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05、1.2，远低于预期的1.8、4.4。可见，人口危机出乎想像。
日本、欧盟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经济活力减弱。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盟、日本还低，2010-2015年中国只有1.17，日本、欧盟、俄罗斯、美国、印度分别还有1.42、1.58、1.68、1.88、2.37。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降到1950年的22%、1980年的22%、 2018年的17%。2050年、2100年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占世界的比例将降至11.9%、5.4%。人口总量下降也必然导致结构恶化。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则是阻力。日本、欧盟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劳动力/老人（20-64岁/65+岁）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15-29岁的青年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人群。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0－14岁）对应的老人 (65岁及以上)数，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
“世界”指除中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可见，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表1假设今后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2；其他国家则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图1来源各国官方数据。图2、3、4、5和表2的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OECD）。
▍欧美国家生育模式的转变
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超前中国上百年，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生育意愿下降，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避孕套普及率不断提高，欧美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法国在一战期间、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生育率曾跳跃性下降。二战后，生育率上升，出现婴儿潮。
1960年之后，美国的生育模式发生了质变。第一，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第二，社保制日臻完善。第三，1960年口服避孕药上市。第四，“性解放”运动弱化了家庭价值。第五，1967年后各州相继实行无错离婚法，离婚率攀升。第六，1973年堕胎合法化。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家庭价值，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政策，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1。
男性在工农业上占有优势；但在服务业上，男女差别较小。美国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50年的49%升至2017年的81%，于是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养家能力下降，婚内生育率下降。
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养孩能力提高。而政府又不断提高儿童和社会福利，比如说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0.6%增至1980年的1.4%、2010年的2.6%；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30年的0.6%提高到1960年的6.2%、2016年的19.3%。很多妇女靠自己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养孩子，于是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9年的41%。
法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非婚子比例也更高。非婚子比例，还与文化传统有关，东亚、以色列、穆斯林国家低，而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高；2015年美国全国、白人、黑人、拉美裔分别为40%、29%、70%、53%。
▍欧美国家目前的人口政策难以持续
生育率、公共支出是2013年数据。产假、育儿假是2016年的数据。空格是资料缺失。很多国家还有父亲的育儿假，比如日本可休52周，薪率为58%，但是只有2%-5%的父亲休假。美国没有带薪产假，只有12周无薪假。
“家庭”指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如儿童支付和津贴，育儿假福利和托儿服务）。法国、英国、北欧福利国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占GDP比例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生育率较高；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则相反。社会福利制度对稳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难以持续。
可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而公共养老金、用于老年的社会支出越多，生育率越低。
图6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是2015年人口上百万、人均GDP上1万美元的国家，卫生总开支是2014年的数据，老龄化指数是2015年的数据。
美国的老龄化指数将从2015年的76%升至2050年的151%，“在世的”老人福利必将压制“未出生的”的儿童福利，生育率将下降。
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福利的支出占GDP比例从2010年的2.5%降到2016年的2.1%，预计将降到2027年的1.8%。而用于成人的社保、医保、医补，占GDP的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
2014年美国政府（联邦、州、地方）用于每个老人的福利是儿童的2.3倍。而65+岁老人数还将从2015年的4684万人增至2050年的8613万人。并且老人参政热情高，比如2000-2012年四次总统选举，18-29岁、30-44岁、45-59岁、60+岁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58%、67%、70%。
美国的生育率已从2007年的2.12降到2012年的1.88、2017年的1.76了，法国从2010年的2.02降到2017年的1.85，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也从2010年的1.98、1.87、1.87、1.95、2.20降到2017年的1.79、1.77、1.49、1.62、1.71。
▍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在远古时代，以集体的力量生产物质和人口，实行群婚制，“知母不知父”。男性缺乏养孩动力，人口难以增加，也无从产生文明。
在新石器和金石时代，男子在物质生产的优势扩大，出现了私有制，建立了婚姻制（没有建立婚姻制的部落则消亡了），人口和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在家庭，妻子分享丈夫的“物质产权”，男性获得了“人口产权”，由于母亲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各文明都实行父系姓氏。这是最伟大、最成功的女权运动，给男人套上了养幼的“精神缰绳”，人口增加，产生了人类文明。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说：“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现在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浪费，即爱的浪费”。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利他主义”。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主导家庭，可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己主义”主导市场，可提高市场效率，而“利他主义”在市场上却没有什么收益。
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父母“各子其子”，孩子“各亲其亲”，因此“货、力为已”。但是社会养老使得“不亲其亲”，儿童福利使得“不子其子”，纳税人既当“公共父亲”，又当“公共儿女”，类似于远古群婚制，这种大锅饭是低效的。男人的生育动机和劳动积极性都下降。
云南摩梭人是在最近几百年才衍化为母系社会，但是人口增长极慢，现在生育率也很低，老年化严重。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补助单亲家庭，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国家充当“父亲”，从而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
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压在单亲母亲脆弱的肩膀上，是不公平的。失去丈夫大帮手，很多单亲母亲生活在底层，也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余地，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老龄化。而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7岁。
传统家庭模式下，“利他主义”的父母尽量不给孩子添负担。离婚率低，进入中年后如果有病，能得到配偶的照顾。而社会养老是“利己主义”的，并且离婚率高，“公共父亲”会不断扩充老人福利，相当于“易子而食”。
美国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共和党）意识到社保难以持续，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参选人佩里认为社保是庞氏骗局。
美国比欧洲更保守，共和党支持者更加恪守传统的家庭价值，支持“小政府、大家庭”，家庭完整，非婚子比例低，生育率高。将各州2012年、2016年2次总统选举对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欧洲政党的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类似。美国在社会福利、税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较高，今后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间还较大，而法国和北欧的空间小得多。
传统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树。而社会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长不大。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程度很高，尤其是中国将有大量老人老无所养，如果废弃社保，是“杨氏为我，是无君（社会）也”，将导致人道灾难和社会动荡；但是如果养老、养幼过度社会化，是“墨氏兼爱，是无父也”，难以持续。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非人类文明）也”。应该建立“园林”模式，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庭为主，社会为辅。
▍中国鼓励生育的难度最大
从各文明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来看，父母“利他主义”强弱：佛教<基督教<儒学。佛教认为生命的延续不在于生育，而在于轮回转世。因此古代佛教地区（唐后的吐蕃、清代的蒙古）人口负增长。现在中国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如藏、蒙古、土、纳西等）生育率低。2000年、2009年印度的生育率为3.2、2.6，但是在印藏人只有1.7、1.18。
基督教认为信上帝，进天堂，得永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儒家则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全心全力地抚育孩子；也通过孝文化，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多子多福。古代寿命短，大多数父母其实只得到了“精神收入”，“儿童福利”优先于“老人福利”，有利于人口增长。
但是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01-2015年，新加坡华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1.11、1.15、1.06、1.00，原因如下：
首先，现代社会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支撑中华生育文化。比如社会养老取代家庭养老，多子少福。基督教每周可以去教堂；而儒家却缺乏祭祖的条件，仪式感缺失，很多人没有了信仰。
第二，儒家父母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比如，儒家有孟母情节，教育成本高，降低家长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挤压生育时间，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而美国只有26岁），提高不孕率和出生缺陷率。2010-2014年美国各州、2014-2016年日本各县的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率都是直线负相关。
第三，基督教传统有两个“父亲”（血亲和上帝），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非婚子比例高。而儒家只有一个“父亲”（血亲），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
中国大陆除了这些共同的原因外，还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生育环境的风向标）都是全球最低。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将惯性延续。而20-34岁育龄妇女则从2011年的1.52亿降至2035年的0.88亿。并且今后老龄化比欧美要严重的多，将无力增加儿童福利。
有人认为，古代战乱也曾导致人口锐减，照样度过了危机，人口政策“任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战乱，只是减少了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残）数量，并未破坏结构。并且当时人口有造血功能，能迅速恢复。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并且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水往低处流，涛涛岷江任“自流”，旱涝无常；“顺其自然”、有所作为，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人性如流水，老年人数在快速增加，必将“自流”为“大社会、小家庭” ，人口减少、老化，文明衰落。
苏轼：“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难，以求成大功。”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危机，需要政治家勇于担当，力挽狂澜。
▍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1.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中国人口结构满目疮痍，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应柔性设计，禁止强制。
2.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修改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3.强化家庭价值。信奉家庭价值的人，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扶养孩子。比如广西钦州、玉林、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保存的较好，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而东北则相反。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犹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现在儒家圈地区还很重视教育，非婚子比例低，说明重视家庭的文化基因尚存。传统家庭价值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建议对其进行“托古”（不偏离“自然法则”）、“改制”（洗去糟粕，保留精华，重建经济基础）。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战国时，从事商业能轻逸地获得更多利润，很多人便“舍本（农）而事末（商）”，商鞅为了让“农逸而商劳”、“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规定只有“农、战”才能获取秦爵，于是百姓便“喜农而乐战”。现在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造物”有酬，“造人”无偿，于是越来越多人忙于“造物”而少（不）“造人”，也不精心“育人”。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符合我国传统，是我国的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保制的弊端。建议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从孩子和社保）。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共同纳税多，退休金也多。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生产物质（提高养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养好孩子（避免不负责任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高。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细地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
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计工龄、缴社保），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多孩家庭可返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孩不加银”。
5.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能取消社保，那么就应提供儿童福利；儿童福利再高，也只会是老人福利的零头。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的较轻，日本则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为2.3%、5.7%，而日本只为1.5%、3.9%；而用于卫生、老人的GDP占比，以色列只有5.1%、4.7%，而日本却高达7.8%、10.7%。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儿童福利，只好在2014 年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2019年再提高到10%。但是提高税率，会降低经济活力和养育能力。
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面包”越来越少。应该设立红线，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面粉”，养老产业、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粉”。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到17岁或16岁，目前英国是16-18岁，美国是18岁（在父母同意和/或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可在16-18岁；怀孕女性则可更早）。现在教育效率提高，应将小学缩短为5年，初中、高中共5年，10年义务免费教育。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也有利于优生），顺利进入职场。
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未满3岁者，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二个孩子1万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万日元；初中生1万日元。在生育津贴里安插一笔“催婚费”，协助地方主办相亲活动，婚介利用“大数据”匹配分析。
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产检、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课后托儿班，3至5岁幼童免费入园、入托。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限制课外补习班，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创造大学生打工条件。
给年轻人提供优惠房贷、租房。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将建成区土地控制标准从每平方公里1万人降至4千人，可以降低房价、改善交通、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和住房设计应“宜生”，有利于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并照顾老人。
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饮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生育能力。
7.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限制中晚期堕胎。俄罗斯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因强奸而怀孕则可推至22周），禁止堕胎的广告。美国有51%的怀孕是意外的，也是因为有限制堕胎的法律，生育率才维持在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