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虽部分归结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常态。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的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学者均认为，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形成经济新动能，并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
当前经济应重点关注的风险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上半年虽不乏亮点，但也承压不小，请问当前经济形势需要提醒的风险点有哪些？
黄剑辉：第一，就业压力仍在。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0%回升至5.1%，连续两个月持平之后有所上升。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就业形势大体稳定。不过要看到，今年新增就业人数累计增速已经连续6个月同比下降，新毕业大学生将达到834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压力不容忽视。
由于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还面临着去产能和结构转型问题，出口部门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这些都对稳就业构成挑战。今年中央把就业优先政策上升到同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同样的高度，稳就业作为“六稳”工作之首，下半年仍需谨慎应对。
第二，房地产市场波动。在一季度信贷天量投放和货币政策宽松的驱动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小阳春”，居民部门杠杆率回升，主要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扩大。这种现象在制造资产泡沫、酝酿金融风险的同时，会继续抬升制造业成本，削弱社会消费能力，冲击实体经济，加大贫富差距。
中央果断推出了严厉的调控政策，重申“房住不炒”定位，再提“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守住货币总闸门。监管部门也开始收紧调控，如银保监会开展约谈警示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长过快的信托公司，国家发改委要求对房企海外发债加强约束等。由于下半年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政策仍有放松动机，需提前打好政策补丁，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超预期反弹。
第三，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今年监管层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极为重视。既出台了市场化的政策，如激励相容的考核机制、降低风险溢价的一系列举措、推出科创板等，也提出了行政性的指标要求，如30%的增速要求。
但需要高度注重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不能以牺牲风险控制底线投放信贷资源。特别是如果采用过激方式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的快速累积，从而形成新的风险隐患。
张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因素，是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全球结构性矛盾的叠加作用结果，其中，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遭受的内外结构性矛盾是核心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和风险。
缓解、对冲和遏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在于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规模和替换速度这两个重要维度。
现阶段，迫切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新动能规模相对过小”和“新旧动能转换速度相对过慢”这两大现象，导致中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
因此，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的关键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诸多改革举措，特别是进入纵深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愈加聚焦于促进制造业部门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既要注重促进新动能规模的加速扩大，也要注重加快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速度，过于缓慢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并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模式的形成和稳定。
下半年需求放缓压力增大，经济增长保持韧性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请重点分析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和主要特点？
连平：受国内外需求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虽有放缓压力，但总体上将保持平稳运行，全年增速将落在目标区间。按目前态势运行，全年GDP增长可能为6.3%左右。如果中美贸易谈判顺利并在三季度取得成果，则在逆周期政策调节下，经济运行状况有望改善，全年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4%。如果中美贸易摩擦难以在短期内顺利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打打谈谈局面或陷入反反复复的谈判过程，全年经济增速则可能降为6.2%。
从需求侧分析，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将呈如下特点。
美国对我国关税升级的影响下半年可能逐步释放，前期抢出口一定程度上也透支了未来几个月的出口，加之外需疲弱，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均将压低出口增速。内需较弱，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及高基数等将制约进口增速。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中国可能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进口增长。预计全年出口增长-2%左右，进口增长-3%左右，贸易顺差收窄至2600亿美元左右。
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将趋回升但幅度可能有限，制造业投资也可能低位小幅反弹，房地产开发投资则高位微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5.5%左右，增速小幅低于上年。稳投资的关键在于稳基建。地方专项债政策放宽，但拉动基建的边际效用减弱。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幅度有限，全年可能增长5%左右。受内外需求增长放缓的影响，制造业投资预期较弱，部分制造产业可能逐步向海外转移。下半年减税降费作用将逐渐体现，贸易摩擦趋向缓和，都将促进制造业投资预期改善。伴随多年的限产和去产能政策的实施，目前上游工业行业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4%左右。土地成交增速大幅下滑与棚改“急刹车”将影响房地产投资，而项目建安施工加快成为支撑开发投资的主导因素。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仍可能保持在相对高位，全年可能增长10%左右，明显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
消费整体运行平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强。汽车类消费低迷对消费增速形成拖累，下半年汽车类消费可能有所改善。受前期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放缓的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费出现近10年来首次负增长，家具、家电类产品消费增速也有下降。居民部门杠杆水平持续上升将对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促进消费的新政策正在密集出台。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和国际消费城市，落实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将对下半年消费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推进并落实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预计2019年消费增长8.5%左右，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速的拉动作用有望超过75%。
房地产成交热点重回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总体可控。下半年房地产成交变化趋势相对平稳但结构性差异加大，成交热点重回一二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在政策边际宽松和住房信贷支持下，市场成交有望延续复苏态势，房价小幅增长，但上涨空间受政策调节限制。三四线城市所享受到的溢出红利在减弱，又面临棚改任务大规模下调带来的影响，成交量同比下降，房价从高估中合理回调。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应该不会大起大落，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
下半年通胀压力整体上有限。目前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在快速下降，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叠加生猪疫情的影响，带来阶段性CPI上涨压力。猪肉价格上涨可能带动牛羊肉、水产品等替代食品价格上升。受需求走弱影响，非食品价格运行比较平稳，核心CPI上涨动力不足。随着价格周期性因素影响减弱和疫情好转，四季度后猪肉价格上涨可能相对放缓。下半年CPI翘尾因素减弱，下拉物价抬升。CPI上涨空间有限，全年涨幅可能落在2%—2.5%。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承压，抬升PPI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较为有限。内外需求偏弱难以拉动PPI大幅上升，下半年其翘尾因素显著走弱，月平均值可能降为负值。预计PPI全年平均涨幅在0.2%左右，有的月份可能出现负增长。加大基建投资力度，针对制造业大幅减税降费，对相关工业产品价格带来拉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工业价格整体陷入通缩状态。
宏观政策应审慎积极灵活，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
中国经济时报：展望下半年经济趋势，应该加强哪些针对性措施，从而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连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从上半年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力提效。下半年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可能对积极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可以进一步放松，2.15万亿元专项债发行完之后，四季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度加大专项债限额。可以考虑扩大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除了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以外，地方基建项目也可以适用。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有步骤地盘活全国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以有效拉动总需求。全面落实2万亿元减税降费工作，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减负。
货币政策应适时适度灵活开展逆周期调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负外部性凸显和经济存在明显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保持适度边际偏松以稳增长。美国降息预期不断攀升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货币政策向松调整的压力，稳汇率不应成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制约因素。合理适度的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形成的冲击和压力。国内存准率相对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仍处于高位，依然具有下调空间。尤其是在当前银行业信用分层，流动性存在内部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定向降准的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会优于结构性工具。
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应保持谨慎。基准利率长时间未作调整可能并非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缓慢的根本性原因。就目前经济基本面来看，基准利率全面调整的政策效果可能不佳。当前利率并轨也不宜操之过急，各种可选路径的条件都还不够成熟。考虑到取消存款基准利率对市场的影响较大，贷款定价“换锚”可以先行。贷款定价并轨可尝试引导LPR与政策及市场利率挂钩等，推进并轨的同时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渠道。
由于多次降准后货币乘数已至历史高位，M1和
均在回升过程之中，稳杠杆依然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局部地区房地产价格还有上涨压力，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阶段性贬值过程，货币政策已不宜进一步大幅向松调整。下半年应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增强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功能、改善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和业务流程、合理促进非信贷社融发展以及进一步改善金融结构以支持中小微企业，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黄剑辉：首先，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信贷回归本源。6月25日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继续强调“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节”，与此同时删掉了“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的表述。这表明货币政策将根据国内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实施更为灵活精准的调控，但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向，同时稳增长在政策中的权重或有所上升。
一是央行将逐步引导流动性回归合理充裕格局。二季度末的流动性过于宽松格局并非合意状态，不可长期持续，应对突发事件冲击的应急式干预也不是常态。央行将通过资金自然回笼逐步引导资金面回归“合理充裕”水平。不过，鉴于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流动性风险仍需化解、降低中小企业实际融资利率刻不容缓以及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央行也不会明显收紧流动性。7月15日第三波降准实施，且季后首月投放TMLF已成为常态，TMLF仍有利率调整空间，央行尚有足够的空间调度货币政策工具，为各方营造合意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央行将继续加大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前银行间市场利率徘徊在低位，且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持续倒挂，但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依然较高，资金淤积在银行间市场的问题突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是重中之重。预计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将相机而动，更加灵活，通过定向降准、TMLF、SLF、再贴现、再贷款等实施定向结构性资金投放，不排除通过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影响贷款利率，同时继续支持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完善小微信贷激励考核机制，不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6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的措施。监管层将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完善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考核激励机制，降低再担保费率，多措并举持续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三是信贷投放将继续回归本源。二季度货币政策例会指出，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这强调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匹配，预计金融将进一步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需求，对民企和小微的支持将是始终贯穿的一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多国央行接连降息，美联储宽松信号加强，国内通胀压力可控，均减轻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约束。央行将继续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加大实体经济扶持力度。除了需求端调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作为重点任务，以提升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服务水平。其主要内容包括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构建符合实体需求的金融机构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增加有效金融供给，畅通金融供给渠道。
四是以“两轨并一轨”为核心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加快。存贷款基准利率尚未完全取消，利率市场化未彻底完成，是利率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当前小微企业融资利率高居不下，而去杠杆、房地产调控等需求又不允许全面降息，因此必须实质性、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这就要求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指出，充分发挥Shibor、贷款基础利率（LPR）、MLF等利率的市场化定价参考作用。据此分析，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露端倪，为“两轨并一轨”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下半年有望取得实质进展。
其次，财政政策需要实施更大规模减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一是进一步降低涉企收费。包括清理政府性基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降低一半；清理规范物流、能源等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和中小企业宽带资费，下浮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和铁路货物执行运价，减并港口收费等；进一步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收费，减免不动产登记费，降低文化事业建设费，扩大减缴专利申请费、年费等的范围，降低车库、车位等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收费标准，降低因私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照、部分商标注册及电力、车联网等占用无线电频率收费标准。以上措施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预计全年将再为企业和群众减负3000亿元以上。
二是对乱收费行为开展专项整治，确保降费政策落实到位。下一步，财政部将加强源头控制，从严新设收费项目；加强收费目录清单“一张网”动态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和问责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三是做好基层财政保障工作。积极指导地方财政部门统筹采取加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盘活存量资金资产等方式平衡预算。督促地方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严控“三公”经费预算，硬化预算约束，从严控制预算追加事项。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尽可能向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增强相关地区财政保障能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四是进一步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通过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着重解决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低效无效问题，夯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绩效主体责任，推动政府效能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