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系列问题日益明显，其政治制度愈发显得步履蹒跚，但同样的政治制度在以往的数十年中为何平安无事？是哪些因素导致西方政治制度面临困局？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欧洲早就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在制度和管理上的不足，西方国家政治的合法性依然建立在当初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同时，政客们似乎相信，过去的机构和制度还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①
欧洲学者的说法指出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存在历史根源性问题，但这些年来，国内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危机的文章大多从西方国家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分析，或者仅从近五六十年西方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而几乎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从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分析西方政制的根源性问题。必须指出，西方政制今天面临的问题可以从其根源上找到答案，它从一开始就是为精英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个根源决定了它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必然出现危机。虽然西方政制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式上经历了许多变化，但迄今为止本质并未变化，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经济学受美国影响很大，由偏重于细节和技术分析、量化分析，日益向技术工作转化。这种模式在细节的研究往往非常深入，无可挑剔，但在应对宏大历史问题时，就难以把握全貌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萨缪尔·芬纳教授在其名著《统治史》一书中曾深刻地总结，研究政治学（或从事政治的人）必须有历史功底。②这就更加证明研究国家、政治问题，需要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积淀，从历史的角度把握国家、社会发展的脉络，预见问题，避免危机。研究一个宏大问题的有效方式是正本清源，追溯历史的本来面貌，抹去附着在它上面厚厚的尘埃，而不是纠缠于当前的细枝末节，管中窥豹。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形态各异，其中英国的议会制度最为典型，因为它发端最早，被视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开端。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政治形态和长期的战争有密切关系，无论是英国的议会制、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都是由于“钱”和利益的问题引发的。沿着历史的脉络分析，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危机的种子便早已播下。
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封建时代，由于大规模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各自为政的封建王国、公国、领地，欧洲尤其是西欧陷于长期的混乱、战乱、冲突和斗争。在这种形势下，骑士制度出现了，欧洲的封建骑士制度与东方封建制度完全不同，它是国王和受封贵族或骑士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一种交换关系，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封建骑士制度逐渐在各王国确立。这种制度的确立和议会民主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欧洲没有形成这种层层分封的封建骑士制度，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议会政治。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拥有权力的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这种维护精英阶层私利的传统，往往被后人称为欧洲自古便拥有的所谓“自由” 传统。
当时的西方政治制度并未定型，但它的核心要义首先是维护封建贵族的权利，欧洲的封建骑士制度促成了协商机制，这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封建制的重要内涵，并为君主和封臣所接受。被视为近现代英国议会制度起源的标志性文件——1215年《大宪章》的出现和这种制度受到国王单方面的破坏进而影响了贵族们的利益（非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里议会协商形式实际上和封建时代的这种协商机制及传统密不可分，只不过协商的内容、参加人员、具体形式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后来居上的资产阶级渐渐成为这协商的重要成员，并决定着协商的方向。
十字军东侵的一个附产品是经济交往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这使得资产阶级日益成长和强大起来，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相应的，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特别强调法治的原因，因为在欧洲封建制的条件下，法治是资产阶级获得利润的保障，而且使之合法化。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资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资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资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纵观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其斗争的核心始终围绕着精英的利益。西方政治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3世纪，而后随着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力量的壮大，经过数百年的斗争和变迁在17、18世纪发展定型，经19、20世纪的多次加工，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模式。综合分析，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精英群体之间经济、政治利益斗争等现实问题的产物，这个产物仍对今天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很大影响，甚至是本质的影响，忽视这一点就很难对西方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性有清楚的认识。一个只为精英利益打算的制度早晚都会面临危机，无论它经过多少年的历练与发展。
有的学者对西方历史上这种国王与贵族、领主与封臣、国王与资产阶级、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所谓协商机制和关系通常理想化地解释为契约关系，并进而臆断出自古以来西方世界上层精英们就有着遵守契约和法治的传统。这种推断实际是站不住脚的。从英国的历史分析，国王与贵族、领主与封臣、国王与资产阶级、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所谓遵守契约和协商很多情况下并未和平达成，而是大都伴随着战争。贵族、资产阶级们敢于向国王叫板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富有平等、战斗的精神（或者说他们并不一定有平等的精神，但很富有战斗精神，因为他们确实发动了很多次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有叫板的资本，而这种资本是贵族、资产阶级“自由”精神的最重要基础。
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法律上赋予人们平等的权利，在有限的条件和范围内使人们获得了民主和自由，这种在自由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西方民主表面上关心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并不关心公民应该享有的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不只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够打破经济上的不平等，使人民拥有真正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根本区别。罗素也曾指出，“近代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代议制政府并非是适用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的灵丹妙药。它的成功似乎主要限于操英语的国家以及法国。”③
当西方国家比较富足时，这些带着阶级属性的深层次问题显得比较边缘化，但由于西方政治制度在根本上难以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因此，阶级矛盾的再次显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将导致危机的产生。
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自由选举，是二战以后对财产、性别、种族等的限制逐步取消后形成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长达近800年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如此，去除了对选举权各种限制的20、21世纪的西方政治制度本质上仍是占有社会中大部分财富的群体用来操控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因为在西式政治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始终会是阻碍民主价值实现的原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领域的平等机会是人们在政治领域拥有平等机会的前提。”④
西方政治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巧复杂的国家机器，表面上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似乎充分显示了民主的公平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巨大的障碍是选举需要有巨额资金铺路。西方政治制度框架中的精英们非常关注合法性，对他们来说，什么人可以成为政治精英，形式上要经过选举，程序上要经过全民的认可。当然，精英分为很多派别，具体由哪一部分精英来管理国家由选举来定，达到多数认可从而获得“合法性”。
在政治上，公民的自由权和选举权并不能使劳动人民免受由失业、疾病、老年等各种社会问题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在西方政治制度下，公民的社会权利遭到了更加严重的侵害。西式民主政治的特征在于，“金钱”特权取代了封建制度下的等级特权。而封建特权之所以会被打翻在地，就是因为它的特权太明显了，很容易唤起人们对不平等的愤怒，特别是新兴有产者（拥有生产资料者）的愤怒，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特权则非常隐蔽。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初，就连中国当时追求极端自由无政府主义分子也都能够认识到，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西方民主“其为毒也，隐而不显，尤毒于专制”。⑤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给人们以民主的印象，关键在于它的选举过程，在“普选制下，……以直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政权，它的基础同样是暴力，但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复杂的传递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⑥在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随着政治活动日趋复杂化、职业化，大部分劳动人民日益远离对国家的管理。对大众而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维持成了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的事情。
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以维护西方精英的利益为首要目标。虽然这个体系以后有多次调整，但其总的价值观没有变。在这个体系中，西方的制度、观念和习惯成为通行于全球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基础，而判决者又是西方本身，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使西方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能够畅行无阻。
我们应深刻认识到的是，西方政制的危机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国家，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领域，它还存在于价值观领域。近二三百年，在西方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的支持下，人类历史首次进入由少数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主宰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至今。在这个由资产阶级主政的时代，传统的道德精神遭到彻底破坏，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在大量宣传下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流行全球的“正确”生活观念。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创造几千年的文明史，恰恰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进入西方民主光环下的“物化”状态，在传统非“物化”的情况下，地球的资源可以被认为是无限的。一些先哲们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后果：虽然会在短期内因竞争而使物质生活丰富多彩，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全人类陷入资源短缺的境地。先哲的远见往往只有在人类遭受巨大的灾难之后，才会为人所识，而在此之前则多被视为落后的奇谈怪论。
今天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仍是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操控，这种操控以最大限度获得利益为目标。马克思早就指出利润对资产阶级的引诱是无穷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⑦
早期曾追求按照西方模式建设中国政治制度的孙中山先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必不能采取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让经济放任自流，若如此则必对民主有重大破坏而不是促进。因此，孙中山提倡“节制资本”，他早就明确指出：“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⑧但孙中山的这个论断却早已被今天的人们所忽视。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的过分强调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了社会群体思想上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往往又易被经济的狂热掩盖。许多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和西式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和必然的形式，但在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都有求富心理，尤其是暴富、急富，而且这种心态还被舆论所鼓励，被影视剧所宣扬，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人们的行为实质上正在不断地被导向马克思所说的“物化”方向。物化实际上来源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得以稳定地生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后者具有真正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可以通过思想退化的方式，起到维护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系统平衡与稳定的作用。但这种平稳与稳定由于时代的深刻变化，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和危机并不仅仅表现在西方世界，同样也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历史、国情、国际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一些国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实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看似成功的制度并没有普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稳定和幸福。
那种理论上彼此制衡、互相监督的理想政治状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反而恰恰由于各党派、政治组织势均力敌，导致彼此在各个层面相互制约、掣肘，在很多议题上较少达成妥协或一致，国家政治生活始终不能稳定下来，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部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贸然引入竞争性的、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机制，往往容易造成社会群体的分裂和严重对立。因为对规则的遵守和习惯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社会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这一意识，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作用。
以西方政治、外交价值观为主的国际关系体系讲究的是实力、逐利和私利，实力是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证。没有这样的保证，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等理想目标都难以实现。早在近二百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深刻指出了这一点，“政治上的强大是民族繁荣的条件。……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制定了全球市场的规则，那么别的国家即使制造业和商业就很难获益。小民族经常是悲惨的，它们之所以悲惨并非因为其小，而是因为弱；大帝国之所以繁荣发达，并非因其大，而是因其强。强盛的实力是国家、民族繁荣甚至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 ⑨托克维尔对政治的解读在今天看来仍是对当今世界恰如其分的写照。
阶级问题可能再次凸显
西方以选举、多党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总体是在扩大选举范围的方向上发展，这与西方世界与那个时代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那时的西方总体处在几百年的对外侵略掠夺后，整体上升的时代，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如今世事正在悄然变化，西方的政制或许正在慢慢走过其极盛时期，只不过因为过去“盛”习惯了，要其调整会有比较大的难度。
以人们最关注的美国为例，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变化和冲突，导致美国社会形势产生变化，使得人心思变，“政治正确”初步被打破，但相当多的美国人似乎仍未意识到这一点。舆论一般认为，2016年特朗普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是因为选战策略和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了新媒体作用，影响了大量活跃在网络上的选民，新媒体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可以影响美国选民乃至社会舆论的走向，但其实最主要的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抓住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问题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加大、加深，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例如，过去五六十年来，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群体，这个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最高时曾达到70%以上，但由于美国政府持续进行对外战争和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政府难以有效调整，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相当数量的家庭更已跌出中产阶层的队伍，落入贫困阶层。21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而同时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群体则从2000年的33%上升到2015年的48%，接近人口的一半。⑩有专家指出，富有的群体已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得益，但相当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处于或临近窘迫的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一词带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未来这一色彩将不断加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社会内部的分歧在近十几年不断加剧，正向分裂转化，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复杂。简单来说，美国精英阶层之间有分化，相互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同时，美国普通阶层之间的利益也日益分化，甚至变为冲突。例如，特朗普代表的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与大多数精英阶层之间存在冲突；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之外的群体之间有冲突；精英阶层的主流与普通民众之间同样存在冲突，这些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愈来愈难以调和。
美国大选反映出美国社会深层依然存在阶级阶层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同样存在，英国发生的退欧运动也是一场工人阶级的抵抗运动，英国近年经济状况持续不振，阶级阶层问题再次凸显。欧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形，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移民问题使欧洲的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各种矛盾持续激化，民众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日益扩大，呈现不可弥合的状态。例如，希腊反对财政紧缩的示威和骚乱、法国极右党派总统候选人出人意料地进入选举第二轮以及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游行和罢工等，都使西方国家在应对即将或已到来的社会重大变革时缺乏应对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如果积累起来将导致政治、经济危机频发，从而最终使得政治制度出现变化。
西方政治体制问题的核心在于当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国家比较富裕时，阶级问题往往让位于那些与生活质量相关的问题，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如阶级矛盾——有可能被掩盖、忽略。但当经济持续出现问题，物价不稳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生活质量而是生存问题，原来的小问题和小矛盾有可能激化为阶级问题，更易让人们体会到自己的阶级属性。美国选民的选择结果、英国退欧运动以及法国的大选，本身就说明经济因素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最终有可能影响到政治领域的动向，但就目前来看，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仍未做好应对这些变化的准备，大部分人对西方政治的思考仍在按过去几十年来的惯性模式行进。
西方政制如今出现的问题可以从中国古代成语中得到答案——时移世易，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为政者需要在政策、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要，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发展服务。如果固守成规、固步自封、固执己见，就有可能导致行为、机制僵化，缺乏应变之手段，不能适应和满足时代的要求。但调整并不意味着剧烈的变革，那样往往带来动荡，不但未解决好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更进一步导致社会走向不安。而应在时移世易的前提下，在深入思考后，进行稳妥、有节奏的调整，顺应大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站在经济的立场，从经济角度出发，用经济思维去分析，把经济心理代替社会心理、政治心理，而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并不仅仅由一串串经济发展的数据决定，决定它的最主要的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心理。那种以为，只要经济繁荣，人们自然就对政府有向心力的观点有失偏颇。要不然，很难解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何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矛盾却日益激烈，不安的种子在各处埋下。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经过几百年的上升期和繁荣发展期，以资本主义为主要支撑的西方政治制度对各种社会问题愈发缺少平衡能力。更有人尖锐指出，当前西方这套制度已无法维系下去，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将破坏整个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从而给西方国家带来一系列久违的各种危机。
西方政治制度确实遇到了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对体制、机制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工作做在前面，未雨绸缪，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如果对问题视而不见、回避，不愿做出调整，那本来微小的问题积累起来就有可能演化成危机。17 世纪中期的英国、18 世纪末的法国、19 世纪末的清朝、20 世纪末的苏联等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危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教训尤在眼前，以史为鉴并非虚言。
也许世界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向哪个方向前进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注释
①参见［法］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新华网，2011年10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0/c_122135567.htm。
②参见罗岗、张维为：《芬纳〈统治史〉对实录》，2014年8月14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8836804/。
③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王正平等，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④Lively, J., Democracy , New York: St.MartinPress, 1975, p.149.
⑤千夜：《就社会主义以正革命之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下册，北：三联书店，1978年第2版，第1010页。
⑥［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政》，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50～551页。
⑦《资本论》第1卷第24章，《马克思恩格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265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1986年，第120页。
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英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
⑩［ 英］ 马丁·雅克： 《新自由主义之与西方政治危机》， 观察者网，2 0 1 6 年8月3 1日，http://www.guancha.cn/MaDing-YaKe/2016_08_31_372957_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