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名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出版了《美国世纪终结了吗？》一书。从《注定领导》到《领导的权力》和《权力的未来》，再到如今的《美国世纪终结了吗？》，奈每隔几年便扔出一本著作，尽管回答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其意图皆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美国没有衰落，有关国家不要战略误判。然而，仔细观察当下的国际秩序就可发现，世界日趋乱象纷呈，“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在亚太地区，中日、中美之间权力转移速度太快，已经威胁到既有的地区秩序；在中东地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的权力真空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导致地区秩序面临重构；在欧洲，乌克兰事件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发酵。环顾世界格局、审视美国战略，奈的论调就不免显得有些许偏执了。尽管拥有强大的经济修复能力和战略纠偏能力，美国很难衰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秩序正在走向混乱，变革势在必行。
国际秩序的治理危机
当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面临着功能失调的困境。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当前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遇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事关霸权主义内部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治理危机。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困境，这种危机根本上源于现实的变化，即权力转移、主权规范的退化和集体暴力的兴起威胁到了旧秩序的基础。对照当下国际秩序的现状，这一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然而，较之于国际层面，当前地区秩序的功能失调更为严峻。
在亚太地区，中国犹如破土而出的种子，其强劲的崛起态势加剧了地区秩序张力。首先，中美塑造地缘政治的能力正在转变。以往中美两国分别作为陆权和海权国家而存在，两者的地缘政治错位有利于地区秩序的稳定。然而，随着中国大力发展海军，这种态势在未来恐怕将被打破，中美关系面临着不确定性。其次，中美两国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以往中美分别提供经济收益和安全预期两种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但目前中国提供安全预期的能力在上升，既有格局面临着变化的可能。再次，在规则维系方面，中美角色发生翻转。美国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等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则有意愿维护这些规则。
在中东地区，美国通过武力手段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尝试无果而终，撤军后中东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给地区动荡埋下了种子。美国在伊拉克支持政府军打击叛军，同时在叙利亚支持叛军反对政府军，这种自相矛盾的战略导致伊斯兰国做大做强，严重威胁到了中东地区的稳定。在颜色革命问题上，美国致力于推广民主，导致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如走马灯一般，原本稳定的地区秩序逐渐溃烂。
在欧洲地区，乌克兰危机并未最终解决，克里米亚入俄直接导致后者与西方的尖锐对立。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城略地，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抢占胜利成果，借助推广民主压缩俄罗斯影响力。其结果是，西方不顾俄罗斯的安全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在西方长期的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和民主推广这三重政策影响下，橙色革命引起乌克兰政局动荡，进而演变为一场严肃的地缘政治危机。
失序时代的“麻烦制造者”
冷战以其他国家接受并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方式结束，这种安排暂时掩盖了体系的矛盾。在这种框架下，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势力范围之争，更是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对立；冷战后，国家的权力斗争更加软性、柔和，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家之间的权力碰撞。然而，冷战后仍然有两种外部力量可以侵蚀美国霸权，即新兴大国的挑战和边缘力量的抗争。
在制衡美国过高的权力门槛时，新兴大国缺乏挑战美国的动力，边缘力量的抗争也难以奏效。然而，世界是变化的世界，这一点不会改变。权力门槛只是暂时压制了新兴大国的抱负，而其带来的张力却无法回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经济成长已经在重塑整个世界，这种相对和缓的成长正在缩小与美国的权力门槛。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其提出改革既有国际制度的要求顺理成章。一些美国战略精英正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调整国际制度，容纳新兴大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往往被批评为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必讳言，大国崛起必然给国际秩序带来张力，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的强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的影响，对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也会有冲击。事实上，中国也一直在尝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谋求在既有国际制度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美国无意迎合新兴大国的正当利益。这逼迫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另立门户，走上了一条争权力、争规则的道路。但即便亚投行这些新机制尝试积极接纳西方国家，其结果更多的是一种在现有国际制度下的增量改革。
边缘力量的抗争则是截然不同的方式。与新兴大国的挑战不同，边缘力量的抗争是一条去权力、去规则的道路，即抗争美国的军事存在，同时解构美国建立的地区秩序。这类边缘力量的兴起，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在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恐怖主义的恶化使得地区秩序日趋碎片化。边缘力量作为另一大国际秩序“麻烦制造者”，是因为其组织形式多样，制造暴力更容易且成本低廉，消除这类暴力难度很大。当前，在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等区域，边缘力量逐渐聚合成带，并且与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产生的地缘黑洞重合，从利比亚到埃及，从叙利亚到伊拉克和也门，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这些边缘力量正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必须指出，边缘力量的冲击更多是底层的，而非国际结构的上层建筑，但是一旦大国力量加以干涉，其破坏力往往蔓延。
新兴大国和边缘力量更多起到侵蚀霸权的作用，美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则更具杀伤力。在国际层面上，美国拒绝改革国际制度，阻挠中国倡导的新国际组织，这加剧了国际规则变革的张力，影响了国际制度的效能和合法性。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去多边主义，试图重塑二战之后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地区层面上，美国的破坏作用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其一，强化与盟友的关系，遏制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其二，坚持人权高于主权，极力推广民主，积极支持颜色革命。其三，秉持干预主义，过度使用武力。这几种途径导致了主权规范退化，加剧了大国博弈，释放了不稳定因素，破坏了地区秩序。
“密涅瓦的猫头鹰”
“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新秩序也要等到旧秩序衰败之后方可生长。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力量正在组合，变革的时代似乎即将到来。问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已经衰败？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必须要慎重。旧秩序衰败与新秩序创设都是困难的，任何盲目乐观的观点都是不审慎的。尽管当前的国际秩序并未彻底衰败，但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国际秩序与权力结构之间错位产生的功能失调难以忽视。
一定程度上，目前国际秩序的功能失调还可修复，这需要美国纠正其以往的错误选择。笼统来说，就是要不断调整国际秩序，使之与现实相匹配：在国际层面，要继续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既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容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在地区层面，则需尊重地区大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通过大国合作实现区域治理。然而，如若当前的功能失调未被修复而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创设新秩序就是必然的选项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秩序具有很强的文明属性。以此看来，中国成长所面对的并非美国一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意味着，中国作为新秩序的建设者，面临的困难将是超出想象的。基于此，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新理念时，切记通过和缓的方式，切忌低估西方国家的抵制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