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一带一路建设与对欧美等国家的投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已经从最初注重外资流入，发展到既注重资本流入又注重资本流出的双向投资战略布局新阶段。在这一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中，包含着多层次或曰多重意义上战略协同的要求。把握好各种协同关系，是新阶段开放战略的核心。
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直接投资长期以来是世界经济研究领域中的一大主题。在引进外资方面，提升外资的质量水平，提高外资对产业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促进外资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转移等，近年来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学者广泛研究了资本流出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风险，包括对外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和如何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和投资的贸易效应以及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对外投资中提高企业加成率的路径和对外并购的优化战略以及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的意义，等等。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联系，学者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选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运用投资引力模型探索了合作前景，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与西部开发的关系等。
近年来，双向投资作为一个新概念受到重视，一些研究注意到这是一个国家新时代的到来，关注了我国双向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战略，并结合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研究了双向投资的性质与协调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在研究上是分别进行的，关于双向投资新布局下出现的理论与战略问题研究并未全面展开。问题在于，对于30多年来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引进外资推动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完善的体制与政策体系，而要推动对外投资的体制与政策体系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仍然需要积极引进外资，双向投资战略布局远不只是二者的总量是否需要和怎样实现平衡的问题，而且在于同时有效推进资本双向流动的广泛的体制与政策。资本既要流入又要流出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需要在体制、战略与政策多重意义上的协同来实现。在宏观、制度、战略与政策层面，对外投资不能在脱离引进外资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必须服务于国家产业升级、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发展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资本流出数量的增长，因而也就产生了多重意义上的战略协同问题需要研究。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注重上述问题中的一些数量关系，但是其中大部分研究的计量方法并没有建立在对经济机理充分揭示的基础之上，或者为了能够运用计量方法而把问题过于简化。事实是，我们只有充分揭示双向投资与国内相关发展目标之间的经济机理，再正确地运用数学工具，研究才可能是更有意义的。
一、对外宏观平衡中的战略协同
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资本的流动必然深刻而全面地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然而，双向投资所影响的却远不止国际收支意义上的平衡，而且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理清双向投资的全面影响，是战略协同的基础。
（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双向投资战略的理论依据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在于，深刻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机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大发展，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货币资金跨境转移，而是以资本为载体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即跨国公司投资采用技术、品牌、专利产品、管理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生产要素向东道国转移，与东道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生产过程。
以引进外资为主要战略的中国开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抓住了时代特征，在资本流入的形式下，技术等中国稀缺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入，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得以使用，形成了高增长。因此，要素引进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关键。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清醒地看到，在这种要素合作型的发展模式中，中国的得益是相对较低的，其原因在于要素合作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中国是被动地纳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要改变这一分工地位必须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中取得主导地位。
要素流动的时代特征同样也启示了中国战略升级的要点。以对外投资引领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是赢得更高发展效益的根本。在这里，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增长与所需要的资本不只在于其数量与规模，而且在于其结构，在国际经济中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对结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分工关系；在一定的结构下，要素的跨境流动是实现这种结构优势的必要条件。
双向流动这一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继续把握全球化基本经济机制的表现，也是这一战略的经济学内涵、发展内涵与时代特征。
从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看，资本数量及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双向投资布局下，资本有进有出，流入的资本对增长是积极的，而流出则相反。因而流出资本如何有利于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中战略协同的关键问题。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看，投资的意义首先在于为本国出口开拓资源供给渠道，开辟产品销售市场。对于规模不断快速扩大，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中国来说，稳定的资源供给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从对资源产地的直接投资到对运输线路，包括陆路交通和沿线海运港口等的投资，都是确保资源供给的关键。稳定的可替代的资源供给，将有效防止包括价格波动等对国内增长的冲击。
在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以后，维护海外市场销售渠道成为关键。但是在前一阶段，这种销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这使中国处于为别人打工的不利地位。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是中国从制造到建立更长产业链的关键。这里也已经提出了一个更关键的环节，即通过投资获得制造业产品的上游要素——研发、品牌与技术，这将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在海外投资建设一些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时，中国的大型装备也相应获得了出口。最终，投资获得的利润汇回又会增强国内的投资能力。
因此，投资对国内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全面的和间接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强化其中各种新机制的形成。
（三）金融改革、外贸发展与双向投资的战略协同
在对外开放之初，资本与外汇的缺口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基本特征，引进外资从总量上讲首先是弥补这种双缺口。然而，在发展逐步推进以后，国内资金缺口逐步缓解，然而却由于金融改革未跟上，存在着广泛的金融抑制现象，国内资金资源未得到有效配置和使用，出现了一味注重外部引资的现象。今天，金融的改革创新是实现用好两种资金的关键，也是增强发展的国民效益的根本。
推进双向投资的基础是推动金融的改革创新，对于引进外资是这样，对于对外投资也是这样。国内融资机制的增强，外汇管理体制的放松，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前提与保障。在这一问题上，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改革、放宽、搞活是必然要求，目前在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中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也必须得到有效监管。从短期来看，汇率贬值趋势可能导致资本外流需求强化，控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对增长的信心降低会导致资金向外转移，外汇管理制度必须加强控制，尤其是不能让非法资金外逃。总之，在适应双向投资中，金融改革创新与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既有支持的必要，也有防范风险的责任，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协同。
出口发展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人民币贬值趋势下，出口不收汇结汇甚至假出口现象却开始泛滥，严重挑战着外汇储备稳定。强化出口的创汇功能，严格相关外汇管理制度，不仅是当前的短期需要，也是双向投资布局下的长期需要。
（四）跨境资本双向流动中的总量平衡
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下对资本项目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即使在证券投资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对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必要的。
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国际收支的总量平衡首先是贸易收支与直接投资之间的平衡。在前一阶段上，由于引进外资主要是发展外贸出口，因而构成了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随之扩大。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发展期后，如果引进外资增长相对较慢，那么保持贸易顺差显然是必要的。
汇率政策是影响直接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在一定的汇率水平及预期下，企业会在境内生产出口和海外生产中进行选择。低汇率有利于出口却不利于引资，高汇率有利于对外投资也会增加进口。但是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也同样受到一定的国际约束，特别是在人民币入篮以后更是这样。在汇率进入市场化调节后，为储备水平稳定进行的调控难度随之更高。
双向投资使国民经济进入更高的开放度状态，货币政策的意义也就不只影响国内，而且广泛影响着对外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过来又会抵消货币政策的效果。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均衡，在推动双向投资布局中，宏观调控目标必须与这一战略目标相结合。在许多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必须与直接管理工具相结合，尤其是要高度注重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从长期来看，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是必然的，当前有控制下的开放也将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
在这里，双向投资的政策设计不是微观意义上的项目激励，而是宏观意义上的总量平衡，只有这样双向投资总战略才是可持续的。
（五）货币开放扩大后的对外平衡
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的开放，可以统一简称为货币开放，这两个方面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不断推进的两个重大主题。
人民币国际化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同样导致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刻联系、人民币和中国储备管理与世界的紧密联系。
西方经济理论已经系统回答了完全可兑换货币国家货币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国际联系，但是人民币从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进程中，特别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又使其中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各种特殊机制。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净流出，这既会对中国储备产生影响，也会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对外平衡面对新课题。正确的政策可能使中国获得货币国际化的红利，但这也只有在有效调控这一进程下才有可能，对外平衡在这里有了新的内涵。
证券市场开放的逐步扩大是必然趋势，国际收支的对外平衡也将迎来新的挑战。在注重绿地投资、并购投资发展后，中国终将进入更完整意义上的资本项目开放。正确战略的关键在于实现的路径，而不是一步到位，需要在有效控制下逐步实现有序的证券市场的开放，使这一开放真正服务于双向投资总战略，有效避免其中包含的各种风险与冲击。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必须有力监管，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的，否则可能导致财富的迅速流失。这是中国双向投资战略布局中的最大风险。
二、投资与贸易的战略协同与政策重构
中国已经走过的对外开放道路表现出以投资创造贸易的显著特征，即通过引进外资有效利用了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实现了出口的大发展。当单向引进外资拓展到双向投资布局后，投资与贸易的这种联系也有了新的内容，需要实现在新的意义上的协同。
（一）投资超越贸易的开放战略
双向投资布局的科学性在于，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从贸易时代进入了投资时代，投资超越贸易是全球化深化的表现，也是国家战略的依据。
经济全球化从贸易及贸易自由化开始，各国发挥比较优势，更密集地使用生产要素推进了分工与贸易。贸易自由化的主题是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双边与区域的自由贸易区最后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不仅是最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是一个公平贸易体制，以这一体制维护自由贸易。世界的贸易自由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任务，近年来的许多区域协定已经以零关税为目标。贸易便利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当前主题，即各国应不断消除制度与管理上的障碍，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
尽管贸易自由化在上述意义上还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各类自由贸易区中仍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议题，但是投资自由化已经日益上升为各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主题，投资超越贸易已经是全球化的最新趋势。
投资超越贸易并不是就二者的增长率或绝对值比较意义上而言，而是指二者的因果与逻辑关系。第一，投资替代贸易。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绿地投资常常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节约运输成本，贴近当地市场等，投资替代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并没有消除这一投资需求。第二，投资创造贸易。跨国公司为了利用东道国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而对东道国投资，其结果是直接提高了该国的生产出口能力。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广泛来自于这一过程。第三，投资改变贸易。跨国公司把整个产品的一部分生产阶段放到东道国中，把东道国纳入该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之中，东道国需要从跨国公司母国进口零部件，出口的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仍然是中间品，世界贸易由此大量成为中间品贸易，贸易转变为产品内部的价值链分工而不再是以往的产品或产业分工。
投资超越贸易是全球化深化的表现。在投资替代贸易中，贸易量减少，但国际分工却依然存在——内销产品是由外资生产的。在投资创造贸易中，贸易分工转变为要素合作，两国生产要素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并成为贸易增长的原因。在投资改变贸易中，形成的是比产业、产品分工更深的零部件分工即价值链分工，其中经常也包含着要素合作。
投资超越贸易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一国的开放必然要走到投资开放阶段，随着投资领域开放的不断扩大，适应投资国际化的体制安排是必然要求。同时，一国也必须要以对外投资实现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动地位，即利用国际要素的发展空间和价值链分工的主导地位。
（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地方发展战略
中央“一带一路”愿景明确了整体规划，这一规划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各地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开放型发展的新阶段上，各地的发展规划引进外资战略都将与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把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主题提上重要日程。过去30多年来，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的地理条件客观上限制了开放水平。与内陆周边国家的合作，首先产生了跨境开发区、经济区和经济走廊的可能，这类共同开发将形成与毗邻国家合作的首要形式，而共同投资包括内资外资在内，形成了与东部开发区不同的发展模式。
道路、桥梁、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邻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各类投资首先将集中在这些基础设施，并且以与相邻国家相联相通为原则，共同的投资开发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是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内陆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将成为发展的核心。中国要根据与各国发展的需要和各国的市场需求规划，引进内外资本和产业发展，包括沿海外资企业向内陆地区转移。
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沿海城市，但沿海城市的发展取向并不只限于对传统航路的重新贯通或与相关国家的贸易。由于沿海城市相对走在国家发展的前列，一方面要通过优势产业对沿线国家投资展开价值链分工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发展起一大批现代服务业，以适应对外投资的需求。这方面主要包括金融中心的建设以适应对外投融资需求，各类商业服务和航运服务以促进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应形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地和总部所在地，使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得到全面支持。所有这些功能的发展需要有广泛的投资，包括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
（三）双向投资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
从表面上看资本的流出与流入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总量上相互抵消，而且在政策上似乎更不可能一致，不可能有一个政策既能鼓励引进外资，又能鼓励对外投资。因此，当对外投资成为我国新的战略取向时，与引进外资是否存在着矛盾的问题必然提了出来。
毫无疑问，在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并存早已存在。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市场的选择，是企业根据赢利的机会成本作出的选择，政府政策不是关键因素。因此，市场化是双向投资格局的基础。
而在中国的发展导向型体制下，我们同样不应当排斥政府在双向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量意义上的政策鼓励，而在于符合产业政策与国家总体战略意义上的政策推动。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也是加快双向投资格局形成的关键。
今天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前30多年引进外资政策的成功，引进外资形成了外资、外贸双顺差，积累了外汇与资金，造就了当前对外投资的强大基础。坚持引进外资政策的重点，是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不再是传统产业的向内转移。对外投资也是这样，即鼓励对外投资的行业部门及投资方式在于，能够使中国企业迅速获得稀缺的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网络，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分工，包括由中国企业配置国际价值链分工。总之，双向投资协同的根本是在市场有效选择的基础上，有力地发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与开放模式升级的政策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对外投资成为带动国内投资的主角。当企业对外投资后可能会带动国内价值链分工需求，带动贸易与投资。在政策和管理体制上，尤其要鼓励企业发展的内外联动。企业是双向投资的主体，要特别注重培育双向发展的中国大企业。
从理论上讲，一国双向投资发展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外投资环境的差异，这只会带来资本的单向流动。完善的开放的市场环境才是双向投资的基础。同时，产业的高端化差异化有利于双向投资，因为这导致的不是垂直分工的价值链，而是差异化的投资机会。人才、研发、创新环境等是高端产业流入的关键。
（四）外贸发展与双向投资的战略协同
前30多年中国开放型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引进外资实现出口发展。这种外资主导型的外贸发展，不仅体现在加工贸易上，而且广泛体现在整个国家的外贸结构上。中国国内的要素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有效的政府管理和促进了市场力量的改革，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出口生产能力的提升，从而形成了对外资的巨大引力，在引进外资与出口发展上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
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如何以对外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从稳定的资源供给而言，对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成本下降，确保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从成熟产业的向外转移来看，投资可能形成国内产业与移出产品生产的配套，从而带动出口。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看，对工程装备与建设材料的出口的影响是直接的。从长期与宏观意义上看，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可能加速该国生产消费能力的提升，进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增强，这在国家间达成双边合作协议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中国需要注重通过对外投资构造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这是在以低端参与国际分工后的必然要求。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要特别注重发挥具有核心技术产品的投资，通过投资形成价值链分工的主导地位，带动国内零部件产品出口。在这类投资中，要避免单纯把生产整体向国外转移的现象。
国际并购是实现中国出口向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很多产品上中国不缺乏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力，缺乏的是品牌或销售渠道。国际并购可能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种是获得国际市场销售渠道，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品牌，进而实现国内生产的产品以这样的品牌和渠道出口；另一种是获得专利技术，让这类技术向国内回流，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结合以实现出口的扩大。而更多的以投资创造出口的途径，还在不断地由中国企业创造出来。
中国经济的改革及其成就举世公认，其中的金融市场化成果也同样不容否定。但是，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依然相对滞后，从而使金融抑制成为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同样不能适应对外投资新发展的需要。
金融改革开放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增长。资金短缺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却依然障碍重重，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导致社会经济收益的不合理分配。值得肯定的是，由互联网创新带来的金融新业态、新机制正不断地冲击着旧体制，为市场注入着活力。
但是，金融改革开放的滞后与对外投资阶段的到来已经明显不相适应。金融与投资体制的不完善使社会资金难以有效地转变为企业投资，更难以通过企业实现对外投资。国内投资机制不完善导致国内资金以各种方式向外转移，其中大量是纯粹财富转移而非生产性投资。有效实现国内资金转变为对外投资能力，基础是国内的金融深化，即有效的市场化投资机制的形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市场选择下的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货币开放，其中包括外汇管理制度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实现，需要以国内金融市场消除抑制与扭曲为前提，而不是仅仅靠汇率调节。资本项目中的证券投资的开放是一个更高的目标。就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取消审批改为备案，也同样要以能有效防范资本外逃为前提，而后者的基础正是国内消除金融抑制。
一度出现的巨额外汇储备似乎为对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事实证明，当金融抑制导致资本外逃时储备下降是迅速的。既要防止资本外逃，防止虚假外贸下的储备流失，又要为对外投资创造宽松便捷的制度环境，这是今天国内改革的一大主题。这一改革并不只限于外汇管理制度和投资审批制度，而且关系到国内整个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在现在是必要的，即使在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后也仍然是必要的。要有效监管各种套利套汇现象，使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真正有效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的国际直接投资。
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主权财富基金和国际开发性银行的建立，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后更多承诺国际义务的表现，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条件。
国家资金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外交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金砖银行和亚投行都是对世界发展援助资金不足的补充，丝路基金特别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其他国家资金相似，它有助于创造发展条件，但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性活动。因此，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与国家资金的协同，只有在服务于国家战略中才能获得更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尽管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但是跟随国家战略无疑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国家资金通过国际合作形成了更大的融资能力，通过科学的项目评估、科学决策和政府间合作，对基础设施与重大发展项目融资创造发展条件。企业投资与发展项目相配合，承接工程，开发园区，进而进行产业投资。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企业，但其国有资本属性决定了，其决策不可能按照纯粹的市场原则，而需要服务、服从于国家战略。在这类投资中要努力防范一些国家的歧视政策。要通过对外投资贸易促进机制等，促进企业组织高效传递国家对外投资战略，分析研判海外投资环境与投资政策，帮助企业把握投资机会与方向，深化企业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营商环境等的了解，使对外投资中的国家战略和企业行为真正有效的结合。
三、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的协同
双向投资布局是一项国家战略，即国家层面的大战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尤其是因为地方政府有强大发展职能，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的协同是一个大问题。只有有效形成这种协同，国家战略才能更为成功地推进。
30多年来，引进外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已经充分显现，理论上也非常清晰，因为要素流入导致要素集聚，投入增长决定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源于资本流入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投资是资本的流出，必然导致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对外投资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间接的。
一是，投资带动贸易机制。本地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效应是资本与GDP流出，但是如果从事的是一种价值链分工式的投资，那么就可能实现本地前端中间产品的出口，并且由于更高效率的生产配置和海外市场的扩大，本地中间产品的出口也将扩大。过去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加工贸易类的投资就是这样，发达国家企业因为这类投资带动了国内出口与投资。
二是，市场开拓性投资以另一方式拉动国内生产与出口。本地企业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进行市场开发性投资，可以为更大范围出口打开市场。海外经营使企业更加熟悉海外需求，可以进一步根据海外需要开发产品。以并购方式迅速获得国际化企业是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且许多产品质量很高，缺乏的只是海外市场销售网络，特别是品牌的知名度不高。并购国际化企业可以迅速获得该企业长期建立起来的国际销售网络，利用其知名品牌为中国制造打开销路。
从短期来看，对外投资是资本的净流出，不利于本地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海外经营又可能实现利润与资本回流，形成对国内的投资能力。回流资本并非必须是本企业赢利的结果，而是因为其海外经营的扩大而进一步需要国内配套投资的扩展，带动国内的产业配套和产品配套。海外投资企业对国内投资的拉动作用不能就单个企业看，而要从多个企业的关联上看，大企业集团更能够形成海内外联动机制，对外投资对国内的带动作用更强。对外投资成为企业的信息窗口、分工接口和市场突破口，也是利润增长极和经营成长极。
正如贸易理论所指出的，比较优势使国际间形成分工，结果是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会扩大，国际投资也使国际分工深化，本国的优势产业产品对外投资的同时，也为劣势产业的外资流入提供了空间，资本流出入会像贸易分工一样以总产出的提高为结果。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入总规模都比较大，就说明了这一规律。
（二）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
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强大的政府经济职能，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本地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战略，制订本地发展规划，实施投资激励政策。引进外资是各级地方政府最注重的增长点。正是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下，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
国家双向投资是一个总战略，其对各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当沿海地区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重点发展对外投资时，其他地方则更多需要为本地的战略定位而引进外资。在整个国家中长期内资本流出入基本平衡下，各个地区不必寻求双向投资在数量上的平衡，其差异应当因战略优势而不同。
除了继续注重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引进外资外，在国家扩大对外投资总战略的新发展战略下，地方政府要把政策重点放在如何利用对外投资拉动本地经济上，把支持对外投资与支持企业对外贸易结合起来，有效利用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出口与合作发展新机遇。不仅要抓住本地企业，还要抓住全国各地企业由海外发展而开辟的新需求。
外资净流入不应当继续作为地方政府的发展指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势、地方经济发展优势和特色的形成才是标志。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策既不应当是对外资流入的鼓励，也不应当是对外投资的鼓励，而应当是因产业发展战略不同而不同，目标是形成本地的产业特色与优势，为此而推动投资形成内外联动。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不再限于本地，而要延伸到对外投资后的境外企业，使这些企业更好地发展与国内企业的贸易投资关系。
外资外贸数量增长长期作为我国地方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在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和经济规模性增长的历史阶段上是必要的，但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阶段是不合适的。经济增长、经济进步、税收与政府能力以及各项民生指标的提高，是发展的科学内涵，在双向投资布局下仍然是有意义的。
（三）地区间的战略差异与协同
双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是一项全国性战略，而并非只是沿海地区战略。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一样，既有吸收外资的需要，也有对外投资的需要，尤其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总布局下。
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差异，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可继续注重劳动密集型外资引进，而沿海地区应实现外资结构升级，注重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外资。加工类外资项目向内地转移，是内地发展条件改善，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提升的结果，也在于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的新开放格局。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当前中国开放的主要特点，外资将首先集中在沿海与内陆的大城市。应广泛吸收金融、商贸、社会、文化等服务业，研发机构也是外资引进的重点。同时，对于各个跨省市大经济区而言，国家的整个战略布局已经确定了中长期内产业发展的重点与特色，外资的引进应当服从于大经济区发展的战略定位，使外资的地区差异服从于战略布局的地区差异，避免引进外资中的地方政策竞争，使外资引进成为推进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将是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价值链分工。而中西部沿边地区的对外投资将首先集中在相邻国家，在这些国家和相邻边境地区建设经济开发区。国内大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与对外投资也有密切关系，经济区的优势产业需要借助对外投资形成国际合作，确保资源供给与境外销售网络建设。
四、产业发展战略的内外协同
不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产业结构的进步。资本的流动是为产业发展战略服务的，在国家已经实现了发展的启动阶段，初步摆脱了贫困，就数量而言所缺的并非资金，已发展上升到强盛目标的时候，这一点更为清晰。
（一）产业发展战略中的资本流出流入协同
当双向投资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布局后，纯粹数量意义上的资本流出还是流入，不再是主要政策目标，尽管在一个时期内要保留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因此，资本流出流入的核心目标既不在于激励流出，也不在于激励流入，而在于服务于国家产业进步战略目标。产业政策是核心，而不是以资本流向为主。
国家已经制订了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中长期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各类政策包括外资政策都应当以这些战略为原则，而不是注重数量指标。对地方政府引进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也都要在产业总战略下推进。引进外资的转型发展在于改变低端分工地位，已经引进的产业要实现国产化水平的提升，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两次获得当年传统产业国际转移的历史机遇，而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同时注重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应该在整体产业国家战略下引进外资。
对外投资从一开始起就是确保资源稳定供给的重大战略，这一方向仍然应当坚持。同时，投资也在于构建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在中国企业发展水平逐步提升的新条件下，对外投资的新目标是实现这些产业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中国企业寻求在这一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同时通过投资开辟当地市场。
此外，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获得技术、品牌与销售网络，应当是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战略，同时也要服务于国家产业结构进步总战略。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时期，新产业会持续不断涌现，不断变革和进步。因此产业发展战略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跟上发展。在这一点上，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给企业的选择和决策充分的空间，而不是一切由政府规划。
从双向投资根本为服务于产业结构进步上讲，特别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对外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机制问题。
对外投资后实现技术回流，是促进国内产业进步的首要渠道。技术引进是一种方式，同时也要注重海外技术开发性投资，通过投资有效利用海外技术研究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采用独立投资或共同研发等方式，通过在海外的研发资源使中国企业掌握更多先进技术。国家在对外投资的政策激励上要特别注重这样的投资。国家产业政策除了要支持企业在国内发展，还要支持企业利用国外条件实现发展，通过迂回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内产业进步。
海外投资项目的反向投资，是实现国内产业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进入新兴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经营后掌握了其技术与产品，又反过来带动国内投资，把产品送回国内生产。要在税收政策上特别鼓励这类企业的投资。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国家的目标不在于完整发展起某些新兴产业，而在于在这些产业中的价值链主导地位的实现。当一个新兴产业产品发展起来后，如果能够适时对外投资，把价值链的某些片段分布到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进入对方市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国内新兴产业实现规模化提升，形成在新产业的价值链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对外投资政策同样也要鼓励这类模式。
（三）国际并购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进步
从中国注重对外投资发展以来，并购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比绿地投资更为迅速，这是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相联系的，也表明了中国通过并购实现新的发展跨越的路径。
多个重要案例已经证明，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并购是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渠道。并购使中国企业获得国际成熟企业，通过关键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上升一个台阶，并进一步带动国内企业生产，组成新的产业发展价值链。这种并购与技术向国内回流一样，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进步。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经常会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对我国进行技术限制，成为我国通过并购实现产业结构进步的一大障碍。
以并购实现新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在新阶段上的一个特点。表面上看，前一阶段是资本引进，这一阶段是资本流出，正是因为前一阶段的资本引进及其所创造的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为国家的资金积累与外汇储备增长创造了雄厚的基础。在有效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下，坚持成功的外贸外资发展战略，我国方能够保持外汇储备的稳定与优势。因此，上一阶段的以引进外资发展出口的模式，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可升级的发展道路。就整个发展过程而言，中国道路创造了全球化时代新的发展经验。
在要素流动理论上，对外并购的内涵与全球化要素流动特征是一致的。在绿地投资形式下，产生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空间位置转移，而产权没有变化；在并购投资形式下，生产要素的国家空间位置没有变化，但产权发生了变化。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发展战略坚持时代特征的重要性。要素合作是全球化经济特征，拥有高级要素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因而国际并购的战略重点是获得中国所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实现基于高级要素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提升。国际并购作为一项资本运作行为，其国家战略意义正在于此，服务于国内产业进步与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是它的本质要求。
各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指出了投资发生的原因，这些理论的形成不在于相关学者自身的智慧，而在于其所在国家与所分析案例的特殊性。各种投资理论都有其现实依据。我们不需要从现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为中国对外投资模式寻找依据，无论是技术研发型投资，产业回馈型投资，并购综合获取型投资，还是产能合作型投资，都是如此。
除了国家发展历史性推进的战略选择外，中国今天面临的一个现象是部分产能富裕，基于这些富裕产能的国际合作的投资，是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探讨这类直接投资的机制与模式，特别是基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形成与东道国共同发展的共赢模式。
富余产能的出现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扩张性政策相关，也与投资盲目导致的震荡相关。但是，即使在经过了数年政策调控后，相关产业仍然体现了中国的优势所在。它是一种规模优势、产业优势，其综合形成为生产的成本优势。无论是产能转移性投资，还是产能开发性投资，都因为中国的优势适合于相关国家的需要，有利于相关国家发展这些产业，这一点决定共赢的坚实基础。这种投资与垄断优势、产品周期、优势折衷或边际产业等都没有任何共同点。
产能合作型对外投资是在国家国内调控与对外合作两大政策作用下的产物，简言之，是国家政策调控，而不是单纯企业决策。因此，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方式的选择，必然与国家一带一路的合作推进紧密相联。富裕产能的对外投资是国家整个对外投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投资共赢的关键。
（五）高水平引进下的自主创新战略
引进外资战略走到今天，高水平引进已经是战略提升的核心与关键。高水平引进的内涵不仅在于外资具有更高水平的技术和更为创新的产品，而且在于中国不再继续承担价值链的低端分工，中国已经对改变这种模式形成了基本共识。对高水平引进的目标也不在于技术溢出，这一机制的可能性已经在过去30多年得到了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谈引进来，根本上是要改变以往引进模式的不足方面，使引资本身成为改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手段。
在自主创新已经提上日程的今天，高水平引进的关键是促进自主创新，与自主创新形成联动机制。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是引进外资的新要求。这一点就决定了新目标下引进外资的重点：一是研发机构的引进，使外资研发机构成为我国自主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促进我国的自主创新实践。二是各类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与产业创新、知识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国际市场服务等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引进，以弥补我国在自主创新原市场体系中的不足。三是高端人才的引进，使引资转变为“引智”，使外国人才为中国服务，也为中国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创新的内涵是广泛的，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产业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必然是一个多技术、多部门的配套过程，为了实现中国自主的产业创新，除了上述服务外，需要弥补目前在产业配套等相关方面的不足。
今天，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相继涌现，不断冲击着原有业态的商业模式，甚至在不断改变着经济的原来的运行机制。传统的正面清单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已经难以适应这一变化，在负面清单开放模式还未正式推出之前，应当形成有利于这类外资进入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