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谈一点我对中国经济新视野、新路径的看法。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时间节点，他说时间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也讲到要一个时间节点接着一个时间节点的推进工作，推进改革。
这些时间节点已经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做出了安排，也就是说在过去邓小平同志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2020年，即3年以后，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再之后，我们又提出了新时代，或者说新世纪的两步走战略，也就是说在2035年的时候，要提前完成邓小平同志立下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是原来定在2050年的时候实现的，现在要提前15年。
接下来就是要部署一个更全面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开篇讲的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什么叫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怎么样推进这个建设？要做哪些工作？这些都做了部署，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划分时间，但我认为是有时间节点的。
我的理解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于2020年的时候完成。作这个判断有几点原因：
一是它的确在整体的战略里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时间节点，跨越关口总有一个时间，今后几年里的跨越和今后几十年的跨越是不一样的。因此第一它是有时间节点概念的。
第二，它在逻辑上也应该有个确定的时间。我们知道，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是一个历史交汇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用现代经济体系来建设，按照这个逻辑，2020年应该完成这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历史的沿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时间节点，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也确定在2020年，因此很自然，联系历史，联系未来和联系当前重点抓的工作，应该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确定在2020年完成。当然这个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初步建立起这个体系，以便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过渡，才是当前的一个时间节点。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只有3年，我们应该做什么？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做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新常态里面有三个要求：第一是认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我们也花了几年的时间，过去我们都认为新的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侧因素不足导致的，因此或多或少地会用刺激经济的办法去解决需求侧的问题。
但是中央明确指出，这是供给侧的问题，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才能够解决或者是适应新常态。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我们逐步深化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引领新常态，新常态是常态但是不是无为而治，我们还应该适应新常态，去引领它，引领它就是要推进供给侧改革，现在更明确提出一个目标，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因此我们今后3年的任务，重点在于引领新常态，建设新常态经济体系。
总的来说，引领的办法就是实现三个转变：第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总的来说，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在解决，都在认识，都在推进，但是仍然面临着一些误区、难点。难点在于这三个转变有的时候看上去是难以找到抓手的，微观的企业、宏观的政府应该怎么去实现这三个转变？有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指标做导向，我们已经从高速增长过渡到新的更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是在做三大转变的时候，往往还会用指标来看问题。比如说要调结构，怎么调？很难用指标来衡量，很自然就会说要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这就是调结构一个实际的抓手。但是这里就遇到了问题，我们调结构的目的是什么？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经济史的经验，调结构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提高生产率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变。但是仅仅用显性指标来衡量的话，我们就忘记了背后内涵的是生产率的提高。看统计年鉴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大概低18%，如果定的任务就是要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那很自然，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会倒退的，很显然这不符合我们调结构的目的。因此我觉得调结构要转过来，不要简单用指标来规定，而是应该确定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转换经济动能如果认识不清楚的话也会有问题。过去所谓的动能是说有强大的外需，有大规模的投资，如果现在这些越来越不行了，很自然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应该转向消费需求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总之你可能还会陷在需求侧去兜圈子，而忘记了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其实应该回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过去投入驱动型转向生产率提高型的新经济增长动能上来。
回到本源着眼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阶段，应该转变经济增长动力，过去的经济驱动力是人口红利，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长，资本回报率很高，大部分的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因素逐渐都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明显的弱化了，因此，要转向立足于生产率的提高。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动能也面临着转换。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或者资本深化，也就是说不断用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就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过快扭曲了资本的价格，可能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就超过了应该有的速度，资本劳动率提高过快，就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经营企业的时候发现很难再盈利了，其实就是资本回报率下降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约束条件。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更有效地配置它。过去我们很容易改善配置，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淤积在农业中，只要把它释放出来，资源配置效率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提高了，这叫做结构变化效应。现在，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了，农村转移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实际上是负增长。因此要寻求新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提高的源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个源泉应该主要来自于创造性破坏，也就是现在重新配置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机会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今后要重新配置的是产业内部的资源，甚至是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如果说现在企业都干的是同一个行当，但是每个企业之间生产率不一样的话，就意味着有些企业的资源没有得到最佳的配置。因此这时候要重新组合，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的企业你要让它能够进来，有的企业你要让他能够退出，有的企业活下去不断扩大，有的企业你要让它死亡。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过剩的产能，无效的产能，低效率的产能，也看到了僵尸企业的存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该死的死去，清除无效的产能，这是今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因此我们只有实现这个时间节点上要求的任务，重新选择要进行的改革方向，着眼于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目标，我们的改革才可能更加聚焦，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