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问题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在此，我主要介绍四个方面的内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见解和未来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应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在反思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涌现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思潮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增长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基础上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并且会促使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出现，这些新产业和新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促使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纵观一个社会产业变迁，不管是从传统农业向工业迈进，还是从工业跃迁到高技术、高资本产业，都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另一种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调整和完善。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需要有电力、自来水、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保证，同时，随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升，规模经济不断加大，生产量越来越多，局部市场容易饱和，要进入更大范围的市场，则需要完善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需要有金融体系来动员资本和分散风险，并且，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扩大，交易双方的关系也由熟人社会扩大到陌生人社会，需要调整和完善法律体系。有了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得以顺利进行。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这是现代化的生产过程，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带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结构不断变迁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一） 新结构经济学与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如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化过程和影响的决定因素。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例子如20世纪60年代，诺斯（Douglass C.North）在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时，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为了区别于美国20世纪初的制度学派。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12）。
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发展为什么重要呢？要素禀赋结构具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方面，尽管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其随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在某一时间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比如，有多少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可以用）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可选择技术和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就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正好同时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也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现象时，最终还是落脚到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这两种效应上，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同时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和要素相对价格（林毅夫，2017: 4-16）。遗憾的是，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谈到要素禀赋结构，一般的经济分析通常忽略了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重要性。
在此我定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Lin，2009a）。企业的自生能力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自生能力决定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此，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从而形成最强的竞争力，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
19世纪末，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构建新古典理论体系时做了很多暗含的假设，比如充分信息、对称信息、无交易费用等。其实在马歇尔的语境中，假设了所有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在当前主流的经济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只要在经济中存在的企业就天然拥有自生能力，但现实则并非如此（林毅夫，2002b: 15-24）。如果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太高，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就不能够获得其可以接受的利润，因而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说，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利用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可增加我们对许多发展中转型中现象的理解。例如，我国经济学界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时，往往忽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超过我国发展阶段下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只能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企业为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还是民营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这个问题曾引起不小的争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差是产权问题。我认为，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企业经营绩效差可能和产权因素有关。但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把企业经营绩效差都归于产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了一条理论推论：如果这些企业因为国防安全或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破产，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少于民营时，给出上述推断的逻辑是什么？因为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后，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政府官员，存在法律和制度约束，不能明目张胆侵吞保护补贴。私有化后，由于民营企业属于私人所有，因而可以将保护补贴据为己有。在政府无法推脱责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企业得到的保护补贴也会更多（Lin & Li，2008：90-102）。当时只是我的理论推论，现在有大量经验事实可以证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的保护补贴比私有化前还更多（Lin，2015：96-113）。
（二） 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联？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内生于经济基础，且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其实，是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所决定。如果是传统农业或轻工业，那么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低，而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高。进一步地，如果社会处于传统农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低，农场和工厂的工人工资水平就低，工人距离生存线很近，地主和资本家则相对富有，远离生存线的地主、资本家的谈判能力就很强，从而决定了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如果社会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距离生存线较远，此时工人的议价能力相对提高，而资本家的议价能力则会相对降低，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并且，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制造业转型，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要相应的完善，否则就会制约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外，现在主流经济学通常没有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创立之始，有两个核心观点：1.制度内生；2.制度是有影响的。但目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像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等学者只认为制度有影响而忽视了制度是内生的。而且这些学者在谈制度有影响时，基本都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和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林毅夫，2017: 6-10）。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中，认为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基础不同。而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变化。也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三）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为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经济发展意味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而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提升，即资本积累越来越多。资本是什么？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剩余，积累下来就形成资本。因此，如果要快速提高资本积累，最好的办法是经济体在每个时点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的竞争力最强，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也会最快（林毅夫，2002a: 269-300）。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每个时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这是经济学家的概念，如何变成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呢？
我们知道，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进入哪种产业、采用何种技术。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价格体系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Lin，2009a; Lin & Chang，2009: 483-502)。在该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要能够反映在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也就是要有“有效的市场”。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结构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先行者，这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如果没有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理性的企业家可能就不会去探索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Lin，2009a； Lin & Monga，2011: 259-310）。此外，不同的产业和技术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不匹配的软硬基础设施会导致交易成本增高，即使生产成本低也可能导致总成本高，从而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因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还必须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般企业无法解决，需要政府协调企业家或政府自己来提供。总的来说，为了处理先行者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必须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牵头的《增长委员会报告》。这个委员会组织了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且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研究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25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平均达到7%或更高的增长率的成功的经济体。发现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具有五个共性：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积极有为的政府(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然而，增长委员会认为这五个特征只是这些经济体成功的药材（ingredient），并不是药方。我们知道，只有药材而没有药方，补药也可能变成毒药。那么是否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呢？
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就是快速发展的药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则是：经济对外，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生产并出口，没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则进口；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由国内因素产生的危机会少，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较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强，宏观经济就会比较稳定；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再加上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会最低，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进而有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长委员会总结的成功经济体五个典型的事实反映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快速发展药方的前提和结果。
（四） 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也可以说明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后大部分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即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赶超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培育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市场缺陷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中。因此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然而，由于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而言太过超前，与本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Lin，2009a）。而政府干预又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低效配置、寻租、腐败行为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结果导致糟糕的经济绩效。
到了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归咎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扭曲。因此他们建议政府以“休克疗法”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干预和扭曲，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Williamson，1990）。同样地，新结构经济学也能解释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以下重要事实：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之前，经济中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Lin，2015：96-113）。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经济崩溃。并且，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或为了维持那些“先进”产业，采取了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Lin & Tan, 1999: 426-431)。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更多，从而造成低效率和经济绩效的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共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帮助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认为政府应该退出，一切依靠市场，等到市场建立起来后，产业就能自发地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行以后，除了中国、越南、柬埔寨，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即原来的产业垮台了，但新的产业却迟迟未出现，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从华盛顿共识推行后的经济绩效看，这些实行了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低于改革前的20年，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Easterly，2001: 135-157)。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主流学界认为必须一次性地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用“休克疗法”一次到位地建立起来。当时认为中国转型采用这种的双轨渐进改革是最糟的方式(Murphy et.al, 1992：1003-1026; Sachs et.al, 2000：435-491)。反观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如中国、越南、柬埔寨、波兰、斯诺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转型，而是按照渐进双轨的转型途径：政府为旧的优先发展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产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取消准入限制，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此外政府积极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以后，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慢慢就变得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也有了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把保护补贴慢慢取消。这就是渐进双轨制能够成功的原因。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经济转型方式。但从目前的经济体转型绩效看来，渐进双轨制被实践证明是经济转型最好的方法。根据实证结果对经济理论进行反思，这是经济学界的责任。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产业政策都失败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原因在于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就业或者选举需要而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这些企业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保护补贴和扶持政策以支撑其初始投资或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但这些保护政策会产生各种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助长了寻租行为和低效率的行为发生。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若想要成功，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而且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都是有限的，需要战略性地来使用。政府的作用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外部性或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产业是符合该时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要素成本优势，但由于缺乏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解决企业间协调和外部性等瓶颈限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则这些企业具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一个现有产业若是因为禀赋结构变化而失掉了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转型、转移或退出。
政府怎样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办法选对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产业的技术与国际先进产业的技术前沿的差距将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产业分成五大类：（1）追赶型产业；（2）国际领先型产业；（3）转进型产业；（4）弯道超车型产业；（5）战略型产业。不同的产业类别在转型升级中需要政府提供的“协调”以消除瓶颈限制的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政府需要对上述每一大类产业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追赶型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需要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如何选出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呢？具体而言，分为如下六步：第一步，寻找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约高100%~300%的国家，或者20-30年前人均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在过去20年里增长迅速、可贸易、表现良好的成熟产业的产品，或者是来自于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进口产品。这样能够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绑架。第二步，考察是否有本国的私人企业已经在这些产业中（已存在或处于萌芽状态）。找出限制其提高竞争力的因素和新企业进入的门槛，并采取措施解决。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或出口企业很少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第四步，由于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可生产一些国内外市场有需求的产品，以及新技术的涌现而出现的新机会，除开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产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发现，并为在新产业里成功的创新企业扩大规模和新企业进入提供支持。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以此打破企业进入的壁垒，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第六步，政府可以采取各项措施补偿上述先行企业的外部性。例如，限定时期内的税收优待政策，提供直接贷款用于投资，提供外汇交易机会等。
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产业在技术上基本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若要在现有的产业保持领先地位，或发展新的产业，必须进行自主研究和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企业对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但是，基础知识的研究，投入大、风险高，其成果是属于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知识，企业没有积极性从事，但是，如果不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对大学或相关科研机构的支持来进行，由于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在对基础知识的研究上必须有所选择。另一方面，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通常需要有企业在基础知识研发成果的基础上来进行，政府对这类新产品可以通过采购等政策来让生产迅速达到规模，提高该新产品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若要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政府需要以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方式来支持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丧失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等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型产业，对这类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要创造相应的条件帮助企业转进：（1）让少数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品牌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等的微笑曲线两端；（2）帮助没有能力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的企业将微笑曲线下端附加价值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收入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3）帮助生产工人转移到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业。
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科技的进步促生了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研发周期很短，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人力资本并没有劣势，对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工程科技人才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如互联网、手机即属此类产业。对于这些产业，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起点上，可以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此类产业发展，例如，建立孵化基地，设立风险基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对于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战略型产业通常分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防安全类产业。这两类产业通常研发周期长、资本投入大、经营风险高，按要素禀赋结构来看，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不过，高新技术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的技术、产品路线对我国的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这些产业的技术被国外掌握和专利垄断，我国企业再进入则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投资战略型新兴产业就是投资未来。国防安全类产业（如制造高性能战斗机、航母、大飞机、导弹等），从国防安全的角度考虑，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不能依靠国外进口，必须自己生产。但战略型产业并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而且民营企业通常没有办法承担如此大量的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在改革开放前需要依靠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政府的直接计划配置来补贴，在市场经济下则需财政通过预算拨款或政府直接采购给予补贴。当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对周边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正的外部性。
三、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见解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 新的理论见解
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除了改变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解外，还会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许多新的见解。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忽视了结构因素，或者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中来考虑，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特性。以致，主流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存在量的差异，并没有质的区别。实际上，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导致其产业特性、技术、资本需求规模和风险特性等都不一样，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仅存在量的差异，更有很多质的不同。因此，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适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经济运行方式也有别。我从以下九个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见解。
1.最优金融结构
现代金融学倡导股票市场、大银行和风险投资等现代金融安排。这种金融结构对发达国家而言是合适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最前沿，其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且技术创新需要依赖自主研发，伴随的风险很大，大银行、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适合为大的投资项目融资，而股票市场和风险资本有利于分散风险。但发展中国家采取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则未必合适，因为其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或传统农业。一般而言，这些产业规模较小、资本需求少，而且产品基本是成熟的，且技术大部分是引进的，风险主要在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应该是地区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技术、企业规模、资本需求和风险特性，对应于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等，2009: 45-49；林毅夫，2017: 4-16）。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盲目照搬发达国家，就会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导致金融无法为实体经济服务。
2.人力资本投资
现代增长经济学（包括内生增长理论等）通常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是人力资本，其他要素都是次要的。和最优金融结构的论述类似，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如果是产业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必须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自主研发，由于人力资本与处理风险的能力密切相关，从而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就非常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大量技术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而引进技术需要的人力资本与发明新技术需要的人力资本并不相同。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多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如果此时盲目进行教育投资，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无法合适就业就会到国外就业，从而造成人才外流；而留在国内的人由于找不到好工作而失业，则可能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实体经济需要。
3.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
现在我国经济学界比较关注刘易斯拐点问题，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都转移到城市，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未来经济将缺乏增长动力。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刘易斯的模型是两部门模型，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制造业部门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带来劳动生产率提升，因而存在人口红利。但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的理论，要注意理论背后的假设和内涵，了解问题的实质。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刘易斯模型只有两个部类，但现实中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并非只有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穷多级的工业阶梯。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样会带来劳动生产率提升，同样会有人口红利。因此，只要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创造产业升级空间，使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对于刘易斯拐点问题要有新的认识。
4.经济开放
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很有争议。经验事实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绩效更差、效率更低。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1997: 29-53）就曾忧虑地认为经济开放不见得是好事。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前提。那开放就是不好的吗?如果忽略对问题本质的清楚认识，就容易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认为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前，经济中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中采取休克疗法，这些产业就会垮掉，经济出现“去工业化”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采取渐进双轨制的方式，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进入并发展。如果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因素和现实背景，盲目开放可能带来经济危机。
5.国际资本流动
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现代国际金融理论通常认为开放资本账户是好事，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所以应该开放资本账户让资本流入。但现实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后，却出现了经济危机。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把资本看作同质的，没有细致区分不同结构的资本。资本应该分为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短期的金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能增加实体资本，而且这种投资一般会投入该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带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销售渠道，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很有帮助。但短期的金融资本一般不进入实体部门，而大部分会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投机部门，造成经济泡沫。此外，如果大量短期外国金融资本突然流入，会造成货币升值，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讨论资本流动时，一定要有结构的概念，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应该鼓励，对短期资本流动则应该有一定的管制。
6.卢卡斯之谜
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来。但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当然这并不完全，经济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是资本净流入，而经济绩效差的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是资本净流出。对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国采取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资本回报率高，财富积累具有合法性，因而资本不会外流，并且外国资本也会流入本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总的表现为资本净流入。相反，如果采取违反本国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资本回报率低。而且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会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引发寻租和腐败行为，依靠寻租和腐败而积累的财富缺乏合法性，这些资本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投资，资本就会大量外逃到发达国家，而且外国资本也不会流入违反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则总的表现为资本净流出。
7.货币是否中性
芝加哥学派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只影响物价水平而不影响实体经济。实际上，货币中性理论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并没有考虑技术和产业升级以及结构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利率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货币增长速度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密切相关。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位于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慢，但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较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更快，从而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也更快。因此，如果考虑结构因素，货币并非是中性的，货币增长速度需要和发展阶段相适应。
8.超越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批评者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所支持的投资在短期内固然能增加投资需求，创造就业，但由于家户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税收的增加，总需求不会增加，而只会增加政府债务，即存在李嘉图等价陷阱。目前的宏观经济学主要强调波动（周期）理论，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有条件将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这需要政府提供。经济下行时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最佳时期，此时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较低，工人的工资水平低，建设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很低。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短期内可以增加需求、创造就业，从而稳定经济，长期也可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未来税收弥补此时扩张性基础设施支出所增加的赤字，从而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是“一石两鸟”，我把这种可能性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Lin，2009b: 14-17）。这个观点是我最早在2009年世界银行任职时提出的，当时很少有人认同，但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近年也在积极宣扬这个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也特地强调经济下行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
9.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陷阱
目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宽松，但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存在流动性陷阱。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但是，发展中国家则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但由于存在产业升级的巨大空间，降低利率仍可降低投资成本，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政策能将增发的货币用于支持产业升级（而非流向投机性市场），货币政策仍然能够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
（二） 未来研究方向
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结构引入现代经济理论模型中；二是对新的理论进行大量实证检验。
从理论建模来看，目前文献中关于结构的研究通常侧重偏好的非同位相似性(Non-homothetic)或不等于1的技术替代弹性 (Non-unitary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解释发展问题。Ju et al.(2015: 244-263)是第一篇把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并不完美，做了很多特殊假定(充分信息、无摩擦等)，将来可以逐步放松，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可能包括：（1）在Ju et al. (2015: 244-263)基础上引进各种摩擦、软硬基础设施来讨论政府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作用。（2）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把结构引进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AD)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使没有结构的AD一般均衡变为有结构的一般均衡的一个特例。
理论模型构建出来后需要做的就是大量实证检验。可以用经验数据将特征事实描述清楚，用实证检验对我们的理论进行验证。
四、 结 语
二战后世界上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截止到2008年，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中国大陆可能到2025年左右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升级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有13个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也就是说，在二战后有将近180个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Lin & Rosenblatt, 2012: 171-194）。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失败并非不努力，主要是发展思路的问题。我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发展绩效，必须先改变发展思路。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在有的（要素禀赋）、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发挥后发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对此，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就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成功的典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绩效很差，1979年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渐进双轨制的经济转型。我国政府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改善各种软硬件设施，将我国能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取得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奇迹。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我希望能和经济学者们一起继续研究和探索。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理论。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希望能够推动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推动“知成一体”的新学风。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2002a）.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 季刊, 1.
［2］ 林毅夫（2002b）.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 12.
［3］ 林毅夫、孙希芳、姜 烨（2009）.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 8.
［4］ 林毅夫、苏 剑（2012）.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和政策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 林毅夫（2017）.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经济评论, 3.
［6］ 林毅夫（2017）.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 5.
［7 ] W.Easterly (2001).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2).
［8］ Growth Commission (2008).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C.
［9］ J.Ju et al.(2015).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6.
［10］ J.Y. Lin & G.Tan(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11］ J.Y.Lin (2009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J. Y. Lin (2009b). Beyond Keynesianism.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1(2)
［13］ J. Lin & H. J. Chang (2009). 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7(5).
［14］ J. Y. Lin & Z. Li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1).
［15］ J. Lin & C. Monga(2011). DPR debat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3).
［16］ J. Y. Lin & D. Rosenblatt(2012).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5(3).
［17］ J. Y. Lin(2015).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8(2).
［18］ M. Murphy et al.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
［19］ D. Rodrik(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9(3).
［20］ J. Sachs et al. (2000). 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21］ J. Williamson(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s.by J. Williamson，Chapter 2. Washington，D. 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