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近些年来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但笔者认为总体水平堪忧，以至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政局走向与涉华政策的研判屡屡失误。究其原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国的一些研究人员用“中国式思维”去进行观察和分析。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中国式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喜欢用惯性思维去分析别国的政局和对外政策。比如，在2015年11月的缅甸大选之前，国内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得到军方支持的巩发党将能继续执政，理由是巩发党在选举中赢得的议席加上军队25%的固定议席以及部分盟党的议席，将超过民盟的总议席数。而做出这种判断的预设前提是，巩发党为了保住执政党地位，一定会在大选中使用不正当手段。然而，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巩发党获得的议席不到总议席的10%，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巩发党为什么不舞弊？”的疑问。但历史告诉我们，从20世纪20年代缅甸有议会选举以来，就没有过大规模舞弊的先例；巩发党之所以在2010年选举中大获全胜，主要是民众惧怕军政府报复以及民盟没有参选，而并非军政府在发放选票和计票中有多大的问题。再如，我们的一些企业和部分官员喜欢用自己的经济观念去批评周边国家，对周边一些国家不愿意和中国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连接、中国投资在周边国家屡遭打击十分不解，殊不知周边国家相当多的民众并不认可“发展就是硬道理”“要想富先修路”“要保护外资”等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理念。又如，2011年9月密松电站被搁置之后，一些中国人感叹“中国失去了缅甸”；2015年11月缅甸大选前，很多中国人认为民盟一旦获胜，杜昂山素季将拥抱西方，中国无疑会面对一个亲西方的新政府。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民盟政府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比吴登盛政府更加积极主动，中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可能出现突破。但我们依然不要忘记，缅甸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的国家，以前和现在的缅甸没有选择只依靠中国或者美国，今后也不会，中立主义和大国平衡始终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点。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案例是，很多人一直都喜欢强调要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上层中培养亲华派，但在国际关系尚未超越民族国家的今天，怎么可能使其他国家相对多的公民不热爱本国而倾向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呢？尤其是其他国家的上层政治人物，如果他（她）是亲华派，那如何能在本国政坛立足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会把个别领导人定义为“亲华派”，并且不断要求其帮助协调涉华事务，而这很可能会使这些人陷入孤立的困境甚至下台。所以，把亲华派改作“知华派”“友华派”更合适。
第二是喜欢把对一些国家的研究经验套用到其他国家上。比如，虽然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都是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国家，但是这几个国家的国民性和行为方式差别很大，缅甸和泰国的对华政策虽有相似之处，但处理同类涉华问题的方式仍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对泰国的政策在缅甸就很难奏效。
第三是故意制造某些原本不存在的问题。曾几何时，一些专家大肆炒作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矛盾，现在又有一些人渲染缅甸总统吴廷觉与国家顾问杜昂山素季之间的矛盾。还有人注意到最近缅甸军警较大规模地在若开邦开展对“罗兴亚救世军”的反恐行动，就夸大为民盟和杜昂山素季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掌控，缅甸军队可能发动政变。其实在“罗兴亚人”问题上，缅军和民盟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这些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合适称为“研究人员”）可能入行时间比较短，为了快速出成绩，不是踏踏实实地刻苦学习以及开展充分的田野调查，而是靠拍脑门或者根据道听途说的蛛丝马迹来炮制“问题”或夸大问题的严重性。
在上述三种“中国式思维”中，前两类尚可以说是知识积累不够，还有情可原，第三种就比较恶劣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杜绝。
由于我国对美欧日等大国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所以“中国式思维”在大国研究中相对少一些，但在周边中小国家研究中可以说是普遍现象。中国周边国家中的大多数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需要我们的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更好地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用对象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进行分析，进而对这些国家的政局走向和涉华政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客观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