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
西方政治极化、政党民粹化、政府停摆……西方国家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乱象，让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民主精髓”神话彻底破灭。本期“学海观潮”对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深入剖析当代西方政党凝聚力下降、组织萎缩、社会功能弱化、治国理政乏力等种种危机，透视西方民主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实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政党衰落”就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激烈争论的话题。西方政党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党意识形态标签日益模糊，政党凝聚力不断下降。您如何看待西方政党“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趋同现象？
柴尚金：西方政党出现“左翼不左、右翼不右”趋同现象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原本各有不同的依靠力量和意识形态，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使西方政党价值标签和思想特性日益模糊。例如，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最初属于工人阶级政党，后来为争取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支持，自称“是一个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是“人民党”、“全民党”。自“阶级党”变为“全民党”后，社会民主党改变了纲领主张和竞选战略，价值取向中间化，政策主张向右翼政党“趋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欧洲社会民主党曾在20世纪90年代一路高歌猛进。但也恰恰是这种中间化战略，最终导致了“第三条道路”走向衰落。
柴尚金：是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渐渐偏离了左翼的传统价值观，不断向右翼政党靠拢，实行有利于雇主和垄断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渐渐被左翼支持者抛弃。
《中国社会科学报》：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传统政党不断趋同，选民的选举参与率日益走低，这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政党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西方政党凝聚力下降？
柴尚金：其一，草根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部分替代了西方传统政党作用。信息网络技术带来了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草根群体和社会参与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民众对西方政党精英与底层脱节、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心生厌倦。草根型政治领袖声称以服务“社会不满群体”为重点，以“社会底层”挑战“社会上层”为宣言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号召民众推翻精英政治和金融巨头管控国家的旧体制。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主要关注女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地方和公民权利等问题，虽然没有提出执政要求，但政治导向明确，民意聚集能力强，其影响广泛渗透到西方传统政党活动领域。
其二，西方执政党遭遇民意寒流，主流政党力量下滑，渐渐被新兴政党和极端政党蚕食。基于“全民党”定位，西方国家执政党和主流政党通常按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既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全民福利”的竞选要求，又在政策调整中牺牲了部分民众利益，不断引发矛盾冲突。西方政党为赢得选举，刻意迎合和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煽动民粹主义，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政党迅速崛起，西方政党政治碎片化、民粹化态势加速发展。
其三，西方媒体不仅与政党争夺“眼球”和抢占政治话语优势，而且部分地改变了西方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西方政党政治日益“媒体化”。西方政党的利益表达和政治整合功能因受当今新媒体和网络冲击而不断弱化，政党推举本党领袖参与选举、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教育和培训党员等功能渐渐被新媒体取代。西方政党选举和决策等活动往往屈从媒体意志和舆论压力，根据媒体的喜好选择领袖，根据媒体的基调制定相关政策，并通过媒体包装的领袖形象来宣传政策主张，领袖和政治精英都注重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做秀”，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网络党”和“媒体党”色彩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党碎片化、民粹化、媒体化等诸多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政党制度怎样的弊端？
柴尚金：西方民主是以政党为载体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认为只要走完“一人一票”选举程序，民主就实现了。在选票第一的“程序民主”中，竞选主张为选票服务，不论“左”“右”，无需“主义”，抓住选票就是“王道”。政党碎片化、民粹化、媒体化与“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趋同现象有一定联系，但不是根本原因，多党民主选举才是西方政党失色的内在因素。西方国家政党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代议制民主自身设计上的弊端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素以组织完备、纪律严格著称的西欧各国传统政党中，党员人数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幅度减少，现有党员也出现了老龄化、消极化等问题，这被视为西方政党衰落最直接、最鲜明的表现。
柴尚金：确如你所言，我们以法国为例可以清楚看到西方政党组织萎缩的困境。2017年5月大选后，法国政党结构发生颠覆性改变，社会党和共和党两党长期轮替执政的政治架构被告终结。法国社会党内部派别林立，长期分裂，党员人数由鼎盛时的几十万人下降到现在的13万人。共和党作为戴高乐亲自创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后继者，内讧不断，群龙无首，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马克龙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法国大选，最终一举夺魁。他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惮于民众对传统左、右翼政党不信任，提前脱离社会党，辞去奥朗德政府经济部长的职务，同社会党划清了界限，无党派的独立身份为其增色不少。事实上，组织松散、党员很少受纪律约束，是当今西方政党的普遍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政党卡特尔化等现象，是否进一步加深了西方政党组织萎缩的危机？
柴尚金：政党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约定和用法。英文“party”一词有“部分”、“同伴”、“聚会”之意，用来指称社会政治生活中一部分利益或政治观点相同者所结成的同盟派别。中国古代常用“乡党”、“朋党”、“党人”等词，形容那些为了某种利益而抱团的群体。现代政党是由不同领域具有共同志向的个人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除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外，还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这是区别于“乌合之众”的一个重要特点。现代政党实践证明，严密组织和严明纪律是政党坚强有力的保障，是政党兴衰存亡的重要原因。
西方传统政党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主要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骨干来发起活动，但政党传统的线性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难以满足当今信息社会条件下政党开放性、互动性发展的实际需要，精英政治异化和卡特尔党现象出现，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西方政党组织危机。
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认为，西方民主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是对人的统治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是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作为被统治的多数人只能是监督、制约“统治的少数”。这一结论是典型的精英政治观点，反映出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性。
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通过对西欧政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得出了与乔·萨托利相似的观点。卡茨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电视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成为党内精英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政党集会、政党的游说、政党的报刊被电视屏幕所取代，普通党员对领导人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国家成为政党资源的源泉，政党已成为准国家机构，政党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不再存在。由此，他认为西欧国家政党出现了卡特尔化的新趋势——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政党之间合谋组成卡特尔联盟。
在西方政党卡特尔化发展等现象的影响下，西方传统主流政党党组织日趋松散，“大党不大”，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政党精英领袖领导力进一步丧失，治国无方，无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西方主流政党空心化，党员老化、党员流失现象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卡特尔化发展影响下，西方政党的国家功能不断强化，但社会功能却大大衰退。我们看到，近年来西方国家爆发的反映社会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社会运动，政党都没有有效利用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和作用被不断挤占？
柴尚金：政党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利益整合与表达。政党既然是阶级利益的集合者和代言人，必须将其所代表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并形成自己的纲领主张，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也必须要合乎民意，代表民意。一个政党如果在复杂的利益体中起到了整合与表达的作用，就容易得到生存和发展，反之就会被历史淘汰。当今西方多党民主弱化了政党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政党沉迷于竞选，往往以自我利益和短期利益去整合社会利益。
西方政党遭遇的政党社会功能弱化、政党与社会关系割裂的危机，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很多西方政党失去特色，导致民众认同度较低，感召力和凝聚力大不如前；另一方面，西方政党逐渐变成党魁把持操控的政治工具，在他们眼中政党不是凝聚民意的平台和实现民主的工具，而是满足个人野心的战车。这导致西方政党的党组织成为选举机器，政党政治游戏化，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对党的忠诚度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势力在西方抬头，是否给西方传统政党的社会融合功能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
柴尚金：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过去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
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显，社会对立和情感隔阂加深，草根型政治领袖对现有政治体制和传统政党极端失望和不满，热衷街头示威而不是正常选举。美国“占领华尔街”、法国“黑夜站立”等民众抗议运动不断，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德国选择党、西班牙“我们能”党等西方反建制新兴政治力量发展势头不减，活动范围扩大，不断抢占传统政党政治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治国理政能力是政党实现其理想和纲领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影响和衡量政党发展的重要变量。政党恶斗加剧政治极化、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国家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近年来西方政党治理困局频现，是否也招致了公信力下降的危机？
柴尚金：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潮流，西方国家选民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谁能发展经济就支持谁上台。一个政党如果不着眼于经济发展，还像过去那样拘泥于政治领域和权力斗争，不努力解决人民要求解决的民生问题，就会失去民众支持而被抛弃。换言之，随着西方政党政治的兴奋点从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逐渐转移到治国理政方面后，民众不仅要求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满足民众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现实需求，而且期待政党革新政治理念和运作方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
但西方政坛的现实图景却与此恰好相反。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执政党不是从稳定和发展经济着手解决问题，而是盲目推行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引发中下层民众普遍反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后政府频频更迭，就是因为国民抗议政府削减福利，实行紧缩政策。西方民主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竞选时都会高调许诺更多福利，但上台后将竞选许诺束之高阁，更谈不上有效治国理政。在西方民众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上升、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政府及政治家们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将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难民危机等都归罪于政党治国无方，要求改弦更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西方政党的治理危机是否也可以印证这样的观点：评价一种政治体制的标准不应是是否推行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而应是政党治国理政水平的高低？
柴尚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政党和政治家治国理政不只是为了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还要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回应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民众提供自由、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当今世界，政党治国理政，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和模式，不断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对西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而言，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评价政党治国理政成效，不在于纲领主张多么眩目耀眼，主要看实践及其效果，即看国家能否达到良政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