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各种呼声从未间断。近期，以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唐世平的国际政治进化理论为代表的学术探索，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突出成就。与上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诸多路径不同的是，尚会鹏等人的“心理文化学”路径持文化差异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基于中西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文化结构，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
一、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创新
心理文化学是美籍华人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教授创立的一种全新文化学说，其根本的逻辑分析起点在于对各种“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心理文化比较。这种学说不同于政治心理学，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学对于国际关系中各种政治心理与决策的描述和解释力较强，较少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讨论，仅有少数例外是社会心理学的引入，比如冷战结束以来运用社会认同理论讨论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而心理文化学由于其基本着眼点在于解析不同文明社会的文化差异，包括不同文明社会基本人际状态的差异，跟费孝通关于中西社会结构差异的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处。
运用心理文化学来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其基本的逻辑前提在于，国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人际关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放大。所以，不同的人际关系状态也会体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以及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比如，中国与美国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和国际秩序观念。具体来说，可以从对外政策和行为以及国际秩序观等层面分析不同文明社会中的国际关系理念差异。
其一，从对外关系政策和行为来看，美国的基本人际状态是极致个人模式。这种极致个人模式的特点是强调独立和自由，个人趋于摆脱外界束缚，但是，这样就导致了处于该模式之下的个人和国家相对缺乏安全感。同时，极致个人的自我认知模式是对于自己的极度自信、甚至自恋，倾向于把自我感受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现实表现为美国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以及自我中心倾向，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史上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矛盾的文化根源。由于极致个人模式过于强调自立和自由，人际关系状态十分注重利益，而忽视了情感的交换关系。这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利益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基本起点，进而强大的物质实力成为极度不安全感的一种补充。因此美国十分注重实力的建设和运用，倾向于将外部世界看作是竞争性的，从美国对俄罗斯、中国等相关大国的外交定位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其二，从国家形式来看，中国古代的国家形式是“服国”。中国是一种伦人社会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即这是一种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形式，人们以关系远近决定亲疏程度、情感程度等。（相对于西方“个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尚会鹏等学者提议用“伦人”来概括传统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编者注）中国古代的“国”是伦人基本人际状态在更大层面的一轮关系，因而“人”、“家”和“国”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楚。继而，“国”与“家”具有伦理同构的特点，即“国”与“家”的特点类似，二者的伦理也是一脉相承。在古代社会，民众对统治者的冷漠以及统治者对民众生活的低度干预同时存在，于是，统治方式为“不同场合存在不同真理”，因而具有极大包容性。
其三，从基本的社会秩序出发，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国际秩序观或世界秩序观。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是基于“单位平等原理”，而中国的伦人模式强调差序格局，即“不仅差序有别，而且差序有爱”。具体来说，伦人人际关系状态中不同的角色决定了不同的交往原则和情感程度，包括内与外、远与近、亲与疏、生与熟、长与幼等圈子，不同的行为基于不同角色，承担不同义务。所以，在天下体制中存在三种国际秩序文化：一是“亲人文化”，基于亲情法则、相互依赖和帮助；二是“熟人文化”，基于人情法则，强调“面子”、“义气”和“名分”，这些是国家行为的缘由，而非西方理性国家的利益；三是“生人文化”，基于公平法则，是中国人与陌生人相处和打交道时的基本状态。
综上，我们看到，从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可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一种文化角度的重构，在此分析维度之下，中西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秩序观念。
二、关于文化差异的讨论
基于上述两种基本的人际状态差异，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文化基础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其一，文化差异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依据笔者的观察，心理文化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许烺光主要从不可度量的文化人格走向基本人际状态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分析，但是，心理文化学对于文化差异的看法还是与国民性研究大体一致，即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上，尚会鹏教授也仔细梳理了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文明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模式。依笔者看来，许烺光先生的“大规模文明”比较学说属于心理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就是，以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为出发点，其研究对象是不可观察的抽象概念“文化”，但更多是通过能够具体观察的人类行为所展示的社会关系以及更为微观的心理结构的研究，完成“社会”或“文化”的研究。由此看来，心理文化学从根源上就是研究差异的。更为宽泛而言，文化差异的观点得到了文化心理学的广泛支持，即在思维模式、心理习惯以及认知机制等方面，东西方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心理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些差异的存在对国际政治和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比如中国和美国决策者的关注焦点和认知存在文化差异，美国人更看重细节和过程，而中国人更偏向于宏观上的事件性质判定以及关系判定。
当然，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对文化差异的性质问题存在分歧。比如，相对于文化本质差异的观点，有不少研究认为，现有的文化学研究更多地夸大了文化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将不同的文化对立起来，更多寻找各自文化所特有的属性。但是，文化差异更多的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性质的差异。比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面子和印象管理”的研究表明，面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通行工具。通过对各种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学作品的考察，他发现面子是人际互动中，人们进行印象管理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面子的敏感性以及内容等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中存在差异。这种代表性研究认为，文化差异只是人类的一些根本性的人性因素，在组合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体验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基于此，我们看到，对于文化差异的判定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因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对于文化差异的假定需要重新思考理论创新背后的文化差异到底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
其二，文化差异还是古今差异。如果我们将不同的文明社会放入一种现代性的考察之中，那么将发现，在文明的进程之中，即在各种文明社会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阶段和时期不同，所以各自具备了一些在特定阶段所具有的文化特性。这表明，文化差异的问题与不同文明社会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相关，文化差异问题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社会的本质独特性，而更多地体现了时间性和阶段性。这又涉及不同文化体系是否具有自身特定的价值系统的问题，而这些价值系统与物质制度、风俗以及物质基础是不同的。
学界也有人认同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存在本质差异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今天“西方文化、希伯来文化、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现代变迁而依然保持着它们文化价值的中心系统”，“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后现代’的挑战而不至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当然，基于文化的历时性考察，不同的文明社会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会在不同的文化特性基础上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第一，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理论是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关性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和割裂的体系。第二，这些理论其实从属于更大范畴的理论谱系丛，亦即关于文明社会的现代性理论进程。
其三，基于文化还是利益国际关系理论。就中国的现代国家政治发展而言，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更多是一种文明国家。照此推论，我们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则不能完全从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出发，即利益并非中国国际行为的决定性动因，而应揭示中国国际行为及国际关系互动的文化动因。从现实来说，近现代中国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从古代文明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建制的演进过程，这种国家政治形态转型尚未结束，所以，我们从现代中国对外关系中能够观察到两种身份的存在及其统一，亦即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身份。
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应是基于文化和利益假定之间的一种平衡。基于中国古代经验的考察，或许较为容易得出文化或文明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但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如何综合考虑文化和利益的二元互动问题。
总之，基于对心理文化学基本逻辑前提的考察，笔者认为必须进一步深入思考理论创新的文化基础。
综上，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程中，心理文化学的引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心理文化学的论证，应该说，为这种文化本质差异论路径提供了更为微观的基础。我们应鼓励这种细致的心理文化研究深入下去，为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理论知识生产的差异提供更好的背景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