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一首由蒋开儒作词、印青作曲、张也演唱的名为《走进新时代》的歌曲曾红遍祖国南北，20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终于郑重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年弹指一挥间，从十五大到十九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时代，也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就像这首豪迈的歌曲所传唱的一样“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新时代需要新战略。十九大报告第四部分在谈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特别提出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6大战略并列。“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是我们当前“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举措，更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由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施的是“城乡分治”政策，使得“城市”和“乡村”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型，而且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甚至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它们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物质构成、文化类型、职能作用等诸多方面都相互区别，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城市生活几乎成了千百万农民“想象的异邦”和终生追求的梦想。1978年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关系变动的开始，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城乡关系的议题也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党政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和焦点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我们在对待乡村发展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的，所谓的“城乡关系统筹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城市的角度来统筹乡村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提出“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等这种带有明显城市中心主义取向的战略口号。比如，在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步骤上，首先是实行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其次是实现地域转移和身份变换，即离土又离乡，将农民从乡村引向城市，有些地方还改变了农民的户籍身份，将分散居住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因此，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基本表现出了管控乡村、偏向城市以及城市引领乡村的发展过程，社会形态也呈现出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乡村居民的个体选择也是一个从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它是站在乡村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对待；其次它没有把“农村城市化”而是把“农村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报告中提出了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再次它把乡村振兴置于整个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之中，更加强调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报告在阐述这一战略时，不仅提到了农村基本经营、土地、产权等制度的改革，也充分阐述了农业产业发展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相关重要问题。显然，“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而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
笔者认为，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在人，关键在乡镇治理体制创新和乡村发展机制引导，重点在发展乡村经济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上。同时要将乡村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结合起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断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但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要避免过度的外部输入效应，尤其要避免按照城市发展的方式来改造和振兴乡村。乡村振兴的立足点在乡村自身，中国的乡村有自己独特性的一面，要在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积极调动农村居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实现乡村的经济发展、政治认同、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以保持广大乡村的乡土特色、留得住“乡愁”，形成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