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德班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就中非关系交换意见时首次提出的。2015年11 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利比里亚总统会谈时将中非关系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延伸至“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这一措辞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对自身身份定位的再思考以及中非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首先，“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与非洲国家过去的总结，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则是对中国与非洲国家现状的描述和未来的展望。前者主要强调双方对各自不幸历史遭遇的同情和理解，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同进退的立场。这一表述将非洲国家命运与中国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尽管长期以来非洲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与非洲命运相连，也间接表明中国将自身归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后者“利益共同体”则是随着各自沿不同发展道路摸索数十年后，取得不同程度进展的情况下，中非继续互利互助的合作模式和趋势。“合作共赢”意味着中国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平等互利，而不是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单向的输出模式。这也是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之处。第二，把“共同体”看作一个不断调整、发展和变迁的趋势，即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双方的关系、合作形式和方式、双方往来的最终目标不断演进的。第三，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而非洲国家并未顺利实现经济腾飞的现实状况，也间接表明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的综合国力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的不同。
拉丁美洲学者卡多索（Cardoso）提出的依附理（DependencyTheory）常常被引用来解释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不仅是非洲国家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非洲国家与西方主导的IMF、世行等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以此强调非洲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和当前不公平贸易规则中的劣势地位。而随着中国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国家往来的增加，中心国家与边陲国家的划分难以继续解释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不仅以中非关系为代表的南南国家之间关系无法用依附理论来解释，而且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持，非洲与其前宗主国的依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如何界定当前非洲对外关系，缺乏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共识。“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为解读新时期非洲国家对外关系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南北视角的新思路和未来构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关系的新路径。
衡量是否具备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是双方能否实现合作共赢，一方赢而另一方输显然不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双赢，一方获利的同时另一方也获利。当然，不同的合作案例，不同的条件权衡，很难衡量“双赢”是否意味着双方获利一样多。一方获利较多，而一方获利较少；某一个合作项目中一方获利大，一方获利小；或者一方获得了易于量化的经济利益，而另一方获得了难以量化的政治利益等情况下，如果双方仍然有合作的意愿，则获利多少并不妨碍双方构建“利益共同体”。本文基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对相互依附理论的分类，从根源、收益、相对成本和对称性四个方面入手，解释“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与相互依附理论的异同，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具备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条件的基础和原因。
一、中非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的根源
从根源上说，中非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既有现实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历史往来过程中产生的相互认同和认可。一般研究普遍认为中非交往大约有2500多年的历史，从历史源头,中国最早接触非洲大陆便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动机、理念和政策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在捍卫主权和发展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和目标。中非双方从根源上对对方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有相当的历史基础。现今，根据非洲风向标（Afro barometer）在2014—2015年间，针对36个非洲国家展开的最新数据调查显示，63%的非洲人民认为中国对自己的国家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在全球非洲国家对他国好感度排名中位列第二。此外，在非洲五大区域中，三个区域（北非、南部非洲和中非）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本国来说最具有吸引力。从现实利益上来看，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为其提供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另外选择,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构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共赢“共同体”有各自内在的利益驱动。
首先，承认和肯定各自国家利益的往来方式使得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更多是出于经济外交的目的和方式，对非洲国家，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为双方实现真正的平等和互利打下了政策基础。其次，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为非洲国家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据统计，非洲基础设施开支需求为每年930亿美元，年资金缺口310亿美元。但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后，传统捐助国（donor）对非援助重点逐渐由基础产业转向社会事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方数据，社会事业在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中所占份额从2002年的60%增至2006年的69%，而同一时期，生产制造领域和经济基础设施所占份额由30%降至22%。非洲每年因基础设施薄弱而遭受的损失，几乎相当于人均收入增长的一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每年非洲300多亿美元的外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中国提供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中资资金多投入在交通、电力等投资大收益周期漫长的项目上。自2002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确立以来，安哥拉、苏丹、莫桑比克等与中国联系紧密的非洲国家的GDP指数大幅度增长，其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三，比起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数据，更令非洲国家感兴趣的是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保持高增长率和减贫、脱贫的经验。
二、中非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的收益
从收益上来说，一是从中方的立场上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经历了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双边往来模式后，中国对非新的外交使命着眼于提升软实力和发展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前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非洲发挥的影响力；而后者则力图形塑与非洲国家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这两方面的外交需求决定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往来模式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传统上，进一步通过无条件援助项目、技术、文化交流等方式提升中国在非洲国家中的大国影响和形象，并挖掘贸易的互补性和潜力以增加非洲国家在中非经贸往来中的获利点。
中国与非洲国家往来过程中，并未如某些西方评论中批评的那样，将与非洲国家往来的重点都投入在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相反，根据AidData的数据，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官方援助项目广泛而均匀地分布在整个非洲大陆，特别是对一些资源稀缺，又无临近港口的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援助金额和数量超过了能源大国或热点国家（如苏丹、南非和尼日利亚）。2014年10月中国为非洲埃博拉疫区提供了新一轮总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不仅是中国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单次投入金额最多的一笔援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埃博拉病毒的重灾区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并不是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的非洲国家，且其矿产资源也大多由其前宗主国的公司所掌控。此外，除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事件外，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并未有单方面形塑非洲国家的政治诉求，非洲国家可以在中、美、前宗主国或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权衡利弊后做出相应的选择。
二是从非洲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缺少话语权，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而中国高规格举办中非合作论坛，高标准接待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不仅使非洲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得到空前的提升，同时也令非洲国家得到了在以往南北关系中未曾获得的重视。此外，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大多比较单一，某一商品价格的波动和某一主要出口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非洲国家经济的影响巨大，这决定了非洲国家不可能满足于依赖单一产业或单一的双边关系，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往来的加速，为非洲在传统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外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和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成套项目的形式实施，有西方学者指出这种成套项目的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非洲的贪腐，对项目资金配置不当和后期分配不公的问题，使外资有机会被政治精英之外更多的普通民众获取收益。
三、中非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的相对成本
从相对成本上来说，中非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是很大，双方往来处于相对较为宽松的国际空间中，彼此合作的起点也并不高。在2000年后中非经贸往来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但实际上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金额为29.8亿美元，仅占中国同年对外直接投资的2%。从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开始，尽管中国对非洲投资在稳步增长，但其所占份额一直保持2%左右。而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5年非洲吸引外资总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金额仅占其全球外资总额的5%左右，且中国对非投资所占份额一直徘徊在4%—5%之间。因此，从实际数据来看，无论中国对于非洲还是非洲对于中国都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依赖度不高。也就是说双方的长期脆弱性较弱，合作与否都不会对彼此造成过大的影响。另外，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对非投资覆盖建筑业、租赁、商业服务、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多个领域，而受到外界批评较多的能源、资源类产品的进口额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大幅下降。201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原油的金额同比下降48.5%，而基础设施建设类则上升4.8%。即使中资企业投资非洲能源资源产业的高峰时期，由于交通运输成本问题，在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地开采的原油不少以当时的价格直接销往国际市场，而非运回中国本土。这样一方面非洲销往中国的能源产品价格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与中国在能源领域合作不会对非洲能源国家造成过大依赖。
中非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的对称性
从对称性上来说，一般认为中非之间的往来不对等，有利于中国一方。但这种因中非双方综合实力差别就直接推定双方往来的不对等的结论缺乏相应依据。首先，综合国力的悬殊并不意味着双方往来过程中，可以迫使对方做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中非往来近30年的历史中，中国除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新疆和西藏问题外，并无为确保自身利益迫使对方做出改变的案例。其次，在中非关系中最主要的是经贸关系，而处于经贸往来第一线的往往是中资企业，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以企业层面面对东道国政府往往是弱势的一方。由于某些非洲国家政治风险高，不时爆发的内乱和恐怖组织对中资企业的财产和人员安全造成威胁。但限于中国的海外安保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中资企业保护自身安全仍需要依靠当地的安保力量。不仅如此，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常因政党轮替和利益纷争导致一些政策朝令夕改，已经签署的合同被更改或叫停而造成巨大的损失。约瑟夫·奈在其《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提到，“最大的国家并不一定总能在争夺经济相互依存的控制权的斗争中占上风”。双方往来的对称性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更取决于一国的战略意图和愿意为之投入的资源。中国在非洲并没有控制当地的战略意图，更未投入过多的资源试图控制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而是以企业作为载体主导双方的往来，这就决定了中非之间综合国力的不对称并不等于政治的不对称，更不等于经济利益上得失的不对称。
四、结语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不同于传统南北关系中的依附关系，亦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前者无法确保边陲国家（非洲）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后者依赖性强的国家（非洲）选择不合作的成本过大，依赖性弱的一方天然对依赖强的一方产生权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往来的过程中，双方有足够的空间充分权衡各自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选择合作，也有一定数量的其他机会和合作伙伴选择不合作。鉴于各自利益和诉求，双方选择合作共赢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而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则随着各自的发展和需求而变迁。基于自身的利益一些非洲国家选择与中国加强合作（比如：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而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则选择筛选合作项目和合作方（比如：坦桑尼亚）；一些非洲国家改变了与中国合作的方式和方向（比如：安哥拉）；而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则希望复制前者与中国的合作方式（比如：南苏丹）。无论哪一种选择，在确保合作收益大和不合作成本低的前提下，都属于“利益共同体”的范畴。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研究。（项目号：16CGJ025）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