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外交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次严重冲击到中美关系的贸易战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是希望中美关系在竞争中合作、在纷争中形成共识，管控分歧，协调规则，关键在于两国如何定位对方。对中国而言，需要从长远角度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路径和方法。
1. 解释好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为了赢得稳定、开放、合作的外部环境，我们需要解释好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如果留心观察这次贸易战中欧洲各国的态度，就会发现他们除了关注中美的外交动态，还特别呈现出一种对中国内部发展问题的担心。这种担心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对中国人所讲述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不安。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故事”，到头来却面临越讲中国故事，西方对中国越是感到不安的窘境。我们太过强调“中国特色”，而回避一些普世性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奇迹很多方面与西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们只是和西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以自己为主体的发展肯定具有“中国特色”，无需刻意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与西方主流价值观有多少差异？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中国未来肯定不会发展得和美国一样，但是我们没必要否认一些普世性的东西，也不应太过强调“中国特色”。
如今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处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必须要改变思路。只有让世人看到我们和西方没有本质的差异，不是异类，他们才不会因此而不安。这方面其实有可供参考的例子，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样与西方达至彼此谅解差异的呢？他们与西方的差异也很大，比如日本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总是积极地把共同性、普世性的东西展示给西方。而我们恰恰相反，总倾向于展示我们的特色，不愿意，也不重视展示那些共同性的东西。这种思路方向是有待改进的。
2. 处理好全面性与优先性之间的关系
其次，就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发展而言，需要解决好全面性与优先性的问题。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如何推进改革和发展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回应贸易战问题时曾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将始终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但是，具体从哪里做起呢？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推出来的改革政策大约有1500多项，即“全面改革”。但操作起来，这其中总需要分个主次先后。于是不妨借鉴特朗普处理中美关系的做法，即对众多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优先级别排序，比如把解决贸易逆差这一具体目标排在最前面，作为解决中美关系的突破口——正如毛泽东说的“纲举目张”。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是最适合的改革突破口呢？如果就软实力而言，我们认为是健全法治。大量的社会调研表明中国目前这个阶段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信任危机，国家、社会、个人间的信任纽带不强，每个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高。只有切实建立健全法治，让司法成为解决任何纠纷的最终手段，才能巩固社会成员间的普遍信任。更何况法治是一个国家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哪怕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最终确立起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合法性，老百姓才会相信。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各级政府也颁布了很多文件。然而，坦诚地讲，如果真的想在民营企业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再详细的领导讲话和政府文件也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出现问题，应该由法院来裁定，而不是由行政强制措施来解决，也就是纠纷解决和犯罪认定机制应当从行政转向司法。我们国家的顶层设计始终具有这个意识，但各级部门并没有足够迅速地往法治方向靠拢。不得不说，依法治国，任重道远。这方面，我们实际上可以学学李光耀。李光耀最大的功劳在于把执政党的意志转化成为国家制度和法律，使得新加坡成为法治的典范。
接下来，就硬实力而言，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的类国际化的平台。在中美贸易战等外部情况纷繁多变的背景下，大湾区在理念上和功能上都具有国际化优势。我们公共政策研究院早在2016年呈递中央的政策报告中就率先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与文化融合，在借鉴与吸收中优先取得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某种程度上，大湾区的发展方向是内部版的欧盟。欧盟有2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尚且能做到互联互通，解决了关税问题；我们一国两制，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协调，难道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突破口，把大湾区做成内部版的欧盟，具有制度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当然，包括海南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其它的国际平台也在探索之中。
3. 平衡好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
长期以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任务在中国仅仅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任务，在工作中突出了国家的角色，忽视了社会的角色。国家把大量的优势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带动了市场的发展，社会建设始终相对滞后。治国理政不仅仅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社会应当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角色。长远来说，中国必然要在政治、市场、社会三者之间保持平衡，这应当是今后国家建设的一个长期目标。
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如果完全依赖政府处理的话，政府再能干，也是很难应对的，因此我们一向提倡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平衡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弱政府，强势政府并不等于强有效的政府；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须依赖政府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弱社会。
中国意图同时实现强政府和强社会，就必须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明确边界，该政府管的事情政府要管起来；而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应该放手给社会（组织）。不仅要向社会（组织）分权，而且更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培养社会（组织）。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现在的某些“唯国家，唯政府”的理念。国家政府应当是法律与秩序的代名词；国家用法律规定不同主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秩序。如果政府本身过分深入各个领域，充当竞争主体，就很难出现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法律和秩序”。最终的结局，必然造成危机和无序。所以说，政府应该管它应当管的事，而一定要把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事情让渡给社会。
同理，如果资本过于强大、左右国家与社会，也会产生很大的麻烦，而这正是美国现在暴露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同样是要培育社会力量，使其形成对资本的牵制。在社会建设这一环，上一届政府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而如今的“精准扶贫”政策也是保卫社会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保障和扶助性的工作是不够的，中国仍需在怎样培养社会力量方面做更多的探索。比如，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要使之成为自我管理、帮助政府的力量，要区分反对政府和制约政府的关系，这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
4. 把握好群众情绪和主流话语的关系
谈到中国的未来，必须再次明确，人民群众是国家根本，一切发展说到底还是为人民谋福利。但是人民群众的情绪复杂而多变，并不必然在每一个时期都能自发地朝着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方向发挥作用。
作为群众情绪的重要体现，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大众舆论中呈现出一些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关部门在一些领域的“过度宣传”，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产业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求，就如德国的工业4.0项目一样，但对于很多急切为中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找到出路的群众而言，“中国制造2025”成了我们要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
“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由中国发起，但发展机会是属于大家的，利益是共享的。
至于“中国模式”，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
但是，群众情绪“热情高涨”起来，有时就会将“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鼓吹成全面战胜西方、替代西方的战略。这种过度情绪化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误解自己快要被中国超越和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加剧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政策。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声音必然是多元的。但之所以激进得乃至极端的声音有市场，是因为主流的声音没有取得话语主动权。任何社会，包括西方，都需要主流的声音。中产阶级政治话语、中产阶级意见表达应成为主流声音。中国一方面要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另一方面要为主流声音的话语主动制造条件。否则，主流的声音出不来，极左和极右的声音就会占据发声主动。
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一边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式的思维，认为可以在贸易战中全面占据主动，甚至更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就此崛起，而美国陷入衰退；而另一边是极端自由主义心态，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和中国国内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与中国人民无关。这时候如果不能凝聚各界共识、让贡献建设性意见的主流声音顺畅表达，民众就会在左右彷徨中失去信心。具体到如何为主流声音顺畅表达主动创造条件，最起码的是应该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走向更加透明，让公众有参与的权力，让社会大众对改革要如何落实有更加具体的预期。
总的来说，改革和发展总要经历一些坎坷，比如贸易战的经济损失，又如经济受到冲击致使群众情绪分化和极化。但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决心通过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来巩固主流声音的话语权，我们的学费就没有白缴。
最后，我们用三句话总结中美贸易战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一，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即便不是以贸易战的形式，也会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都无法彻底打败对方，却都可能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管控分歧、协调规则才是出路。
第三，如果中国从该次贸易战中吸取经验教训，立足长远，梳理好各种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