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17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清华政治经济学高端论坛上作题为《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主旨报告，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负责人蔡继明教授主持和点评。
田国强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大的客观现实，是宪法确立的，也是最大公约数。进而，他给出了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为标准，将凡从中国国情现实出发，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论证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问题的，都纳入该学科学术体系。
田国强认为，在他的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来源，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田国强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一个契机，可以将这两大原本同源的理论学说体系重新熔于一炉，并从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经济学在中国新的更大的发展和创新。
以下按序刊出主持语（节选）、主旨报告（实录，略有删节），以飨读者!
主持人蔡继明教授：
……
我们这次论坛是在改革开放近40周年（昨天是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9周年，到明年就是40周年了；我们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到明年也正好是1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2016年我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立项过程是这样的：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两年连续三次提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是讲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第三次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三次讲话没多久，学术界就相继有4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世，似乎都是作为一门系统的理论或科学出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一切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如恩格斯当年所断言的尚未出现。那么从一个狭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一下子就过渡到另一个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中间必须经过的很多环节目前还都在探索中。所以我当时建议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一个项目，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请各位注意，是“探索”而不是什么什么“学”。
田国强教授主题演讲：
对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我是受继明教授邀请来参加这个会，使得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这次发言，我专门跟他通了次电话，我说你的论坛主题到底是什么，他说要为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做准备。既然这样，我就围绕论坛的主题，讲一讲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看法，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让它更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前瞻性、时代性、思想性和现实性。
事实上，即使在海外许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只要是研究制度、体制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按照国外的学科的划分，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多年，包括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诸如钱颖一教授、许成钢教授，他们研究转型问题，我想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今天上午钱教授有事不能到场，但在午餐时见到他，我会和他探讨这个看法。刚才继明也谈到了我领导的两个院，之所以主持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是我在上海财大搞改革有一个办学方针，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家急需、服务社会。说到中国特色，因为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须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其中一个约束条件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禀赋等等，包括国情。
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我感觉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将其对立起来，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动不动被认为是西化或给你上纲上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而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是说不通的。刚才继明也谈到了，习主席几次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谈了他的许多看法。的确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学科，不仅政治经济学，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都不高，学术的原创性还不强，无论是在学术性、严谨性、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和实效性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离这六性还有很大差距。既然今天是内部学术报告，是学术探讨，要说就谈出我自己的真实看法，观点有点鲜明。对待任何一个学科，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足意识、危机意识才可能进一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我想正式讨论之前，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本质内涵给出我的结论和看法，后面会详细论述。我想在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包容性的概念。在我看来，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我后面会谈到，比如说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采用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比如说科斯定理就没有任何数学符号，但是你不能说没有逻辑性），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即使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理论，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
因此，对学术讨论和研究，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攻击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就像刚才继明介绍的，还没有开始研究，就有人说蔡继明老师是反马克思的，一个大帽子就把你压死了，那还谈什么学术研究，这不利于学科发展，也不利于改革创新，这样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你对我错，然后大家都选用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或著作中不同场景下的某段话来攻击对方。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和中国国情，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学科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必须从中国现有的国情出发，包括党的领导，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就是国情和中国特色，来研究上层建筑包括国家体制、制度这些改革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制度，改革、体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都应属于这个范畴，从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形成一种学术的凝聚力和改革的共识。比如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凡是在国内外关于中国体制改革及发展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这样我们就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同时又把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包括进来了。
接下来，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创新这四个方面展开我的论述。我再次申明我这些想法还不非常成熟，是为了完成继明教授交给我的这么一个任务，谈谈我的所思所想，以期和大家形成一种共识。
1.政治经济学的流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关系
先谈第一点，也就是谈政治经济学的流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关系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自然经济的范畴。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涌现了像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布阿吉尔贝尔等一系列彪炳经济学说史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考虑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
通俗地说，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然后扩展到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最后从管理财富到创造财富，这就牵涉到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谈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它们都是现代经济学，也都要研究制度问题，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我认为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兼容和相容的，只是考虑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当代的现代经济学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种，把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只学到新古典为止），然后将新古典经济学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这就很有些上纲上线了，然后将新自由主义等同于华盛顿共识，再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休克疗法，这样一来，给你上纲上线到了一个极大的高度。我所了解和认识的经济学家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人，我认为即使张维迎教授也没有持这样的观点，否则他跟华生还有必要争什么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所有权呢？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所有的学生，包括新进的博士生都要上马克思《资本论》，并且政治经济学博士生要上3个学期，西方经济学上至少一个学期《资本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会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运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固有的客观规律。我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学术一定不能走极端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我认为，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到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两大客观现实，都是客观普遍存在的，否则的话中国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它们都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雷锋，什么样的制度，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是什么其他经济制度都能做好，都有自觉性，从而就不需要什么党纪国法这样的约束。现实是如此吗？其实，个体自利性在任何层面上都是成立的，比如我们在研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作为中国人，就不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如果考虑清华和上财的关系，我肯定是在上财的立场上，而不是清华的立场上，这个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你敢把企业的机密泄露出去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事实上，这不只是假设，更是最大客观现实，所以这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再一个最大客观现实就是信息不对称，比如你说了一番话，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我现在有一个观察，凡是想搞改革的领导，由于改革会得罪部分人，因而改革者都需要洁身自好，否则肯定很快就会完蛋，就被举报了。如果蔡继明老师稍微有一点不洁身自好，他们就不光指责你反马克思主义了！那些自身操守不好的又不想去做事的，多半是假大空的，唱高调的，显得自己特别左，特别紧跟形势的，从不少下台的贪官可看出这点。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两个最基本的约束条件，思想不解放，一味地假大空，还有什么改革开放呢？
我们现在怎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新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不是全部，能不能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方面给出一定的指导？学术一定不能走极端，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走极端的观点我都会与之辩论，近些年为此和不少知名学者发生了争论或论战。我就是不喜欢走极端，因为我是做理论的，知道任何一个理论或制度安排都有边界条件和适应范围；同时我也是做实际工作的，要想将一件事情办成，比如让我主持的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得到显著发展，更不能走极端，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人处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及治理“五位一体”的互动互补的动态辩证关系。
激励机制设计就是典型的辩证法
现代经济学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及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典型的辩证法，强调的是辩证对立统一，为了我本身好，我必须让你先好，这就是激励相容的基本思想。激励机制就是一种辩证法，欲得之先予之，也是老子的思想。怎么激励对方说真话？现在假大空，放空话，空对空，文件空转。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本来你想要得到好处，但你必须先让对方得到好处。当然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就不见得要激励机制了，甚至靠命令就可解决问题，必须听命，否则给你一个很大惩罚，比如你不做就把你毙掉。在经济行为主体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举动。适当的制度可以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许多学生不太愿意学？为此，我作了许多思考，在上财经济学院也采取了很多办法，包括给倾斜政策，同时上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上现代经济学，学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也要上政治经济学，包括初级、中级、高级。
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就没有生命力
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一个学科需要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满不满足这几条？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就没有生命力。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有人批评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这不是我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说的。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超越了仅靠经济学直觉来产生思想的阶段，从经济学直觉到数理模型方法的严谨化、科学化提升，再到严格理论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阶段同样可以产生深刻思想。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近些年来在程恩富、马艳等教授的带领下，在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体系化、标准化方面着力，否则就不能有大作用，不是说没有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谈改革开放，他就说你搞什么休克疗法。
现谈第二点，我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我觉得应该有个最大公约数，以此更加包容，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改革开放，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如果加上太多东西，马上引起争议。我这里给出一个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命题，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马上乱，我不是说永远，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应该是如此。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事实，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前提下，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首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邓小平理论给出了一个底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王岐山在2016年的《人民日报》上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很多人把国企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马上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比如说，对这种说法，许多人肯定不赞成，我的基本观点不是不要国有企业，但是太大了，太多了不好。
如果提倡政府要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当然就要对具体管的事情负直接责任，从而就没有了隔离带和防火墙，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为这样一来，凡是出了事情，就会认为是你政府造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我给的定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加了两条，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当然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同意我这个定义。不管怎样，党的领导是最大的客观现实，也是宪法确立的，是最大公约数。如果反对这一点，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定义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我希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子学科能大发展，并且是和经济学中的其它子学科共同发展，包容性的发展。
我们就可以把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作为判断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标准。从我上面给出的定义和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凡是那些考虑中国国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禀赋、党的领导等）运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起到促进民富国强、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作用的经济学，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子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蔡继明老师的这个重大课题当然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么可能会是反马克思呢？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不互相攻击，学术研究才能够宽容，才能包容，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否则的话一定都搞死掉了。我们要有历史责任感，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一定要有个最大公约数，要有范式。我之所以在其中加了一个“新”字，主要是强调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论。我也不是强迫所有的人都要用规范化方法论，你也可以不用这一套，你承认那两条就行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有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内外许多学者用现代经济学严谨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以及制度转型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说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写了一本有关财政的书，他就有一套规范的分析框架，一套语言和关键词，比如信息、激励、外部性，来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我觉得都在用一些实证的量化分析方法，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或是历史视野的比较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国问题。
好的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现实性、时代性和思想性
当然，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篇文章都有好和差的区别。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有标准，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学有很大的正负外部性，你的政策建议一旦用到国家层面，那就有可能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比如说计划经济。为什么我要谈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现实性、时代性和思想性这六性要求呢？原因就是我觉得政治经济学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和学科，就必须在这六性方面下大功夫，在问题导向和学术知识方面取得良好的平衡。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现在不少问题导向的研究，事实上真的缺乏学术性、专业性、思想性，甚至没有内在逻辑性。没有逻辑，领导也不会听。写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人很棒，是以改革的必要性作为参照点的，它的基调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前些天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为什么邀请我和周其仁、张军以及王战、王新奎、周振华等去做辅导报告？因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你光是一味地口对口、空对空地，甚至是上纲上线，大多领导是不愿意听你讲这些的，更需要的是讲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现谈第三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和作用。和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也需提供基准理论。谁都知道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但不能否定其导向、取向及给出基准的极其重要作用。孔子和孙子都说了，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必败。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然后才去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比如说，到底是让市场还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就需要有基准点或理论来指明方向。任何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必须要有基准点或参照系的。当然，基准点和参照系是多样的，价值观念不同，目标不同，基准点或有参照系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经常有学生将六十分作为基准点，喊出了六十分万岁口号，但我往往告诉我的学生们，想六十分万岁，其结果往往是不万岁，因为我出什么题目是你们学生来说是不了解的，它是一个随机变量，如你只是想追求六十分，其结果往往是不及格。如果理想目标是追求满分，尽管不太可能或现实，但由于追求满分这个基准点，得高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比如得个90分就是A了，相当不错了。通过基准点或参照系，我们可以逼近再逼近，尽管没有最好。这就是所谓的，向最好的学和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
不能把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这个问题还搞不清，那如何能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所以，绝对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和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建设时期中，也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提法是把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并且还首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民营企业。我在某个群里就碰到某个教授给我上纲上线，我一说市场化、非国有经济或民营经济，他就说我要搞私有化。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中央文件和宪法的确认。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经济才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多人不懂这个基准理论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物理学中的那些基准理论，如自由落体运动，匀速运动，怎么知道摩擦力的大小，从而怎么可能把一个房子建得稳，建得正，怎么能知道要克服有多大的现实摩擦力，然后解决飞机、卫星腾空和回落的问题呢？没有基准理论是不可能发展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物理学的。经济学所遵循的是和物理学完全一样的逻辑。所以，做任何事都有方向感，格局，目标，根本性的一些东西。
当代一般均衡理论就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我们能不能推出类似的政治经济学定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有参考价值？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脱离中国国情去研究中国改革问题，更不认为改革是能一步到位的。
改革就是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好的市场体系和秩序，依法治国就是起维护、服务作用的
当然，学术讨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因而既要有指导性意义，同时要考虑到风险，说到这里，争论马上就出来了，到底是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近年来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为政府和有为的政府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从字面上给人的印象就是政府要事事有为，而有为的政府在需要政府有为的地方不能无为。这就像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毛泽东的思想是他个人的，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提的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而你一谈有限政府，他们就以为你谈的是哈耶克的守夜人角色。其实即使美国也没达到这个守夜人角色，只是往那方面逼近。比如，改革就是为了建立和维护有一个好的市场体系和秩序，依法治国就是起维护、服务和促进作用的。所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有限政府的定义要比哈耶克规定的大得多。我今天下午在北大国发院的一个内部讨论会跟林毅夫教授会谈这个问题。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都会涉及到方向和是非问题。当然了，目标的实现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直接套用到现实当中去，所以就有了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包括张维迎教授和华生教授提出的双轨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需要发展源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基本假设的放松，提出相对实用的第二类经济理论，因为你必须要解释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提供大量的这两类理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是一个相当包容和开放的，是动态发展的学科。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再加上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也可以视作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才可能抢占国际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你如果用一套别人都不懂的语言去讲解中国故事，能让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吗？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说自己体系是一套独树一帜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应该越来越强大。现代经济学包括了奥地利学派、行为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等，在海外讨论的时候很少发生基本的方式和方法的争论，争论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因为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在这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马克思理论也在发展当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场我们要坚守，但是现实是发展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按照我的理解，在现代化、国际化导向下，你可以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推动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方面创新和继承。继明教授的东西我都看了，挺欣赏的。你可以大张旗鼓地把你的新的产权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融入进去，你这学科才能发展。马克思理论也在发展当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场我们要坚守，但是现实是发展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我们不少搞政治经济学的人就是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
去年我们学院申报中宣部的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可是还是最终没有拿到。尽管这十多年我们上财经济学院在我的主持下，政治经济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做了许多特别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科发展的事情，比如是中国高校经济学院十多年唯一坚持给所有博士生上《资本论》的学院，七八年前就专门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在录取学生和政治经济学系的学术活动方面给予倾斜政策，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某些评委认为上财经济学院和我尽管实际做得好，但认为我是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从而被认为思想上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通过规范化、严谨化，善于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来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
我们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而是要进一步开放，在世界上抢占话语权，变成世界的领导者，而不是被领导者，成为制度话语权方面的规则的制定者。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用一套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语言和外界沟通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国际化，我也收到了当编委的邀请，南京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我认为和前任书记洪银兴教授在学术方面的包容性分不开的。
最后，我要谈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和创新，就是要将中国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实践，提升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中赋予中国元素。
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是内在逻辑性，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和规范性，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为此，无论是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和具体举措建议，还是在打造学院的工作过程中，我主张的改革方式是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在解决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到风险、风控、稳定，作为约束条件，才有可能给出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
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脱离现实，就一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思想解放，那它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世界性问题。美国的经济学杂志，越来越多在发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章。头一天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我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同台发言，他讲到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他实际上想告诉我们，中国的廉价房不应弄得太多，认为这不利于城市发展或全国经济发展，及人口的流动，他实际上是主张政府少管。当然，我没有说他一定就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解决贫富差距的公共政策问题，但是从经济效益来讲，即使有这方面的考虑，也要适度，不要做得太多，社会福利搞太多也麻烦，欧洲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快搞不下去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也玩不了多少年，现在民主党拼命地给老百姓好处，共和党则拼命减轻富人税赋，结果让美国政府赤字不断快速上升。
二是通过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现在许多中国问题的研究包括制度转型的研究都是短期的应对。
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上个世纪就成为了主流，我看中国的经济学按照现在的搞法无法变成主流。很少人能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不管怎样你要让外界了解，你就得在这上面去弄一弄，否则你怎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国际化和共性化呢？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共性的研究和创新是没有国界的，具有一般性，比如说消费者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厂商理论等等，包括一些方法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等，各个国家都可以用，因为它首先考虑的就是那两个基本约束的条件，你要追求你的利益，还希望最大化，同时规则制定者或委托人又不了解你经济活动的私人信息，那怎么去诱导这个信息？说真话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好的制度。
三是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述，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充中国篇章。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就是强调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应有的三个维度：历史、量化和理论，后来我才知道熊彼特也持这种观点，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和量化分析，还要有历史视野，要有古今中外纵横向的比较。美国现在的经济系犯了一个大错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课基本上不上，你美国经济系不做的事我田国强就在中国做，我们上财经济学院就设了专门的经济史学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都是必修课。现在国内谈国外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只到凯恩斯，凯恩斯之后现代经济学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没有人去梳理。我现在让我的一个博士作了这方面的工作，专门研究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的经济思想，我希望更多人来做。我觉得中国的国学智慧很多思想跟现代经济学非常接近，既然我们要讲中国的传承，中国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政治经济学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做些发展呢？这是我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最后补充两点作为结束语：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学科和学术体系，不能按照现在的搞法。
我反正把这话甩在这里，不管得罪多少人我还是这么说，必须在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前瞻性、现实性和思想性上方面要大大提升，要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够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要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合，取长补短，相互依存。中国国学智慧就是明道的，要明道，取势，优术，抓时，这个时机也是很重要，有些问题现在才改革已经很难改了，原因就是你错过了改革时机，如房产税、遗产税20前就制定法规就容易多了。我觉得要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长治久安，实现民族复兴梦，不能盲目制造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立。在抗战的时候还建立过统一战线，按现在一些人的搞法是不行的，动不动上纲上线，认为自己才是政治正确，别人不是。
第二，任何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或理论。中国的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强大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也有一种紧迫感。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