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近日飞抵雅典给希腊“打气”，形势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朗：欧洲正面临一国独霸的问题。
在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任下，法国在欧盟问题上几乎毫无作为。由于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诺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最终公决，英国在欧洲的作用也不及以往任何时期。即便在形势良好的时期，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没有北方邻国的分量，更何况它们现在深陷危机。
可指望的唯有德国。不论是德国人自己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对这种局面感到不太自在。但德国的一家独大已是无法摆脱的现实，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人从中受益。
一位德国老律师在二战爆发前夕写下的著作迄今仍是有关霸权的经典之作。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有意调和强权政治与主权国家在法律上平等的概念。这一至今仍备受国际律师关注的话题，在当时自然而然地成为特里佩尔一代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德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普鲁士及其与德意志邦联小国的关系。这本《霸权》(Die Hegemonie)可谓生逢其时：它于1938年问世，正值希特勒(Hitler)军队开始在欧洲的漫长征战。
历史最终证明，“纳粹新秩序”就是特里佩尔反对的对象。全凭武力，无视规则，希特勒对欧洲的设想没有依托于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共同体。除了一些荣誉雅利安人之外，非德国人明显是二等子民。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柏林才举起了反共旗帜。（而且，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不同，希特勒绝不会批准将德国纳税人的钱花在其他任何人身上。）
我们不应将今天的德国视为“第四帝国”，而是应将其看作一个愿意不惜代价避免纳粹模式的国家。正如朔伊布勒在雅典所阐明的那样，21世纪柏林方面对霸权的设想是制定一系列规则，然后坚持让各国遵守规则。因此，可随意使用的权力——即希特勒统治的本质——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共有的规范准则将把所有欧洲人联合在一起。
一个或一群大国领导着欧洲大陆，以对其他国家施加规范和规则为己任，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一战后，英国和法国恢复了金本位；成立了包括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在内的央行，使货币政策脱离政治家之手；鼓励宪政民主政体成；并且推动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建立。美国1945年后的所作所为大体相同，但更为成功——它促进了民主在西欧的复苏。
但与现在相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行为来看，这些霸权国家都没有与其余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英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它可以利用帝国的庞大资源，为维护金本位提供资金。
至于美国，1945年后其发展国际机构的承诺是与“美国特殊论”相符的。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它敦促别国遵守的规则，常常由国会说了算。“特殊论”还顺带产生了经济影响：美国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中受益。
而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确保美元全球供应的重要性：“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础是美国扮演起凯恩斯主义的霸权国，引导资金流入缺乏美元的地区，使贸易和增长能够持续。几十年来，欧洲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但既然美国出手大方的时代已经终结，德国会依然害怕触动“第三帝国”的记忆，以致完全放弃自由裁量的行动吗？这将是致命的。因为，有效的霸权不只是关乎规则。德国巨大的国际收支盈余正在拖累欧洲，正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囤积黄金所起的作用一样。但德国能否开始自视为整个欧洲大陆不可或缺的注资国？它能否承担起领导的责任？
冷战时期美国的动机很明确：由于担心共产主义可能利用欧洲大陆的贫困，它将经济繁荣视为安全问题。这种担忧已经远去。但比起当初的美国，德国的安全和福祉与欧洲民主的稳定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德国选择如何定义自己的领导角色，将表明它到底是仍然活在过去噩梦的阴影下，还是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评估未来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