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张俊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这一重大判断该如何理解？如何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会呈现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新特征？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张俊伟。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历史方位和基本特征作出的重大判断。对这一重大判断,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张俊伟: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一论断。作出上述论断的根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基本的应对思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增长。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此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与“没有”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什么层次上拥有”的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仅要有发展，更要有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会呈现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新特征？
张俊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导致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我国正在由“二元经济”向统一的现代工商社会转型。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产品和服务质量持续升级。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供给条件的改善，具体如：社会分工细化、企业竞争的加剧、科技研发和技术进步、商业新模式的涌现等。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走向国外，中国组装、中国制造也将被中国品牌、中国智造、中国标准、中国模式所取代。在这方面，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评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二是结构得到优化、发展均衡性显著提高。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过程的特定阶段，经常会出现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但当工业化、城市化跨过特定阶段之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会呈逐步缩小态势。从我国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城乡间、乃至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同样，随着“环保新政”的实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中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绿色、越来越美丽。
三是追求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合力最大化。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只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着眼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在本质上只能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因此，它只能借助分散决策，经由分散探索来完成，这恰恰是市场机制得以大展身手的时刻。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矫正“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也需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四是逐步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还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其最终结果都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从外延式经济增长转向内涵式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
张俊伟：在我看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吸取国内外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上述新发展理念，直面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对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张俊伟：前面已经提到，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把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落实好、贯彻好。在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过程中，个人认为应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好推动产业升级的文章。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竞争力；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产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颠覆式创新，培育新型业态发展；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推动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市场退出。
二是完善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环境治理。环保要求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重要外部条件。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执法，强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约束，为企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发展道路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不仅如此，加快环境治理，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和生产技术淘汰出局，本身就是在改善供给、提高发展质量。
三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蝶变。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关节点上。应当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快农业生产要素重组步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要推动现代农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切合消费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掘农村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近年来，我国在这些方面已做了许多探索（如精准扶贫、公共卫生服务、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要把这方面工作抓紧抓好，不断提高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
五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相应的体制保证。高质量的发展，既需要有高效的市场机制，也离不开调节有度的政府干预。要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合力最大化，就需要从我国独特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边界和方式，探索政府有效运作的机制和途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是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很不容易，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在您看来，如何才能贯彻好上述决策，推动经济顺利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呢？
张俊伟：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主观的高层决策，而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上述发展趋势，引领上述发展趋势，以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但与此同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风险因素多、社会稳定压力大，各种挑战层出不穷。因此，要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顺利转型，就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好新时代条件下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为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防范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把防范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乃至财政风险的工作做好做扎实;另一方面,要把握好“进”的节奏,防止因工作“冒进”而急剧增加经济社会风险。前面提到，当前发展方向已明，对策思路已明，各地方各部门干劲又很足，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犯工作“冒进”的错误。对此我们不能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