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快速跃迁进入互联网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手机网民6.95亿。网络用户中，大学以上学历的占11.2%，微信朋友圈使用率85.8%。
在中国众多网民中，领导干部是其中极不起眼，又时时被关注的群体。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传播逻辑，塑造着领导干部的网络形象，也影响着领导干部的网络行动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治理演进的水平。
一、领导干部上网：治理演进中的常态现象
在迈向互联网第一大国的进程中，中国以后发先至的技术优势和“互联网+”的生活形态，催生了无数自媒体和其他社交媒体，实现了对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进而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参与过程。
领导干部上网，既是治理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党联系群众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十分生动地指出：“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都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党在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信息技术的运用，重视通过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汇聚民智，保障科学决策。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就有意识大量邀请领导干部和网友在线交流。中央党校党建部还专门与人民网等共同建立领导干部情景教学基地，为领导干部专门开设媒体沟通现场教学专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党和政府加大对网络技术的投入，移动互联网覆盖中国大部分人居场域。同时，中央不断完善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并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打破信息壁垒，提高服务效率，辅助科学决策，推进治理完善。包括中央许多重大事项和公共事务，都通过网络与社会进行沟通。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领导干部使用互联网的积极性。2008年，清华大学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县处以上领导中，25.28%的领导干部经常上网，41.67%的干部偶尔上网。至2016年年底，这一比例迅速飙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网民占网民总数的0.4%；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4.3%。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2.39亿，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16.5万个，公职人员微博39424个，政府公职人员微博占比约为3%。（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统计报告》，2017年1月）这些微博连同许多官方微博，极大地拉近了党员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折射着干群关系的诸多特点。笔者对县委书记群体所做的调查显示，受访的县委书记都有上网经历，并普遍使用移动互联网。2017年媒体宣传因公殉职的廖俊波事迹时，他的微信网名“樵夫”也被广泛传播。应该说，对于中国大部分官员而言，上网早已不是陌生或者高技术门槛的困难事情。大量领导干部通过注册微信号、开通微博，上网发帖等方式与其联系的群众和工作对象进行交流。许多领导干部在网上积极发声，微信活跃度较高，反映了新时期干部群体更加开放的心态。各地方党委和政府也通过微信公众号、论坛、领导信箱等方式与群众保持沟通与联系，既阐发工作思路、发展理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也在关键时刻及时引导舆论，并接受群众监督。在领导干部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果先进文化里不加上网络文化，就太落后了。（杜尚泽：“官员上网要经得起‘拍砖’”，《人民日报》2012年3月20日）
可以说，网络建构的超越时空的扁平化世界里，领导干部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不过因为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各种言论总体处于较为平和稳定状态，没有惊人之语，往往湮没在众声喧哗中，以至于给人造成官员不发声的印象。事实上，领导干部上网发声频率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点和职务差异，其结构和趋势基本上与普通网民相近。许多领导干部在微博微信圈里主要是转发领导人讲话、中央大政方针，相关制度和本地区发展信息，以及个人工作方面的政策法规、问题思考，甚至将地方发展的诉求直接上网传播。例如一些领导干部通过网络为贫困地区群众叫卖农产品，发布发展需求信息，请求社会支持。在实践中，社交媒体正在逐步发展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当然也有不少领导干部视微信圈子为私人空间和休闲空间，不愿意在微博、微信圈里传播工作信息。还有一些干部可能是忌惮网络舆论的杀伤力，刻意钝化自己的网络形象，在微博微信里处于潜水或者隐匿状态。因而具有极强传播力官方网站不少，具有极高社会影响力的领导干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则不多。其间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的发声就显得突出且弥足珍贵。
但是也要看到，随着官员大量上网，一些领导干部由于不熟悉网络传播的规律，不会讲故事，或者思想上存在着对工作认识的误区和政策曲解，或者淡漠了党的宗旨，出现了许多“雷人雷语”。尤其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老百姓诉求的回应，要么空话连篇，面目呆板；要么网来网去，不务实事，甚至一些领导信箱形同虚设，即便有意见反馈也言不及义。许多与身份不符或者与党的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论一经网络削尖放大，形成“网络潮涌效应”，极易冲击社会治理秩序。这些问题连同一些长期不更新的僵尸政府网站，被群众贴上官僚主义、保守僵化等标签，直接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场域变迁：领导干部上网中压力情境的形成
作为一种社交媒体或者传播工具，除非工作的特殊性，领导干部大都不会轻易排斥上网或者拒绝接触自媒体。近年来，党中央更加强调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包括通过网络了解社情民意。同时，国家不断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以信息化助推现代化；“互联网+”的狂飙突进，直接强化了官员网络沟通的技术需求。领导干部需要迅速适应互联网无所不在的覆盖形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上网或者选择加入、退出某些微信圈，某种意义上就成为官员依托信息技术跟进网络现代化的起点。
当前，新的网络形态的最大优势在于形成了带有个性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网络的链接功能和移动客户端的推送功能，可以选择性地推送领导干部关注的话题，从而对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政策施行构成影响。同时，领导干部依靠网络技术满足信息获取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并借助网络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交媒体圈，向上流动的交往圈和向下拓展的工作服务圈。他们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圈里获取和互相讨论交流相关信息。因此，领导干部上网一定程度上是适应自媒体时代社会沟通和了解民意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领导干部群体属于拥有权威使用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他们上网说什么，怎么说，却是一件不易适应的事情。
作为对传播规律的强化和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网络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突发公共危机，尤其是干群矛盾官民冲突具有极强的信号放大和爆扩能力。随着较长时期里各类网络围观事件的增多和社会监督能力的增强，领导干部上网中的舆论压力场逐步形成并使得许多官员习惯于在网络面前保持缄默或者失语状态。尽管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网在内的许多主流媒体不断强调提升领导干部媒体素养，呼吁官员“大胆使用网民喜闻乐见的微语言，积极发声，大方回应”，但是囿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网络舆论压力下领导干部很难像普通群众一样上网发声。
由此，一方面是党的组织运行和国家政策实践推动着领导干部主动或者被动介入互联网，领导干部通过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信息推动获得了不迟滞于其他人群的信息。另一方面，随着手机实名制和上网实名制的落实，低限度地保护了领导干部的权益，但是也使得领导干部明白，一旦触网，终身留痕。官员身份使得他们在网上的任何不当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网络放大并呈现病毒式传播。换言之，领导干部上网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人民更加有效的监督有时甚至是扭曲的监督之下。领导干部因此就有了网络管理系统的技术监督、纪检部门的专责监督和网民的民主监督。如果加上黑客的深度侵入，网络使用者的不安全感在领导干部身上就容易凸显。因此，许多领导干部审慎地保持着不传播、上网不在场、在场不发言的状态。以免自己瞬间成为网红。这种现象极易造成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酝酿发酵期，由于领导干部主动放弃了话语权而使得邪气上扬，直至流言蔓延。当然，紧急状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领导干部的发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稍微疏忽，就有可能催化事态。因此，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的发言，需要极高的领导能力和全局意识才能确保对事态的把握和引导。
当然也有一些干部借助网络迅速传播了自己的做法和言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而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和机会，提高了知名度。我们知道，任何领导干部上网发声，都需要充分考量利益和价值日趋分化的网民对其可能产生的差异化评价。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人们对党的政策需求也呈现分化特点。领导干部在推进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分化群体会对领导干部的施政理念和政策过程持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一旦借由网络扩散传播，其扁平化、跨越时空的传播特点，能够迅速引发网友热议。而当美誉度和知名度呈正相关关系时，领导干部知名度越高，社会对他评价也越是正向。反之亦然。也正因为如此，每每有官员表彰活动，其事迹一旦上网，就极易引发人们持续深度挖掘的兴趣。官员稍有缺点或者事迹描述稍有溢美，则可能被网友热议或者被舆论操控者刻意制造话题。同理，领导干部的言行在传播中也会因为脱离特定语境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所以，慎发声就成为许多官员的上网条规。
当然，作为治理成长的必然过程，这种沉默不能简单视为官员的躲避或者鸵鸟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官员在公共媒体上频繁发声，或者对大量本不该由政府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随便发声，一方面可能会造成网络空间权力的滥用，压缩社会群体的发声空间；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不当发声使官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官员会因此陷入无休止的追问与解释之中。但是如果一个官员长期处于喧沸舆论环境中，又习惯于不发声。则可能在现实中钝化对一些事件或者问题的敏感度，甚至可能因此使小事件变成大危机。这是需要引起领导干部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以互联网思维推进互联网治理，掌握网络话语权
人们习惯于用人人都有“麦克风”来形容信息时代自媒体的话语权。这一方面意味着信息控制逻辑的改变，另一方面表明了传播过程中主客体动态融合成为常态。许多领导干部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力图通过积极有效的发声来实现对社会过程的引导和掌控。而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容易改变传统的管理路径，当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管理方式来对待自媒体等新媒体时，既容易出现信息管理简单粗放，也容易造成传统的管理过程失范失效。因此，当前亟须提高领导干部互联网思维能力，推进互联网治理重构，以此体现并维护先进党内政治文化。
在党领导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互联网是党联系人民群众投身党的事业发展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要技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要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这实际上赋予了官员上网一种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殊责任。也就是说，官员在网上的言论并不因为他是工作之余的言论而被舆论漠视，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视为一种职务言论而必然要接受舆论的评价和议论。特定形势下人们对领导干部言论的高关注度，使得党和政府的有效信息能够以最为便捷的方式向网民和社会传播。当然，网络作为最大的信息传播平台，本身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热衷使用的最大的造谣平台。流言止于智者的古训，因为利益和价值的分化已经难以快速获得预期的效果。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在网上的所有言论，都可能因为网络的选择性传播和传播中的扭曲放大而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造成压力。尤其是舆情一边倒或者存在网络歧视的时候，重大事件中领导干部的发言，容易成为制造新的谣言、引发新的热点的催化剂。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极为激烈。人们将各种言论推向网络和社交媒体，并以此获得尊重和共鸣。当一些显失公义和客观的错误言论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官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沉默，尤其是大是大非面前刻意沉默“玩超脱”显然有违党章精神和党的价值观。所以许多领导干部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局面，既缺乏理直气壮指责和澄清的勇气，刻意的沉默又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干部因此倾向于用不发言甚至选择退出微信圈来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就等于放弃了对网络话语权的引导。而作为身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领导干部，显然不能用新闻传播中“沉默的螺旋”来解释自己在网上的无语状态。应该看到，网络上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失语或者胡言乱语的结果，本身也是导致网络舆论偏离价值主轴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领导干部触网发声来提升网络驾驭能力，增强网络沟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换言之，几乎中国所有的官员上网，无论在哪里发声，首先他的言论被视为官方言论，支撑其言论的是党和政府的信用。因而官员无原则随便发声，或者不能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都会被视为对政治资源的耗损。其次，社会对官员尤其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往往不是以私德来衡量和评价的，而是从党性和国家道德层面对官员言行做出评价的。官员在网上的大部分言论，都会被分化的社会利益群体放到各自的道德框架里进行评价，而后再经由网络喧沸将其置于公共道德的火山口去考量。正因为如此，党员和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发声被称为“敢于亮剑”，即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在社会舆论中随波逐流，要以其坚定的信仰和政治定力为社会立标准，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由此，官员上网发声既是个体意志的体现，也是对公德公义的维护和回应。
当前，领导干部越来越意识到，在网络管理法治化进程中不能不承担责任或者隐匿个人身份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作为在社会中拥有党和人民赋予权力的主体，人们对其必然持有和普通群众不同的评价标准，提出更高的责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有自己工作之余的私人空间，但是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的镜像，领导干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哪里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基础性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让领导干部习惯在有约束的环境里工作。这个约束不仅仅是党纪的约束，还包括了技术支撑的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而且，网络不只是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存在，它还赋予了上网的领导干部更加宽广的思维视角，更加有效的沟通渠道，更加便利的工作平台。所以，官员上网是常态，发声也是常态。老百姓对发声官员的围观是常态，对官员发声的漠视和排斥才是非常态。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互联网思维的建构是保持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对领导干部而言，互联网思维既是脑力增强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互联网责任的建构过程。在实践上首先体现为领导干部对网络传播技术的科学把握，敢于和善于借助网络技术传播党的先进理念，推进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其次，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领导干部既要适应新技术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也要直面新的挑战，敢于和善于打破思想藩篱，不拘泥于旧有的熟悉的工作场域和思路、方法，善于借助大数据来寻求突破，促进发展。再次，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开放思维，领导干部要以更加开放多元的视角和宽广的眼界谋划和开展工作。最后，互联网思维体现了民主形态和组织能力。互联网技术是一种快速跃迁的技术平台，其所具有的时空跨越和技术不确定性，带来了海量信息的梳理困境，凸显了多元价值冲击，要求领导干部通过有效运行的技术系统、组织资源、制度政策来提供现代社会科学的协商机制、一维的价值导向、规范的网络监管，进而激发社会创造热情。这也是“互联网+”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体现。当然，领导干部上网是否发声，本身并不能完全承载这一基础责任。并且，我们对于网络话语权的掌握，还应更多着力于在传统媒体上完整、准确地深度阐发党的理论。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新的政治生态，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发展，领导干部不能放弃网络这块意识形态阵地，不能缺失网络引导能力，不能放弃宣传贯彻中央精神的责任。尤其是自媒体网上网下自由切换的时代，领导干部在网络静默失语，也会失去在现实工作中的引领能力。如果任由网意喧沸，谣诼流走，则最终会丧失“关键少数”权威配置资源以推进社会发展的合法性。为此，就需要理顺并改善网络干群联系环境，在提升领导干部话语权威的同时，适当降低社会对领导干部非职务性质的“网言网语”的敏感度。
最后从社会层面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网络非实名制和所谓的虚拟性，以及管理失范和法制不健全，使得每个个体在网上都拥有了重构身份认同的可能。网友在网上的言论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网络也一度被视为民主的催化剂而获得了极大的甚至是不受约束的自由空间。所以，对于官员上网发声的期待，本质上是与网络法治化管理的实践相一致的，即当法律对所有网民一视同仁，并且所有人的所有网络言行都受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时候，官员上网的压力场才会逐渐淡化。这一过程既是官员和普通民众社会身份的有效确证，也是其基础责任的形成过程。随着互联网管理的规范化，上网实名制的推行使得人们从原来的虚拟状态回复到现实社会中。网上发帖发言也因此有了对法律和隐私尊崇的意蕴。
总之，领导干部要深入把握群众需求和社会心理，准确把握中央政策和地方发展实际，敢于和善于运用新媒体，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在此基础上，构建领导干部的互联网思维，推进法治，促进互联网治理中责任的形成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