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不过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境，困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虽然中国宏观经济存在企稳迹象，但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总需求的视角来看，需求增长较为疲软，尤其是投资增速下滑态势持续加重，民间投资与全国固定投资增速的“喇叭口”不断扩大。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工业仍处于深度的结构调整之中，尤其是制造业的运行情况依然欠佳。“大宏观”研究团队的测算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GDP潜在增速约为6.2个百分点。其二，决策层试图通过完善资本市场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结果导致了2015年的股市泡沫与股灾事件。其三，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凤凰涅槃，结果作为改革重点对象的房地产和钢铁反而涨价。其四，今年初打算实施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助推了房地产泡沫，货币政策定位只好回调至稳健偏紧的状态，因而无法协助财政政策共同发力稳增长。其五，积极财政政策向来是稳投资的有力举措，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却出现了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的局面。
事实上，过去十年政府部门一直试图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帮助经济摆脱困境。从短期、中期、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宏观调控是短期内帮助经济摆脱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尤其是目前中国产出缺口仍然为负的情形下，更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功能。总体而言，应该通过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注重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及加快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转型等举措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第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将政策组合由“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稳增长是有必要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产生显著挤出效应的背景下，更应加强流动性供给，从而减轻挤出效应。有鉴于此，货币政策应将定位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一方面，应该增加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将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至少提高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值（13％），甚至可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将其调整至目标值以上。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有必要考虑再次启动降息操作，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加强各种宏观调控工具之间的协调。客观地说，中国宏观调控政出多门、九龙治水，在政策协调方面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从而提高中国应对“债务-通缩”的能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以放松管制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才能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才能让货币政策走出衰退式泡沫的困境而发挥稳增长的应有作用。常规宏观政策与预期管理之间的协调，可以让宏观调控插上“隐形的翅膀”，更加有效地促进投资与消费。
第三，加快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转型。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存在三方面明显的缺陷，导致其调控效率不高。一是，由于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关系始终未得到真正地厘清，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宏观调控目标过于宽泛，使得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三是，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
因此，未来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加快宏观经济政策转型：厘清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界限，明确宏观调控的定位是逆向调节经济的短期波动；大幅简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重在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弱化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职能，大幅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
有效提升民间投资
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来源于投资增速的显著放缓。投资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在于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达62％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因此，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扭转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下滑态势，是实现“稳增长”任务的关键。
金融抑制背景下，民营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导致投资积极性持续下降。《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比2014年进一步提高了6个百分点。
市场准入限制导致民间资本可涉足的领域受限，尤其是难以进入拥有较高回报率的金融、医疗、养老等第三产业。这突出表现为在1月－6月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到2.8％的背景下，第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更是仅有1.6％。
由于第二产业的民间投资占整体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的比重高达78％，当前“去产能，去库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
人民币贬值预期影响下，民营企业纷纷前往海外投资，投资出现“内冷外热”的现象。
市场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导致投资意愿减弱。其中，前两个方面是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升民间投资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中国已经取消了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但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并没有真正完成。银行业的垄断结构使得利率仍处于政府人为管制之下，对国企与地方政府部门的信贷配给现象也依然存在。
因此，未来应着力提高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业态，适当降低民营资本发起和参与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的门槛，从而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
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更多体现在第三产业上。在交通、电信、电力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以及金融、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民间投资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限制。根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显示：禁止类投资项目还有96项，其中87项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比高达90.6％；限制类投资项目还有232项，其中180项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比也达到了77.6％。
未来，应进一步通过监督地方政府积极落实“民间投资36条”与“鼓励社会投资39条”等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民间投资的空间。
市场化改革和法制改革要加快进度、加大力度，以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稳定民间投资的预期。
通过市场化改革转换增长动力
“大宏观”研究团队的测算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只有6.2个百分点，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来转换增长动力，“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速可以达到7个百分点，从而帮助中国顺利实现百年目标。
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是什么？“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已有增长“旧动力”的难以为继。从增长核算视角来看，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改进）是经济增长的四大动力源泉。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两大动力源。
然而，受到债务高企和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制约，2011年－2015年资本积累增速已经下降了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过程中，人口红利也在逐步消失，2012年－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多达1447万人，由此导致劳动供给增速从2012年的0.4％下降到2015年的0.2％。因此，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推动“旧动力”向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新动力”转换。
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长动力由资本与劳动等“旧动力”向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新动力”转换是必然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美日欧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达到50％左右，而目前两大“新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拥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如何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关键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利用率以及改善资本与劳动结构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来讲，市场化改革可以消除行政垄断与寻租空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市场化改革可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利用率，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市场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的结构，进一步挖掘“旧动力”，从而确保中国平稳地实现增长动力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