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一场有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大讨论都在发生。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观点正在获得相当多数精英的认同，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已经渐有成为主流的危险趋势。许多人认为，无论下届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都会有一个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政府。
而在中国，有关于美国拉拢日本组织第一岛链遏制中国，教唆菲律宾在南海挑战中国，重返亚太挤压中国的观点，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所公认的事实。在一些场合里，中美是否会有一战甚至都已经被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个话题通常被表述为更加委婉的“中美能否避免一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对中国构成着安全上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也在相信着，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一种焦虑的情绪正在双方社会里蔓延，按照这种趋势，似乎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于中美双方的焦虑进行解读，我们就会发现，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同性质的焦虑。中国的焦虑是面向内部的安全焦虑，美国的焦虑则是全球帝国的霸权焦虑，这两重焦虑虽然会有冲突，但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中美和平共处的可能。
坦率而言，一些人对中国在全球与美国展开霸权争夺的忧虑，既忽略了中国的历史背景，也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方面，作为一个天下形态的文明体，中国从来不是威斯特伐利亚语境下的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形，与其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对西方文明挤压与改造的被动反应。在传统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际秩序相对于国内治理，一直都是一个次优的议题。通常只有在外敌势大，凌虐逼迫的时候，邦交才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内向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国就是天下，中国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藩属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周边地区的安宁，中国对世界的介入是以维护自己的国内秩序而非改造当地的秩序为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自身高度复杂且并不稳定的治理环境。
换句话说，维系如此一个巨大的、多样性的天下，已经足以耗尽中国改造世界的雄心与资源。另一方面，现实中，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虽然在内部治理的现代性与绩效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考虑到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面积不过400万平方公里出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面积膨胀了一倍有余，而这也意味着有近一半的领土，其实是新增实际控制面积。这意味着共产党的中央政权同样面临着传统中国统治者所面临的地区差异、边疆问题等诸多严峻考验。
即便在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并没有随之解决，事实上，这是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多样性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随着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多样性已经不再是主要局限于边疆地区，而是逐步扩展到全国的范围之内。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及阶层冲突，让共同体的内部张力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同步增长，而这也让执政成绩斐然的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
随着革命的政治向常态的政治转移，内部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取代革命运动外化的敌我矛盾而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既有经济性的，用邓小平理论来概括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有政治性的，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冲突，还有在毛泽东时代长期为阶级斗争所掩饰的边疆与中央的紧张。
如何应对这三重矛盾，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最根本的执政任务，而中美关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与这三重矛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绩效的合法性，在近几年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冲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明白经济发展的相对下滑，是经济转型所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是美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货币的霸权地位，无疑增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由抗日战争、救亡图存带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
虽然中国由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核保护伞，而基本免除了外敌入侵的危险，但是中国却是唯一的一个领土至今仍然分裂的核大国，更重要的是，在近几年这种分裂的压力还随着藏独、疆独的互动而进一步加剧。而美国对于台湾的保护、对于达赖集团、疆独集团的同情，则构成了对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挑战。更重要的是，自颜色革命以来，中国政府确信，美国的确存在着一个利用社交网络、民间组织进行内部颠覆的计划。这种颠覆既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也是基于美国对于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保持的敌意。
这三重合法性上的根本挑战，构成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安全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国家安全委员的组建、边疆问题的治理以及对涉外NGO的管控上都有所体现。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不同于欧洲、俄国最大之处在于，它始终具备干涉中国国内治理的能力，而且也从未放弃过这种企图。在中国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或者还有更大的外部压力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以相对和缓，但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对美国干预、颠覆、分裂中国的担心就很容易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担心。
对于美国而言，崛起中的中国构成双重意义的挑战，一是传统意义上共产主义的挑战，它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曾经的苏联，而成为一种“新冷战”的对手，一是文明冲突论中的东方对于西方的挑战，随着中国在近几年的崛起，这种焦虑正变得尤为明显。
这两种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性的霸权有所觊觎，不管这种觊觎究竟是一个所谓的百年的欺骗计划，还是只是一个随着国力膨胀而生的临时起意。
然而这样的一种对中国将会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判断，可能既误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路，也误读了东方国家的世界理想。
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让其具有了一种普适性的、全球性的政治理想，但是随着其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中国化，它在接受了中国的内部治理现实的同时，也在某些精神层面逐步向传统中国执政者的特点进行转向。
这种转向突出表现为在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的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与价值理念的复归。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左的”也不是“右的”，而是一条既不是“改弦易帜”又不是“回头老路”的新路，它最终表现为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礼法共治”的政治理念。
这种向传统的复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治理的内部化、地方化与特色化，并是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霸权的根本约束，因为在治理技术上它很难适应中国文化以外的场域。
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将中国视为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其实只是美国国内精英在俄罗斯衰落之后，寻找假想敌的老节目。中国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东亚的分裂，而且还有冷漠的印度，陌生的中亚以及麻烦不断的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多样化的地缘环境甚至几乎可以成功地将中国的全球野心成功地局限于一连串的周边麻烦之中。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性的霸权是个伪问题，稳定周边秩序，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才是个真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其实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大周边的思路，换而言之，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加周边安全，它在亚太影响力的增加体现的是地区强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周边思路，而不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全球霸权。
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世界理想，但是这种世界理想是受到东方政治现实制约的。东方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以基督教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念包裹起来的整体性文明，东方是一个西方建构的产物。它是一个高度多元、孤立的、碎片化的组合，在东方这个概念的箩筐里面，实际上放着的是中国、印度、伊朗这些迥然不同的文明。这种高度分裂、且碎片化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东方的世界观更多地体现出从周边出发而非从全球出发的战略视野。
虽然东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西方的整体性，比如较为接近的文化、人种与价值观念，但是近代以来西化的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残酷侵略，朝鲜战争、冷战、越战以及中越战争，造成了东亚地区整体性的消解。
中、日、朝、越这四个儒家文化圈的最重要国家，实际上正处于彼此痛苦的分立甚至对峙的状态。朝鲜正经历着朝韩双方严峻的武装对峙，似乎在短时间内很难有统一的可能。中日双边关系不仅正处于历史的低估，而且已经开始了一场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中国不仅自身仍然在承受着陆-台的分裂，而且和周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越南，存在着激烈的领土争议。
这种政治现实意味着，东亚不仅没有可能成为类似于北美洲那样的世界霸权的大后方，而且更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内国家相互撕扯、纠缠的泥沼，这一地区内部持续的紧张关系，将会对所有地区内国家的世界梦想构成最大的障碍。更坦率地说，美国霸权最大的噩梦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日的联合，只要中-日矛盾长期存在，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
只要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对等的，相比于美国“重返亚太”，维护地区霸权的进攻姿态，尽管中国在许多时候表现出“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但中国的安全焦虑，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防卫性质的。它是一种在经济发展放缓、国家-社会关系重组、边疆问题激化、周边摩擦频发下的以攻为守。
这种基于国家安全的自卫意识既源自于对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考虑，也源自于中国近两百年来对外敌入侵、外国干涉的痛苦回忆，它虽然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快，但却并不构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真正地让中国感到安全，也只有解决了这一点，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才可能成为中国默认的现实。
注：本文原载于“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