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是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今后两阶段目标任务的重要一年。新时代应有新思路、新作为。我们认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8年及以后应以改善就业状态为宏观政策目标。
应以“就业状态”为基准
受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以及过去长期短缺心理阴影的影响，长期来，宏观政策主要是围绕经济增速来做文章，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紧缩或中性，无一不是基于经济增速变化的考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标准也偏重于经济增速，经济增速是否合适，成为各界探讨经济形势的基准。进入新时代，从追求高速度到追求高质量，应当寻找新的基准，至少不能单一以经济增速为基准。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长期以来基本上都以“经济增速”为标准，即形势好坏是以速度来衡量的。一般认为，高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形势是好的；而低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形势是坏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从发展质量的角度看，单一地以“经济增速”来判断经济形势，已经不合时宜，尽管我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但不应作为主要的年度目标来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经济增速可以作为一个预期指标来呈现，但不应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来追求。
在经济学上，最常用的概念是充分就业，尽管就业的含义后来扩展到各个生产要素，但最主要的仍是劳动力，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就业数量。就业数量实际上只是就业状态的一个方面。就业状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就业数量；二是就业稳定；三是就业环境。就业状态指标综合反映就业数量是否充分、就业稳定是否提高以及就业环境是否更加平等。只有上述三个方面同时都得到了改善，才可以说就业状态改善了；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有所改善，则无法说明就业状态得到改善，甚至有可能恶化了。就业状态比“经济增速”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质量，为政府宏观抉择提供的依据更科学、更准确、更可靠。
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判断经济形势好坏以“就业状态”为指标，可以把经济和社会结合起来。以改善就业状态而不是仅追求“经济增速”作为宏观政策目标，能将长期来经济、社会两张皮变成一体化，同时也符合“五位一体”的整体发展观和促进民生福祉的要求，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改善就业状态，须以风险管理为首要任务
当前，比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改善就业状态。从政治经济学来看，人是社会生产力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比物质要素更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可持续性，这包括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平等。显然，改善就业状态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综合性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的，需要融合多学科知识，转变观念，建立不确定性思维，树立风险意识。
（一）改善就业状态，须打破传统的线性思维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其特征是高度不确定性，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和政治风险相互交织，往往在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叠加放大，甚至变成危机。同时，现代经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成为“风险经济”，财富虚拟化、资产评估化、定价金融化，经济运行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日益超出流行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风险社会，就业状态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从就业数量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由2002年的7.3%上升到2016年的10.8%。而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据统计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由2002年的约35.0%下降到2016年的约30.5%，绝对数也大幅减少，劳动力可供量下降了。劳动力减少，并不意味着就业充分，相反，失业率可能会更高。因为劳动力数量、经济结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劳动力变得昂贵之后，会刺激企业更多地以机器代替人。当这个替代速度快于可供劳动力降速时，失业率就会提高。而且，经济是波动的，结构是变迁的，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与之匹配性也是不确定的，没有固定的函数关系。例如，日本劳动力减少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年-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年-2009年的 4.65%。
其次，从就业稳定来看，过去的发展注重物质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劳动力数量优势迅速消失的同时，劳动力质量优势却未形成。虽然失业率没有伴随经济降速而同时上升，但就业质量并未因此而提高，低素质劳动力普遍陷入非正规就业、非稳定性就业、低收入就业的状况。这同时意味着高素质劳动力缺乏，这不仅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效率提高，妨碍了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也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增加。目前我国还存在较大的隐性失业和就业不充分问题。这与教育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脱节有直接关系。同时，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庞大的缺乏技能的大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可能因此而快速增加。
最后，从就业环境来看，我国就业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同劳不同酬、同工不同酬等现象在现行体制下相当普遍。身份问题，是妨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如城乡身份问题、体制内和体制外身份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问题，都导致了就业的不平等，抑制了创业和就业充分、就业质量的提高。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依然受传统体制的制约，人才不足与人才浪费并存的现象甚至在加剧。
我国就业状态未能得到改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改革的滞后，许多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突破，仅仅在边边角角上改革，依然局限于传统计划体制的框框之内。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和就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与过去长期来形成的发展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对就业状态缺乏认识。高速增长掩盖了就业状态背后隐藏的风险，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导致经济低效、贫富差距大的风险不断地显现出来。
（二）宏观政策应转向风险管理，目标是改善就业状态
应对风险社会和改善就业状态，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政府宏观政策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自由放任转向需求管理，这与凯恩斯主义相联系，最典型的实践是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扩张社会需求；第二次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这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实践是里根的刺激供给政策，放松监管和大幅度减税。现在，适应风险社会和改善就业状态的要求，从全球来看，应该转向风险管理。
在新时代，中国进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风险管理应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实现稳中求进。风险管不好，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十九大报告也多次提到“风险”，比如“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等等。
新时代应当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物是一个手段，速度是一个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继续以速度为前提，而把就业作为结果，就犯了颠倒的错误，会导致巨大风险。所以，转到改善就业状态上来，是防范重大风险的重要一步。
而要做到这一点，实现身份平等的社会改革是不可逾越的，减少社会排斥，才能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人力资源配置好。这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有新思路，形成新组合
着眼于改善就业状态，宏观管理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定位上应该与以前有所不同，在组合上也应有所差别。
（一）财政政策目标定位于促进就业公平
过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宏观经济做文章，不是“拉”增速，就是“稳”增速。在经济、社会关联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仅仅着眼于经济也难以解决好经济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这是对民生与发展关系的精辟论述，也为实施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财政政策只有把视野拓展到经济之外，着眼于改善就业状态综合施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好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应强调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财政，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改善就业状态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其中风险，防患于未然。
具体来说，财政应继续做好结构性文章。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通过民生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基础；通过税收、基金、补贴等政策手段产生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和社会激励，既能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和企业、个人创新创业，也激励地方改革创新和社会活力；加大力度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当前小微企业在我国比在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重要了，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
（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促进就业充分
过去我们制定货币政策，更多地是从调控经济总量的角度出发，来确定采取偏紧、偏松或者中性政策。这种思路也需要改变，货币政策目标也应该从调控经济总量转向改善就业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促进就业充分。当前，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促使货币政策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改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促进就业充分完善和开发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注重差别化信贷政策的运用，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