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频现。首先是英国脱欧派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胜出，而后是共和党候选人、华盛顿的“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7日的美国大选中当选总统，这两大政治事件都跟此前英美主流民调的预测相反。与此同时，2016年至今，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很多欧盟国家，极右翼政党、民族主义保守政党及其候选人都展现出比以往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2月28日的国会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主张“美国优先”与“美国人优先”，他鼓励美国企业投资美国而非投资海外，启动美墨边界的建墙计划，通过改革签证与入境条件来控制部分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入境者，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特朗普还特别强调：“我不代表世界，我代表美国。”从欧洲到美国的这些政治现象都指向相似的主题：一是强化本国优先主义；二是审慎对待全球化；三是限制外来移民，或者是限制特定族群、宗教的移民。那么，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呢？
本文试图分析21世纪以来全球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笔者称之为三重失衡，即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economic imbalance）、政治失衡（political imbalance）与政治-经济失衡（political economic imbalance），而这三重失衡将决定全球化的趋势。
一、全球化的概念、衡量及其历史逻辑
分析目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尽管认为全球化也涉及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但该机构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该机构2000年的一份报告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涉及四项内容：国际贸易与交易、资本与投资流动、移民与人口移动、知识交流与扩散。有学者则认为，全球化应该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互动（interaction）、整合（integration）与互赖（interdependence）不断加深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涵盖了经济全球化（经济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赖）、政治全球化（政治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赖）和文化全球化（文化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赖）三个维度。但全球化的不同维度——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潜在的冲突。
自2016年以来，一个普遍担心是全球化是否正在发生逆转？要判断全球化的进与退，首先涉及到如何衡量全球化。按照经济学家的做法，衡量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的是全球的国际贸易指标和国际投资指标。
世界银行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数据。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商品与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曲折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1960年商品与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为12.23%，2015年已攀升至28.80%，此前最高的2008年则高达30.29%。这说明国际贸易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国际化程度已经接近30%的水平。当然，指数也显示，国际贸易有时会下滑——这些下滑通常都跟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有关，但该指数下滑之后往往会很快得到修复。比如，1974年、1981年、2000年的下滑分别在1979年、1992年、2004年得到了完全的修复，2008年的下滑在2011年已经实现了基本修复。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出口指数自2011年以来又出现了疲软和下滑的势头，2015年甚至有加速下滑的趋势。那么，该指数是否会继续下滑，甚至走向一次大规模的衰退呢？悲观派认为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但乐观派认为国际贸易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即便出现下滑也会很快修复。
衡量国际投资的重要数据是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指数。世界银行提供了1970年以来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该指数跟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指数的趋势大体相似，即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但波动程度更为剧烈。数据显示，197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仅为101.72亿美元，2015年已经攀升至2.14万亿美元，45年间增长了200倍。在此期间，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是高达3.07万亿美元，为1970年数据的300倍左右。这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当然，由于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对外直接投资有时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比如，最近两次大规模的下滑，一次发生在2000—2001年间，该数据从1.46万亿美元跌至0.80万亿美元，下跌幅度为45.5%，几乎腰斩，但到2005年已经完全收复失地；另一次发生在2007—2009年间，该数据从3.07万亿美元跌至1.36万亿美元，下跌幅度为55.6%，超过一半，而且该指数至今尚未修复。对于国际投资的未来趋势，悲观派和乐观派见解同样差异很大。
其他研究机构还提供了一些辅助性指标来评估全球化的程度。比如，移民也是一个重要指标。经合组织（OECD）统计了主要成员国外国出生人口的比重。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较大人口规模的传统发达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0%；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人口规模较小的传统移民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或超过20%。联合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国际移民人口存量为1.526亿，此后数量不断攀升，2015年已经上升至2.437亿，20年间增长了约60%。这说明，如今人口跨国流动的规模和比重都比较高，而且增长显著。
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往往需要跨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居间协调，因此国际组织的数量也是衡量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组织可以区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统计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数量。1950年前后，全球的国际组织仅仅是2000~3000个的数量等级，而后由于冷战的影响，国际组织数量在1960年代还出现了下滑。但从1970年代开始，国际组织的数量开始大规模地增长。从1970年代至2013年，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不足1000个增长至7756个，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数量增长更是惊人，从不足5000个增长至59383个。国际组织的增速与规模，也说明了全球化的深入程度。
综上所述，这些数据提供的基本信息是：第一，从2015—2016年的数据来看，全球化确实承受着某种压力，特别是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数据、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是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担心全球化是否出现衰退的重要依据。第二，从更长时段数据来看，目前很多全球化指标的下滑尚在正常范围内，而且这些数据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数次不同程度的下滑，但随后通常都能实现快速的修复。所以，至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已经或即将面临一个持续性的衰退过程。第三，更审慎地说，目前尚难判断全球化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逆转。2015年至今全球化的某种颓势究竟只是正常波动，还是趋势改变，只有经过进一步考察才能回答。
值得提醒的是，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过分恐惧而高估全球化衰退风险——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容易高估眼前事件的影响，而忽视长期趋势；又不要因为敏锐不足而无视全球化大趋势的改变——因为任何重大的趋势变化总是从微小的改变开始的。
为了更好地判断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考察全球化的长期历史进程。罗比·罗伯特森（Robbie Robertson）2002年的一项研究认为，从19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波浪潮与一次回潮。第一波全球化发生在1870—1914年，然后1914—1945年发生了全球化的第一次严重衰退，1945—1980年是第二波全球化浪潮，1980年至20世纪末则是第三波全球化浪潮。跟以发达国家参与为主的第二波全球化相比，第三波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大量发展中国家普遍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具体来说，罗伯特森用三个指标来评估全球化浪潮的进与退，分别是外国资本存量占发展中国家GDP的比重、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以及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分别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人口的跨国流动。2016年的一项最新研究评估了1870年以来全球化在三个关键方面的进展。总体上，这项研究的结论跟罗伯特森关于三波全球化浪潮的观点是相似的。
人类社会自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但确实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衰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约30年间（期间还经历了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所以，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衰退跟两个基本事实有关：一是国际体系处于动荡之中，主要大国关系极不稳定甚至陷于战争状态，这是全球化衰退的主要原因；二是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大萧条，这也是全球化衰退的重要原因。如果国际体系与大国关系稳定，同时又没有出现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全球化即便出现一定的波动，但大趋势仍然是稳步上升的。
二、全球化的三重失衡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全球化遇到的挑战、不确定性或者说衰退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全球化导致的三重失衡：一是经济失衡，二是政治失衡，三是政治-经济失衡。这三重失衡又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国际维度的经济失衡主要是指全球化的普遍进展与各国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的不均衡性。如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不仅都获得收益，而且其收益多寡能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比例关系，那么这就是一种经济上更为均衡的全球化。但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指数的上升，各国收益差别很大，全球性的贸易（包括进出口）、投资和人口的流向都是不均衡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各国的GDP增速差异很大。这在长时段中就会导致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重构。
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的预估数据呈现了1980—2020年间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名义GDP排名的变迁。该表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第一，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发达国家仍然维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但相对于新兴经济大国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总量上正在崛起。特别是中国从1980—1995年间十大经济体中排名末流，逐步提升至2010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第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已经丧失全球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总之，过去40年间，全球主要国家的GDP排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有人对2000—2030年间全球经济力量的变迁做了一个预测。在假定世界经济会继续发展，并且国际体系能够维持稳定的条件下，2000—2030年的总体趋势是，欧洲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将会相对下降，而亚太地区的经济比重将会上升。甚至可以这样说，欧洲和美国比重下降份额的很大部分将被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所取代。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收益是不均衡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速差异很大，最终会导致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变动和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重构。当然，这里的趋势分析只是一种可能的前景。公允地说，跟美国和欧洲相比，亚太地区的起点较低、势头更好，但面临的发展风险也相应较大。
国内维度的经济失衡是指全球化的普遍进展与国内不同要素（资本-劳动力）、不同部门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的不均衡性。对西方国家来说，资本要素通过全球流动实现了优化配置，这通常对投资者与高级管理层较为有利，但劳动力要素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相反可能会因为工作机会流失而利益受损，从而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与工薪阶层。从部门效应来说，全球化当然对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与出口部门较为有利，但对发达国家的普通制造业与进口部门较为不利。
以美国为例，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全球化给不同阶层带来的不同收入效应。比如，最近三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前1%的富有人口收入增速较高，而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增速就较低。因此，前1%的富有人口是美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据，从1979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最富有的前1%人口收入增幅最高时一度超过300%，到2010年为止，即便富人阶层遭受2007—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之后，前1%人口的收入增幅仍然超过200%。但同一时期，60%的中产阶级收入增幅仅为40%，最穷的20%人群的收入增幅仅为49%，即便是在前20%的富有人口中，刨除前1%之后的19%人口的收入增幅仅为65%——仅为前1%人口收入增幅的1/3。实际上，英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即不同社会阶层在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并不均衡，只是其分化程度大体上不如美国严重。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政治失衡。国际维度的政治失衡是指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不同国家间力量或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全球范围内国家政治权力版图的重构。换句话说，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发生了重大转移，各国政治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如果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较量视为一种零和博弈，那么这个过程就存在赢家（winner）与输家（loser）两种不同的角色，前者是国际体系中政治权力扩张的国家，后者是政治权力缩减的国家。
实际上，最近500年国际体系中的大国（great powers）地位一直在发生变迁，全球大国与地区大国的兴衰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欧洲曾经是全球争霸的核心地区。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阐述，在1660—1815年间，欧洲争霸就经历了原先的一流强国西班牙、荷兰的衰落，以及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新五强的崛起。在随后的全球争霸中，英国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领导地位。19世纪中叶之后，美国、日本等新兴强国逐渐崛起。特别是美国通过帮助欧洲终结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借助自身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逐步成为20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二战之后，国际体系又经历了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苏联的衰落和冷战的终结。最近30年的一个重要现象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目前，就单纯的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已经超越很多中等规模的传统强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之一。
在这种国际体系和大国地位的变迁中，政治权力扩张的国家无疑更乐意看到这种变迁；相反，那些政治权力相对收缩的国家并不愿意看到自身地位的削弱。但无论如何，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权力格局已经发生了重构。特别是，上文已经分析，全球化引发的全球经济权力版图重构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权力版图重构的动力。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1500年以来，“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而各主要国家作为经济大国兴衰与作为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兴衰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大国地位变迁的主要动力机制。而今天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层面各主要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失衡，不过是这一个过程的延续。
国内维度的政治失衡是指全球化引发的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力量与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对西方国家来说，相对获益的社会集团会增强政治影响力，同时相对受损的社会集团会产生怨恨心理，所以两者的对抗可能会强化。后者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结果并不满意，甚至主张进行激进改革。无论是强势集团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还是弱势集团因为怨恨心理而渴求激进变革，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局。
此外，全球化还带动了主要发达国家人口的族群、宗教结构的深刻变迁。总体上，这些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程度继续提高，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开始进一步兴起。特别是，很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数量与日俱增。这种少数族群、宗教人口的大规模扩张，产生了两个可能的政治后果：一是这些少数族群、宗教集团在政治上、政教关系上会提出新的政治要求；二是原先的主导族群、宗教集团可能会产生反弹，他们会对这种少数族群、宗教集团的扩张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在不少国家，跟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有关的恐怖主义还导致了相当程度的穆斯林恐惧症或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样，全球化就引发了国内政治失衡。
以美国为例，皮尤（Pew）研究中心统计和预测了1960—2050年间美国人口族群结构的变迁趋势。总体上看，从1960年到2050年（预测值），美国白人族裔将从85%大幅降至47%，黑人从11%轻微上涨至13%，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从仅3.5%大幅上涨至29%，亚洲裔人口从仅为0.6%大幅上涨至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白人族裔作为美国人口的主导族群会担心在政治上失去主导地位；包括西班牙语族裔和亚洲裔在内的传统少数族裔，随着人口比重的剧增，会面临争取本族群政治经济地位的现实问题。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问题如今已经在美国浮出水面，即亨廷顿2004年所提出的作为美国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实际上，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某种程度上跟美国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有关。
与美国相比，欧洲人口结构的穆斯林化或许更加突出。对欧洲和欧盟国家来说，总人口中穆斯林人口比重的快速提高，很大程度上也是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按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1990年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比重仅为4%，2010年则已经攀升至6%，2030年将上升至8%。就2010年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及其比重来看，欧洲很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5%~7%左右。如今欧洲内部族群-宗教政治的最大现实问题是：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发动的袭击，民调显示相当比例的欧洲白人已经患上了穆斯林恐惧症；另一方面，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群体对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认同程度并不高。那么，欧洲的自由民主政体能否走出这种族群-宗教多样性所带来的政治困境呢？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衡，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失衡。国内维度上的政治-经济失衡是指，一个国家寻求经济增长的一面，与再分配政治、阶级政治强化和族群政治、宗教政治兴起的一面之间产生的不均衡。两者之间可能还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一政治现象的另一个解读是，西方国家内部受全球化所驱动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与人口结构，跟社会内部政治分歧加大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更具体地说，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条件下寻求经济增长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化和就业结构分化，但由此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再分配政治和阶级政治的重新兴起。这个时候，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失衡。经济增长要求根据效率原则来进行资源配置，但政治后果却是更为强烈的再分配政治要求，再分配政治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资源能否根据效率原则进行配置。所以，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不一致。
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失衡的另一面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要求人口根据效率原则进行跨国流动，随着国内人口结构的改变，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随之兴起并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分歧的主要方面。以英国为例，二战结束时英国的穆斯林人口还非常少。此后，英国为了获得更为廉价的普通劳动力，开始以更大的规模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前殖民地以及离欧洲较近的中东北非地区吸引人口，这些人口不少都是穆斯林。到1961年，英国穆斯林人口为5万左右。但这些穆斯林人口的跨国流动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他们还需要在英国安家落户和实现人口繁衍。此后，由于移民加速和人口生育因素，英国穆斯林人口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随着英国加入欧盟，欧盟允许内部人口跨国流动的政策，鼓励较为落后的、穆斯林较多的东南欧国家人口进一步流向英国。这样，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如今已接近300万，比重接近5%。这引发了英国白人族裔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的担忧。总之，全球化带动的跨国人口流动与国内政治中不同族群、宗教集团政治分歧的上升之间，已经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失衡。
国际维度的政治-经济失衡主要是指资本、商品的全球化与政治、宗教、文化、认同的全球化之间的不均衡，两者之间可能产生剧烈的冲突。拿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来说，两者在能源贸易、商品贸易与资本流动等领域的合作程度并不差，但同时两者之间的政治与宗教分歧还非常大。很多中东北非国家将大量石油出口至西方世界，并从西方世界买入工业和高科技产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主权基金还把巨额的石油美元投资于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因此，虽然两者的经济合作与融合程度并不低，但他们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及其对应的政教体制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按照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的预测，冷战结束之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分歧或文明冲突是国际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
再以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中国与美国为例，两者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人员交往方面的合作规模是巨大的，但同时两者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由此两国间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甚至是某种互斥关系。王辑思认为，中美国内政治秩序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在国际秩序中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中美之间国内政治秩序上的重大分歧会给政治全球化、给构建更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压力。这是国际体系中全球化导致政治-经济失衡的另一则案例。
上文讨论已呈现，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三重失衡，即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失衡、政治失衡与政治-经济失衡。上述分析还展现出一种重要的逻辑：政治经济互动将对全球化的进与退产生重大影响。就政治与经济的差异而言，经济上固然也有全球化的阻力因素，但总体上看更多的是动力因素——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市场制度与贸易得利（gain from trade）、先进技术的扩散效应、民众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等经济因素，都在促进全球化和全球融合。经济层面不利于全球化的主要情形是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经常发生。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因素固然有促进全球化的一面，但也有因为重大的政治分歧而导向政治冲突的一面，这就构成了全球化的重大阻力。比如，国家间战争与敌对状态、民族主义与国家的自我防卫心理、不稳定的国际体系、国内社会的政治冲突与经济冲突、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文化宗教差异及文明冲突等政治因素，都可能会引发全球化进程的不稳定或全球化的衰退。
如果简化一下，我们不妨把经济融合因素视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而把政治分歧因素视为全球化的主要阻力，那么全球化的趋势将取决于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用公式来表示，那就是：
进一步说，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有三种不同形态。一是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能维系平衡关系，就会导向均衡的全球化；二是经济融合力量较大，而政治分歧力量较小，就会导向全球化的加速；三是经济融合力量较小，而政治分歧力量较大，就会导向全球化的减速，也就是全球化的衰退。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大致可以评估全球化的趋势。
从经济融合这个因素来看，传统上推动经济融合的有利因素如今依然存在。21世纪10年代，上文所讨论的经济融合因素看上去不仅未曾减弱，甚至还有所加强。因此，促进全球化的经济融合因素依然强劲。与相对稳定的经济融合因素相比，影响全球化趋势的更重要因素恐怕还是政治分歧的变化趋势。与经济因素相比，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分歧因素更加不确定，变动幅度也更大。一种可能的极端情形是，政治分歧甚至还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间战争或国内社会中的内战——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原本生机勃勃的全球化陷于停滞或彻底的倒退。因此，当全球性的政治分歧加大时，全球化就会减速或发生实质性衰退；当全球性的政治分歧趋于缓和时，全球化就会加速。结合上文分析，目前国际体系中尚存在着四种主要的政治分歧。
第一种主要的政治分歧是贫富冲突、阶级政治与围绕再分配进行的斗争。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影响的不仅是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速，而且影响着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与不同部门的损益。特别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影响到工作机会的流向，直接关系到工薪阶层或普通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变动。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相对扩大，从而使得阶级分歧的政治裂痕加深，结果是驱动了阶级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这会成为全球化的阻力因素。
第二种主要的政治分歧是族群、宗教多样性所导致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方面的冲突，或者说文明的冲突。就国内政治而言，由全球化带动的人口结构中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容易带来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方面的挑战。美国如今的主要趋势是白人族裔人口比重的下降，欧洲这方面的压力来自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提高。就国际政治而言，这还涉及人口的跨国流动或移民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不同族群、宗教集团在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方面的重大分歧。这些政治分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不同族群、宗教集团对全球化、移民问题、人口跨国流动等议题的政治态度。
第三种主要的政治分歧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冲突。这里的结构性问题是，全球不同国家需要在一个具有最低共识的国际政治秩序中共存，但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却有着显著的差异。那么，这种国内政治秩序的巨大差异，或者说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秩序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冷战时期，这一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上的冲突，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主导的。冷战之后，政体维度（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分野）、政教关系维度（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分野）的冲突，是目前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主要政治分歧。比如，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就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民主大国的民主外交与威权国家的反渗透斗争；二是威权大国的政治干预与民主小国力图进行政治自保的努力。这种结构性的冲突还会延续。
第四种主要的政治分歧是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或政治力量角逐。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每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而能否生存则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或实力（power）的大小。20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是韦伯的追随者，他认为应该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来理解国际政治，由此可以推断出国际体系中的各国权力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全球政治权力版图因此也可能发生重构。而这又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现实政治利益。在戴尔·卡普兰对主要战争起源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更是强调主导国家与挑战国家之间的权力角逐是引发大战的主要原因。从这一理论传统来看，每个国家都应该和需要关心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或政治实力。这当然也是国际体系中政治分歧的重要来源。
总体而言，如今国际体系中这四个方面的政治分歧不仅现实地存在着，而且还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甚至有激化的可能性。当然，一种更稳妥的观点是，这些全球性的政治分歧存在着三个可能的趋势：一是继续上升与激化，二是维系目前的水平，三是出现缓和与下降。如果促进全球化的经济融合因素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这里讨论的四大政治分歧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一个时期全球化的趋势，或者说，政治分歧的变动趋势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
如果“黑天鹅”现象频繁出现，那么“黑天鹅”就不再是“黑天鹅”，而是世界政治呈现的某种新现实。在这种世界政治新现实面前，我们需要改变观察世界政治的眼光与视角。如果我们愿意更系统深入地考察全球化面临的诸种问题，就会发现这些“黑天鹅”现象并不是什么奇异事物，而不过是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导致的三重政治经济失衡的某种呈现。面对这样的世界政治新现实，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理解这种新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创造新理论与采取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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