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街头抗议是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传统方式之一，也是政权调节与社会以及政权内部矛盾的经常手段。2017年年末在伊朗若干城市爆发的街头抗议，迄今已造成二十余人死亡，数百人被捕，是伊朗国家发展中公平与效率优先安排这组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又一次显化发展。当前，伊朗社会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抗议活动尚在可控范围，很难冲击维系伊朗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革命原则和反美原则。作为妥协，伊朗可能会相应收缩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但是调整空间都会非常有限。
一、伊朗的街头抗议传统
伊朗街头抗议的传统一般来说有三个源头。
第一个源头是什叶派教义的要求。伊斯兰特别强调正义、公平，并以此作为吸引、动员社会底层的主要工具。与强调顺从的逊尼派相比，什叶派更加注重积极参与现世政治，允许教士对教义按照时代要求作出新的解释，同时在形式上，教义规定教士要反映信众诉求，反过来信众要模仿教士。也因此，宗教力量历来被称为伊朗社会的两大支柱之一，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第二个源头是伊朗近代以来政治实践的进化。近代以降，伊朗中央政府积贫积弱、权威涣散，恺加王朝（1779—1921）始终无法对西方入侵作出强力反应，英俄两国互相抗衡抵消，确保伊朗不被单独侵吞。在此背景下，保守宗教势力与初兴的民族资本利用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相互竞争又合作，引领伊朗社会自下而上的独立自救运动。
1891年烟草抗议运动和1905年宪政革命都以民众街头抗议为主要表达形式。1925年掌握俄式哥萨克旅的礼萨·汗·巴列维（1876—1944，其中1925至1941年在位）与英国殖民势力妥协，接受凝聚国内各派共识的1906年宪法，建立巴列维王朝，承诺实施宪政，正式赋予街头政治以合法化地位。在1953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以及随后由英美情报部门策划的推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1882—1967）政府的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中，街头抗议作为一种政权斗争形式被发挥到了极致，鲜活的案例深刻教育了伊朗社会，为伊斯兰革命培育了群众基础。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其中1941之1979年在位）利用美苏冷战对峙，破坏宪政承诺，以白色革命名义推进独裁集权，为伊斯兰革命推翻王朝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
奠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基的伊斯兰革命是现代伊朗街头抗议传统的第三个和最大的源头。自1979年1月开始，上百万民众持续街头抗议近一年，以几乎不流血的代价打败拥有七十万正规军的国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伊斯兰革命通过攻占美国大使馆，将革命从反国王推进到反美阶段，借此摆脱了右派资产阶级及其后台美国对中央政府的控制，随后又利用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伊战争（1980—1988）迫使亲苏的左翼“人民圣战者”流亡欧洲，完成了什叶派教士阶层对新政权的完全控制。尽管如此，革命后的政权仍然继承了广泛革命联盟的多元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在右派共和民主制度设计和左翼工会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又以穷人、烈士和伊玛目（领拜人，引申为学者、领袖等）名义设立了诸多基金会，形成了平民主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追求派系平衡的政权机构设置。这种慷慨的多元包容的政权体系与革命后伊朗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结合，加上此后持续的战争和制裁环境限制，最终导致了当前伊朗治理水平较低、民众社会参与渠道受限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街头抗议不仅在伊斯兰政权时代得以保留，而且成了宣示政权民主性，确保政权机制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发动街头抗议以引导民意表达影响政策调整，理论上不仅可以预防政权与社会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和背离，而且还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并转化为政权支持基础。
二、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由来
在信徒与教士高度互联、行动一致的情况下，街头抗议的发起人既可以是教士也可以是平民。前者发动抗议一般是在被广泛认知的宗教纪念日，后者发动抗议最经常的导火索是通胀引起的普遍民生质量下降。
通胀是伊朗现代经济史上最难消解的顽症。20世纪60年代前，伊朗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掠夺造成的供给短缺。一战时，伊朗被英俄南北划线分割。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并退出一战，英俄从盟友转为敌人，伊朗北部产粮区与南方消费区交通中断，加上英军对南方的大肆征粮，造成严重饥荒，一年之内伊朗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二战中，伊朗成为英美援助苏联的大动脉，被以上三国分别占领，粮食等战略物资实施军事管制，引发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1960年代后，伊朗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单一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1960年代后期起，随着石油收入增多，巴列维为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战略性放弃低效的手工农业，一方面造成大量失业农民进城，推动城市底层阶层畸快发展，另一方面放大了国家对石油单一收入的脆弱依赖，而快速膨胀的人口和迅速提高的社会预期水平都有赖于石油收入的稳步增长，以及石油收入向各种消费品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工具的及时快速转化。
实践证明，要保持这两点都不容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巴列维乘机主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幅提价近六倍。石油危机先是带来暴增的石油美元，但是迅速放大的石油出口和物资进口很快遭遇落后码头的交通瓶颈。最忙碌的时候，码头装卸调度要排队半年以上，很多消费品在码头还没等到卸货就坏掉了。更糟的是，石油危机触发了西方经济危机，工业国的石油消费需求被抑制。此前沙特率先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元结算的要求，将石油出口换来的美元以投资形式储备海外以支持美元霸权，来换取美国对沙特在OPEC主导地位的支持。后路被抄之后，巴列维被迫于1975年加入美元结算体系，结果令伊朗成为美国物资的倾销地。
为避免对国内民族工业形成太大冲击，巴列维大幅增加从美国采购军火，试图借此增强对整个波斯湾能源出口的控制，重夺石油定价权。但扩充军备导致了两伊之间争霸升级，刺激需求端持续扩张。随着美国军事装备进入伊朗的，是大批享受治外法权的美国教官和美国的消费方式。一战、二战时在伊朗发生过的悲剧又上演了一遍，只是这次规模小一点。但是相比以前的军管区隔离，现在教官和底层贫民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巨大的贫富差距被清晰认知。
这种认知促进了社会预期的无限膨胀，并进一步放大了供给端的缺口。根据1974年油价大涨时巴列维制定的国家发展计划，民众的预期是国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五强国，而人民都会很有钱，普遍享受美国式的消费水平。需求的乐观预期持续上升遭遇实际供给的不断萎缩，或者通俗一点讲，普遍的高预期与现实的“四高一低”（高通胀、高汇率、高赤字、高失业和低增长）并存，这种状况后来被称为导致社会革命的J 形曲线。
单单J 形曲线并不足以致命，不幸的是，巴列维争强好胜，不愿向国民开诚布公国家困难，相反讳疾忌医，一边发动转移矛盾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限制新闻舆论和政党民主，一边仍加紧扩建采掘、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试图继续维持虚幻而危险的社会高预期。
1978年，强调“人权”概念的卡特成为美国总统，整个西方阵营的游戏规则被重置。卡特对伊朗人权状况的批评，鼓舞更多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加入宗教领袖霍梅尼（1902—1989）等人最初组织的纪念宗教死难人士的反政府抗议。两种由不同人群发起的街头抗议实现合流，巴列维再也没有时间去完成港口建设了。
三、革命之后：两伊战争及其后遗症
伊斯兰革命并没能改变J 形曲线的趋势，相反，革命轻易取胜，刷新并升级了革命领导层的乐观预期，而革命后大赏天下形成的平民主义分配格局则更加大了推动发展的现实困难。巴列维是以治病的名义黯然出国的，临行前安排了留守政府，预备等局势好转后由其儿子接手政权。也因此，巴列维并没有搬空国库，国王宫殿也一仍如旧。接收国王资产的革命者大失所望，据称被国王贪腐的国家财富数量远不及民间想象。但是革命者仍然有理由乐观，国王1973年提价带来国家财富剧增的故事大家仍记忆犹新。他们认为长期石油购销合同是国王签署的卖国协议，他们要与西方按现货价格重新协商交易条件。
革命伊朗的这一要求使西方工业国大惊失色，并对此采取集体抵制。为反制西方的抵制，保障革命政权的政策自主性，革命者把从国王军火库中查获的美式先进军机和武器的图纸送给苏联。迷信“伊朗这个苹果成熟了一定会掉在自家院子里”的苏联大受鼓舞，命令左翼“人民圣战者”支持革命政权，另外也加速了进攻阿富汗的决策，恶化了伊朗的地缘安全。重议交易条件的设想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革命者另生一计，希望效仿巴列维国王称霸波斯湾，通过控制地区能源输出路线实现曲线救国的目的。激进教士开始向海湾邻国喊话，要求对岸民众模仿伊朗社会革命推翻本国政权，共建一体化的乌玛（伊斯兰社群）。与此同时，担心国王复辟，也为了弥合供需缺口，教士阶层以推进伊斯兰化的名义，实施了对旧政权机构包括正规军的大清洗。
就任不久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1937—2006）此前在与巴列维的争霸中很吃了一些闷亏，看到革命伊朗自废武功，有心借机报复。伊朗的教士阶层迷信社会革命战无不胜，一门心思想煽动对方民众造反。双方冲突愈演愈烈，很快升级为两伊战争。
战争倒真的推动油价暴涨，但是伊朗受限于规模较小而且不稳定的原油现货交易模式而受益不多。而且由于革命伊朗存在反西方和威胁能源输出安全的倾向，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与此同时，伊拉克却可以从苏联和美国阵营获得源源不断的武器补给。因此，伊朗在两伊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被动。战争开始后，沙特等海湾国家即于1981年5月组建集体安全机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先是单方面扩大石油出口，压低油价以加大伊朗补给困难，后又邀请美国加入波斯湾油轮护航，彻底断绝了伊朗想要获胜继而建立伊朗主导下的地区秩序的念头。
两伊战争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革命后形成的分配格局。
第一，穷人规模扩大。战争中伊朗伤亡超过100万人，新产生无家可归者160万人，直接损失5000亿美元，国民经济倒退到1960年代初水平。换言之，与国家既定分配格局休戚与共的烈属和穷人即保守派阵营规模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国家经济规模急剧萎缩。
第二，革命卫队地位上升。战争中，原先作为正规军补充的革命卫队因为不对称战术的实施最大限度弥补了与伊拉克的军力差距，因而获得更多资源倾斜，规模也急剧膨胀，在政权序列中地位迅速提升。战争后，革命卫队成为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与正规军并列的权力机构。1999年，保守派对时任改革派总统哈塔米（1943—，其中1997年至2005年担任总统）倡导的文化改革运动发起了反击，革命卫队的选择是支持1989年起掌权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939—），从此成为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几乎可与整个民选政府分庭抗礼的强力权力部门。由于革命卫队地位上升和广泛的权力角色发挥，保守阵营获得了国家优先补助的机制性保障，穷人即使遭遇通胀也不必再首先诉诸街头抗议以求诉求被听取。
第三，制裁环境下的计划经济。与伊朗在革命中形成的反美原则类似，美国方面因“使馆人质绑架门”和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的“伊朗门”丑闻，而形成了反伊朗的政治正确。战争中，萨达姆得到不同阵营的支持，被扶植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怪兽。为消化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90年8月，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结果导致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和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建立。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实施同时遏制两伊的地区政策。为打破遏制，伊朗强化计划分配的同时，实施本地替代政策，同时以核计划和支持地区激进派的方式来转移矛盾，将本国安全与地区稳定以及能源输出安全绑定。
四、保守派与改革派分野背景下的街头抗议
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后，依照在分配格局中地位不同，伊朗国内分化出保守派和改革派两个主要阵营。原先最具革命性的穷人成为保守派的拥趸，也是维护既定分配格局的中坚。革命和战争后新成长起来、没有被纳入优先分配体系的青年人群则要求修正现状，更多参与社会和政权。青年和妇女构成改革派的主要推动力量。穷人和青年及妇女是两个阵营中坚持街头抗议表达形式的代表人群。
在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拉夫桑贾尼（1934—2017；其中1989至1997年担任总统）和哈塔米先后试图引进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自由化改革，因为引起保守势力的广泛抗议和强力干涉而作罢。其中，穷人抗议是保守派的主要斗争形式。2010年，内贾德总统取消汽油补贴也曾引起穷人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改革派因为人数占优和挑战既定格局，往往被外界冠以革命者的称号。2009年改革派主导的抗议内贾德连任总统的“绿色革命”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伊斯兰革命。2013年鲁哈尼（1948—）当选总统，一定程度上是政权向“绿色革命”抗议者妥协的结果。伊核协议以及协议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预期将改革派阵营吸引到政府一边，由政权挑战者转化为政权支持力量。
之所以两个阵营即使在被纳入政权之后仍屡屡诉诸街头政治，其原因在于他们都想借此激活什叶派关于教士与信徒相互关照的教义要求，争取最高领袖对他们主张的同情和支持。
伊朗近期发生的街头抗议集中反映了该国社会特别是改革阵营对伊核协议预期落空后的受挫感和迷惘感。伊朗政权以伊斯兰革命中反国王联盟主体为执政基础，因而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但是也因此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平民主义分配政策和叠床架屋的政权机构设置，片面强调社会公平和派系平衡，却损害了经济效率和决策统一性，使得对内改革和对外引资都困难重重。
伊朗需要改革，但是存量改革阻力过大，所以预期能带来巨大增量改革空间的伊核协议被伊朗上下寄予厚望。伊朗期待重建与欧洲消费国的能源贸易，希望吸引欧洲对伊朗汽车、旅游、能源产业的直接投资，以促进伊朗经济多元化发展，开发本地消费市场，消化庞大的就业人口。但核协议达成两年多以来，伊朗并没有等来备受期待的欧洲投资，相反，地区局势发展显著增加了伊朗的国际负担。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伊关系趋于紧张，美国要求重修与伊朗的核协议，进一步扼杀了伊朗社会对核协议机遇红利的想象空间。希望落空带来的受挫感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缺失的迷惘是普遍的。政权内部的相互攻击是这种社会受挫感的反映和放大。欧洲产能转移和直接投资都不及预期，鲁哈尼政府曾经试图发起反腐运动和政府机构改革，以削弱保守势力对国民经济的掌控，遭到顽固抵制。2017年11月，两伊边境地区发生地震，伊朗一侧房屋倒塌较为严重，鲁哈尼借此加强了对内贾德的腐败指控。此次街头抗议首先在保守派传统据点马什哈德爆发，被认为是保守派对鲁哈尼实施反击的证据。鲁哈尼支持者加入反抗议后，街头运动规模迅速扩大。
尽管造成了人员伤亡，街头抗议仍在政府掌控范围，不会冲击伊朗政权的基本原则。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斗争客观上巩固了最高领袖在权力序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革命卫队是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者，伊斯兰革命原则最忠实的执行者。伊斯兰政权通过农村的民兵组织“巴斯基”和城市的真主党以及清真寺网络，依然对整个社会保持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参加此次街头抗议的穷人本来是最具革命性的群体，经由公平优先的分配制度和广泛的政府补贴被纳入保守势力阵营。泛改革派阵营的城市青年和妇女群体，仍然对政府抱以支持和期待，希望通过鲁哈尼政府的改革努力，改善伊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条件。
总的来说，参与抗议的主体人群都是现政权的支持者，只是在具体支持的政策上有所差别。最关键的是，伊朗的社会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显著恶化，相反，核协议达成后伊朗经济持续增长，只是增速不及预期罢了。街头抗议只是民众参与政治、反映民心、要求政府相应调整政策的渠道，而不再是颠覆政权的革命工具。民众的诉求集中在改善本国民生上面，反体制、反神权的口号被证实多半是谣传。美国和部分地区国家对抗议的赞美，以及库尔德分离势力加入抗议，只会促进政权内部的团结，而不会达到扩大政权与社会分化的目的。鲁哈尼对美国的声明也表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政权内部的确存在派别分歧，但是谁都不敢轻易触碰反美这条政治正确的底线。
五、未来：期待增量改革破局
此前，伊斯兰政权已经在社会政策方面作出了些微妥协，未来可能也会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收缩，但是让步空间会非常小。只有增量改革动力才能弥合伊朗社会，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了伊朗突破当前僵局的必由之路。
革命卫队近些年的地区扩张政策，大幅提升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只是还有待转化为更多更实在的民生利益。得益于这样的影响力，在2016年沙特和俄罗斯主导的石油减产协议中，伊朗是唯一产量配额不降反升的国家。目前，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局势，与俄罗斯、卡塔尔和土耳其合作共建经由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东西向天然气管道，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力量。此外，伊朗在也门和阿富汗的国家和解以及稳定黎巴嫩政局、促进巴以和平等事务上也掌握相当的影响力。
伊朗试图通过构建本国对地区事务的全面渗透，增强反遏制能力，巩固伊核协议成果。由于阿拉伯国家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现出集体缄默，伊朗在巴以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与沙特等国继续顶牛、主动激化局势的可能性会比较小。相反，随着石油价格中线企稳并略微抬头，伊朗、沙特等国的国内矛盾也会很大程度趋于缓解。美伊关系暂时仍然看不到改善希望，欧洲短期内快速重返伊朗的可能性也比较小。鲁哈尼政府已经将增量改革的希望放在资金要求低、就业拉动大的高科技领域，德黑兰智能城市建设是其新近推出的一个尝试项目。
鲁哈尼和革命卫队都从属于现政权，分别代表按照政权利益所需要呈现出来的不同形象。尽管如此，由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迈且健康状况不佳，最近的抗议运动被外界解读出不同派系竞争最高权力继承权的意味。革命卫队代表的保守势力与最高领袖结盟更久，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资源，理应获得政权内部更多青睐。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鲁哈尼所代表的改革力量拥有的社会支持人群却占有数量优势，这也反映在最近两次总统大选的投票情况中。按照什叶派教义，最高领袖要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与最大多数人的呼声保持一致。但是从保持派系平衡的角度来说，最高领袖不会支持政权向抗议运动作出较大幅度的妥协。
未来，哪一派能够率先利用手中的资源促进增量改革，为民众带来民生实质提高，哪一派就能在未来伊朗国家最高权力安排竞争中掌握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