可谓入心入脑。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多数错估了美国大选结果，就是因为对这批失意者的关注和理解远远不够。
要满足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 特朗普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建墙”。既要建“有形之墙”，把拉丁移民挡在外边，保护白人中下层人口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机会;也要建“无形之墙”，重塑美国对外经贸关系，把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制成品挡在境外，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通过向墨西哥、日本、中国、德国等经济体施加单边经贸压力，要求主要贸易伙伴们主动降低顺差，从而帮助他的选民群体创造就业。
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一个富有商人，他内心认同的是富人阶级，而不是这些失败、愤懑的白人蓝领中产阶级。在特朗普提出的医改和税改这两个大蛋糕的重新切割方案中，获益的将主要是占总人口很少的富人阶级。（美国智库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罗森伯格(Joseph Ｒosenberg)表示，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享受的减税额度相当于其税后收入的约14%，远高于其他收入家庭享受的减税优惠。英国经济学者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特朗普是在玩“富豪民粹主义”，即用文化议题动员普通民众的民粹热情，但是在夺权后的利益分配中服务于富人利益。）唯一利好中产阶级的税改细节是允许育儿家庭将育儿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但这个主张还是其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而不是特朗普本人提出来的。
除了白人选民和富人群体之外，特朗普的政策方向还对以下几个具体行业有利:军工行业、传统能源业、建筑业以及金融业。通过大幅增加军费，松绑对油、气和煤炭行业的环保管制，大力鼓励基础设施建设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上述几大行业将成为特朗普时代的大赢家。
虽然在特朗普的治国理念中，对上述群体和行业非常慷慨，但是他必须回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图1所示，特朗普提出的减税方案将大大增加美国赤字，军费增长和基建扩张更是雪上加霜。作为一个商人总统，特朗普的核心政策理念之一是大力减税，竞选期间他的口号是10年减税10万亿美元，后逐步向5万亿规模靠拢。而到2017年4月28日推出的减税构想则进一步收缩到10年2．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即便是这样的规模，仍然被认为不现实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与之匹配。特朗普及其财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等人公开强调，大幅减税将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反而令税收增加。这种说法并没有历史依据，也没有几个严肃的经济学者会同意。事实上过去40年来美国的总体税率一直趋于下行，但是债务率却在不断升高，共和党政府心中自然清楚这一点。为了让其减税政策具有可行性，特朗普必须在图1的第三象限中找到填补空缺的办法，从某些群体身上获得收入。
原本共和党人设想的边境调节税项目可以为特朗普政府创造出一定的收入。它可以成为特朗普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而讨好其白人蓝领选民群体，另一方又可以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中获取不菲的税收。但是在经历数个月的辩论之后，考虑到它很可能违反世贸组织(WTO)规则，而且共和党内部有较大的不同意见，所以该政策被放弃。
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平衡表中可以看出，特朗普能够用来平衡预算的只能是相对比较小的生财之道。一是通过向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收取10%的低税率，从而鼓励滞留海外避税天堂的2．6万亿美元尽快汇回美国。乐观情况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为特朗普政府带来200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但这是一次性收入。二是利用政治、经贸和军事优势向盟友和邻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担更多支出责任，比如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军费支出，要求墨西哥为建墙出资，要求韩国为萨德系统支付10亿美元，可以视同为向小国索取保护费。三是减少在行政人事和国际事务上的开支，减少对外援助，减少对国际多边组织的预算，减少国务院的预算，减少政府对科研项目的资助规模。但是即便把上述所有手段加起来也远不足以实现每年两三千亿美元的节支增收以平衡其减税预算，所以归根结底，特朗普政府必然跟此前的历届共和党政府一样，大幅扩大财政赤字。（美国财政变迁中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共和党向来主张小政府、批判财政赤字和债务，但是现代历史上基本上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内赤字率持续上升，而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赤字率能够稳定甚至收敛。详见拙文“对希拉里与特朗普经济主张的比较及政治经济学解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景，民主党一位资深参议员在访谈中给出的解释是:民主党当政时共和党总会在国会中加以掣肘所以难以扩大赤字，而共和党人执政时，民主党通常不那么强调小政府，故而导致共和党政府的赤字率扩大。笔者认为除了这个解释之外，上述事实还证伪了共和党所长期信奉的小政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念。）
分解美国联邦财政支出的研究视角还提醒我们须警惕如下前景，即特朗普可能会试图从节省债务利息支出的角度入手，为其减税大计腾挪出财政空间来。为滚动其存量债务，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所支付的利息占其财政支出的规模在10%～20%之间，过去20年间，利息支出的金额增长缓慢，近年约为4500亿美元。在债务规模持续扩张的前提下，利息支出却能长期稳定，这归功于国债平均利率水平的持续下降。如果特朗普能够操纵未来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令其再次进入减息周期，那么利息支出的金额甚至可以不升反降，其缩减规模以每年千亿计。这一点为提前把握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打开了想象空间。
二、撕扯中的学习曲线
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本人及其核心团队经历着一个明显的“学习曲线”，努力从依靠民粹上台的政治素人转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执政团队。即便是外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众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撕扯，各方都试图把国家内政外交的舵盘拽向自己一边，其激烈程度远大于过去的常态。在一个不断极化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这种内斗和撕扯给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不少政治观察家认为美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连特朗普自己也不甚清楚。
特朗普执政团队人员尽管还仍未全部到位，却已然分裂成非常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他们在特朗普竞选之初便已加入核心班底，信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这些人原本都属于在政治光谱右端非常边缘的群体，由于在特朗普身上押对了宝而突然权势显赫。另一派人则以雷恩斯·普利巴斯(ＲeincePriebus)、加里·科恩(GaryCohn)、贾里德·库什纳(JaredKushner)、努钦、麦克马斯特(H．Ｒ．McMaster)等人为代表，其共同身份背景是对经济和政治精英阶级的认同，主张延续过去30多年的美式全球化，或者借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概念来讲，就是主张继续搞“美帝国主义”。
特朗普政府成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内斗迹象，其中包括麦克马斯特把班农赶出了国安会;纳瓦罗被安排在白宫西配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无人过问;而在普利巴斯推动的特朗普医改法案第一次铩羽而归之后，班农则大做文章，要求搞一个共和党内的“叛徒名单”予以警告和惩戒。
在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方向上，班农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他所主导的极右翼舆论平台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向来宣扬民粹和民族主义立场。作为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他有着一整套“美国向何处去”的宏大理论，体现在其大量的讲座、采访和影视作品之中。按照尼基尔·索纳德(Nikhil Sonnad)和格温·吉尔福德(Gwynn Guilford)等人的研究，其核心信条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资本主义，二是民族主义，三是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虽然班农自己也有着哈佛和高盛的经历，但他坚信以华尔街人士为代表的自由、世俗且具全球思维的精英群体通过俘获政治权力蓄意地修正和扭曲了美国的民主机制和资本主义体制，并掠夺美国中产阶级应得的财富。而与他一起辅佐特朗普的普里巴斯、科恩、努钦等一大批富人政客恰恰便是他所憎恶的建制派精英群体。这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信奉者和获益者，将资本和产业转移到全球而获益，却令美国白人中下层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对特朗普来说，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有班农一派的信徒为票仓。但是当选之后，他必须吸纳足够多的建制派精英进入团队才能真正治国施策。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民粹派人物与建制派精英在同一个政府团队中水火共存的局面。
按照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教授的说法，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朗普乐意见到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保持自己的主导权。只有这种斗争超出了一定范围，影响到其政府的整体形象的时候他才会出手压制。2017年4月初，特朗普总统曾要求这两派自己谈判实现和解与合作，他表示:“你们自己搞定和解，否则我就出手”。特朗普本人的人格和精神状况颇为特别，他的注意力难以像正常人一样较长时间地保持在同一个问题上，也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因而也就很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和操纵（这是一种可遗传的症状，其幼子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第一夫人之所以带着孩子继续生活在纽约而不是让他转学到华盛顿，主要就是因为其子离不开纽约的特别教育服务。）。所以，很难说这两派人究竟是谁在对特朗普进行“再教育”工作，影响甚大。按照爱德华·卢斯(EdwardLuce)的观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最具煽动性的帖子要么是在深夜 要么就是在周六，因为深夜时他只身独处白宫，而周六时他的女婿库什纳正在守安息日，这两个时间总统都处于无人看护状态。
当然，无论是哪一派，特朗普团队成员的共同特点是拥有经济和商业的微观经验，但都缺乏对经济事务的宏观理解能力，因此，他们都难以想象在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之下大规模减税未必能真正拉高企业利润率并激发投资热情，更难以理解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源于某个贸易伙伴压低汇率而是美国内部的储蓄率太低。这样的经济学观点是违背这些微观经验者的常识和直觉的，只有具备宏观知识框架才能理解。
如果说美国政府高层内部的分歧与争斗还基本在特朗普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话，那么白宫之外的博弈则远比特朗普想象得要复杂和无奈。共和党内不同派系在税收、贸易、债务等一系列重大治国理政问题上的分歧给特朗普的施政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尽管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内部却难以达成共识，从而令民主党坐山观虎斗。最典型的案例是临阵弃战的医改法案。根据格伦·思拉什(Glenn Thrush)和麦琪·哈伯曼(Maggie Haberman)等人的分析，特朗普在医改问题上的失败纯粹是因为共和党的派系内斗所致。普利巴斯和作为共和党众议院领袖的议长保罗·瑞恩(PaulＲyan)未能做好国会共和党人内部各山头的整合工作，尤其是若干党内右翼团体对医改法案不满，认为继承了太多奥巴马法案的内容，所以政府在提交国会的最后关头不得不作罢。面对党内的分裂和反叛，特朗普却无法惩罚这些自私固执的派系，因为还有下一个紧箍咒等着他:“债务上限”的提高需要国会授权。因此，得罪了本党议员将导致政府关门而一事无成。当然，在共和党之外，更是到处可见深深的怀疑、敌意和阻力，弥散在民主党及其影响的大批美国民众中，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们(以老欧洲政治家为主)也表现出明显的藐视和嘲讽。
这种层层叠叠的争斗和对抗，将使特朗普政府的众多经济政策难以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得到迅速落实。预计税改法案很难在头两年内得到国会通过，而最终通过的也很可能是一个远远弱化的版本。虽然医改法案在国会众议院勉强通过，但未来仍前景不明。相对容易得以实施的是针对外国利益的政策措施，比如边境建墙对进口商品实施双反，退出、修改或暂停某些多边、双边协议等等。
三、美国经济与政策的若干重大趋势
关于特朗普领导下美国未来经济与政策的走势，可以通过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考察看出端倪。
第一，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兑现他的反全球化主张。一些西方观察家寄希望于特朗普能被他身边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教育”好，逐步淡化乃至放弃他那幼稚而危险的反全球化主张;或者随着政策经验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随着越来越多主流经济学家和有治国经验的政策专家在他身边聚集和献策，他的治国思路将会逐渐走上“正道”。同样在中国也有不少观察者认为，特朗普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能与中国领导人相谈甚欢，可见逆全球化仅仅是一场虚惊，过去30多年形成的中美共生关系将会继续下去。但这种乐观情绪可能有些一厢情愿。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本人的反自由贸易观点一贯非常鲜明，并且公开强调自己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是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内的确有某些派系对其理念持保留意见，但最终仍将是总统的意见占上风，而那些与之对立的人将会被边缘化。回顾特朗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他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恰恰是最持久的公共政策主张。
近期有舆论认为特朗普执政百日的支持率仅仅41%，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总统百日支持率的最低纪录。但是这个数字恰恰反应出一个重要现实，那就是有四成多的美国人坚定支持特朗普，无论他的执政表现如何失败如何混乱，只要他用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理念表达这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和立场，他们就会力挺他。而且，这部分人口原本游走在两党间的政治边缘，但是他们被特朗普动员进共和党政治体系，而后者也正是因为他们而逆袭获胜。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赢得2016年大选，特朗普已然成为了共和党的主流(establishment)，他正在改造和控制共和党和美国中右翼政治辩论，他的理念、他的核心支持者和政策顾问正在成为共和党的下一代中坚力量，正如同里根总统在1980年大选的胜利重塑了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一样。反过来看，如果特朗普软化乃至放弃自己的反全球化言论和政策，憎恶他的人也许不会那么憎恶他，但是仍然会将他当做一个政治丑角而不会予以尊敬和支持。所以，必须认识到，特朗普近期所表现出的向美国政治传统和主流人群靠拢的迹象和趋势，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暂时的、策略性的姿态而已。
第二，美国经济复苏趋势和资本市场增长是否可持续。近八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弱复苏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8%，远低于危机之前的平均值。即便是这种弱复苏，也是依靠多轮量化宽松这种超常规货币政策来勉强维持的。经济之所以会长期低迷，归根结底是美国人口结构老化导致的，1946～1962年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人口已经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的消费高峰期(35～54岁)，所以总需求无法有力扩张。无论美联储通过金融市场创造多少信用，这些资金不会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因为离开了最终消费者，任何实体投资都无利可图。这就解释了美国经济的一系列怪相，一方面股市暴涨资产价格复苏，另一方面美国快速扩张的天量货币竟然没有抬高其通胀率。2008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经济在天量货币的护航之下，颤颤巍巍地走出了长达9年的慢牛，美国上市企业纷纷借入低息资金回购自身股票，而股价和房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又反过来为消费和投资的复苏护航。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资本动员者的角色。这种宏观与微观的正反馈，都塑造了当前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泡沫特质。
2016年底之前，由民主党人耶伦(JanetYellen)主导的美联储迟迟不将加息的警告付诸实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民主党赢得大选，保住执政地位。而特朗普的当选打破了美联储同白宫之间的默契合作关系随着2017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和缩表的实施，2008年以来的股票和地产牛市即将终结，美国经济已然处于又一次停滞乃至衰退的边缘，（事实上，2017年一季度纽约的豪宅价格出现了20%左右的下跌，可以视作经济接近调整的早期信号。）而从其人口曲线推算，美国经济真正恢复元气，可能还要5到8年之后才会实现。考虑到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全球经济周期必然也会受其影响而中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储备都将面临相应的风险和机遇。
第三，如果特朗普在2018年1月用一个共和党背景的经济学家取代耶伦，美元的利率和汇率将会怎么走。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元的加息周期将会缓慢持续三年以上，这种观点从经济金融的视角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显然没有把美国两党博弈和选举政治纳入考虑，从而导致了方向性错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趋势，预计2018年起美元将再次进入减息周期，未来不排除出现负利率，而美元指数将会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五年内从目前的100点左右持续下行至65点。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如果上文所说的股市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发生在2017年下半年或者2018年，那么减息乃至负利率是美联储理所当然的反应。二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家，无论在竞选过程如何反对低利率，一旦上台执政之后，都会喜欢上低利率，因为这使他们能通过信贷和财富效应粉饰政绩，特朗普也不例外。他在竞选过程中多次抨击耶伦压低利率帮助民主党竞选，而在上台后却已经公开表态说低利率符合美国经济需要。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加息之重。
图2显示的是美国国家债务信用得以运转的一个关键不等式，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不能超过美国名义GDP增速。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当一个债务人的收入无法覆盖利息开支，以至于需要借入新债来支付利息的时候，这个债务人就进入了庞氏融资(Ponzi Finance)状态，即便他拥有铸币权，债权人也会远离其债务和货币。由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胀率持续走低，美国名义GDP曲线压制了美国联邦利息的增长空间。在美国债务率继续上升的大背景下，要想维持利息占比曲线不突破名义GDP曲线，或者说要想避免让美国进入庞氏融资状态，美元的利率水平必须维持长期下降趋势。联系上文所分析的特朗普政府在财政约束之下很可能会在每年4500亿美元债务利息支出上动脑筋，而且已经公然改口说喜欢低利率和弱美元，那么就更有理由推断，2018年初特朗普提名的有共和党背景的美联储新主席取代耶伦之后 美联储将努力压低利率水平。（政府债务的利率水平取决于两个利率，一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长端利率，它由市场交易价格决定;另一个是短端利率，它由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这样的政策选择可谓一箭多雕，既能为政府减税省出预算，又能压低美元汇率帮助本国制造业，还能让特朗普所钟爱的房地产市场再起牛市，推动美国经济在下一次大选之前再入繁荣周期。
四、中国如何应对
对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美国经济可能呈现的走势，短期内中国方面的应对之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应当对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双边政策施压做好充分而长期的准备，不能心存侥幸。在双边贸易的“百日磋商”中必须明确要求美方谈判团队的核心人员具备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基础而不能仅仅基于商业和产业的微观经验来谈贸易。只有同前一类人谈贸易，美方才能接受如下经济学逻辑:美国的逆差源自美国储蓄率太低，而他国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在他国之间争食这一逆差的份额，对美国逆差本身几乎没有影响。中国可以承诺逐步减少双边贸易顺差，但是应强调这种贸易失衡是全球产业链延伸至中国的结果，主要是欧、日、韩、台等经济体在中国所投资的加工工业对美国出口形成的贸易顺差，而这些企业对其本土供应商的核心零部件采购又把多半顺差输送到本土。所以如果要有具体控制贸易失衡的承诺，就必须把欧、日、韩等国拉进来一起谈而不能仅是双边谈。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出口国就能避免被特朗普各个击破，反而可能形成在贸易问题上的顺差国“统一战线”，要求美国自身承担更多调整代价。
第二，在储备和对美投资方面，中国外汇管理局和中投公司等官方海外资产的管理者应该小心美国经济衰退和股市泡沫破灭，建议将主要资产转移至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比如美国短期国债。同时要做好准备在2018年的某个时段迎来美元利率再次转向减息的转折点。考虑到特朗普正在为如何兑现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承诺而烦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和基建能力优势，用较小的资本投入撬动较大的项目，与之形成一篮子交易。而对于中国资本项目改革和资本走出去，应该珍惜当下的美元强势周期尾声的时间窗，主动宣布将外汇储备减少1万亿美元，长期目标则是将储备大幅削减，仅保留一部分黄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工业出口国而言，保留巨额外汇储备并没有多少价值，综合代价却不小。按照本文作者对40年来60种货币汇率与其各自基本面关系的量化研究，对一国汇率的主要推升因素是老龄化、债务扩张和产业进步，而经济增速、资产价格波动等等对于汇率是没有长期影响的。因此，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与产业升级速度都快于西方，人民币汇率长期来看将面临升值而不是贬值压力，尤其是2018年美元再次进入贬值周期之后，中国又将面临热钱流入。所以，抓住当前一年左右的空档期，主动降低储备，藏汇于民，既能够稳定市场和民众对人民币长期前景的信心，又能有利于“一带一路”和产业对外投资的顺利展开。
而从长期看，中国更应坚定信心和决心，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主动实现经济再平衡，减轻对西方消费市场和技术的依赖，转而将中国自身建设成世界最大消费市场、最强创新高地和最后贷款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国曾依靠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向西方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并形成了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共生关系。之所以要付出昂贵的价格搭乘美国运营的这趟全球化班车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解决数亿低端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但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基本面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人口结构和高等教育发展，中国今天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毕业大学生，而蓝领工种反而招工难。换言之，中国同美国在就业问题上的诉求正好换了个:中国今天迫切需要创造的是写字楼里的工作，而美国由于蓝领白人的政治逆袭，他们的利益突然成为了美国政府的优先政策诉求，美国需要在其国内快速创造蓝领就业。所以，应顺应这种基本面的质变，积极重构中美经济关系，其指导方向就是“十三五”规划中所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改革提供了全面的路线图，但是自2014年美元指数大涨，尤其是2015年夏季中国金融和外汇市场出现若干波动之后，国内一些人在思想上出现了动摇和恐惧 担心资本外逃、汇率暴贬，担心经济衰退、就业下滑。正是在这种恐慌之下，保增长重新排到了促改革促转型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因为资本项目的管制加强而停滞。产生这种恐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理解，但只要对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尤其是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和人口的基本面有完整的理解就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和定力去主动塑造一个新型的中美经济关系。
注释：略
注：本文作者感谢众多受访对象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的真知灼见，也感谢王淼和曹心慧为本文的数据和图表整体所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