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有一个在顶层相当热门和高频、但却未被一般媒体和舆论足够重视的话题，这就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虽然最早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但这次“两会”上高层重视和突出的程度还是让人出乎意料。不仅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独把“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单列一章（位置仅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后），超过任何国家战略和社会热点（如居民收入、房地产、就业、医疗和教育等），而且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更是到山东代表团，专门就乡村振兴战略发表“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称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就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做了长篇阐述。中国央媒随后更是按照“宣传的规格”，连续报道了一些代表团学习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和各地的“热烈反响”。在发改委、财政部和农业部等部委的两会记者会上，乡村振兴也是必不可少的重点内容，乡村振兴战略被中国高层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乡村振兴战略之所以提高到如此高度，是因为无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点难点，还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方面，农村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短板和弱项。要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效消减“不平衡不充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农民和农业，才是“最难啃的骨头”所在。这也就是中共十九大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第一次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在全国实施推广的原因所在。
但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豪言壮语”相比，人们发现对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创新和新鲜内容并不多，甚至不少还是重复传统的就农治农的“三农” 思维定式。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中，乡村振兴战略一章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在国家发改委的记者会上，当记者问到在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乡村振兴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发改委的乡村振兴规划对此如何解决时，得到的回答除了一些大话套话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可行性创新内容，甚至连产业创新也未触及。
这不禁让人生疑：过去同样摆在“重中之重”位置的三农问题，换一个“乡村振兴”马甲就能“彻底翻身”？
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中国的改革也是由农村而起。但40年的改革，至今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城乡差别甚至越来越大。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实现历史性变革，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变革。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时，要有全新的思维和根本性的创新。再也不能是在过去“三农”工作的传统思维和做法上的修修补补和小打小敲继续和延伸。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如何才能使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真正成为中国农村快速发展的重器和利剑而非漂亮的口号？这就需要我们比以往的三农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创新、政策开放和大胆实践。
而要精准的在顶层设计上找到乡村振兴战略最佳模式，首先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农村的现状要有准确的把握和基本的认识。只有深刻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农情”，乡村振兴战略才会不走弯路。
那么，中国农村最大的“农情”又是什么呢？
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随着数亿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的进城务工，中国农村的空心化、边缘化愈加严重。
几年前人民日报就报道：“中国日均近百村庄消亡，城镇化催生空心村”。根据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相当于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乡村空心化引发了农村的产业空、青年人空和住房空等几大皆空，直接导致中国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农村空心化究竟到什么地步？据2012年中国科学院一报告推算，仅“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可达1.14亿亩。”随着近五年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5300万人左右。以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317平方米推算，可能被空置的土地又将增加2523万亩。全国农村可综合整治的土地，至少高达1.4亿亩。
比土地闲置影响更大的，还是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流失。据统计：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农村人口已从20年前的85085万人，下降到2016年的58973万人，大幅减少了2.6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三成以上。
以上不难看出：中国农村不断加剧的“人去楼空”的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基本农情，是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了解了中国农村这个最基本的“农情”，就可以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中除了深化发展和改革已有的农村和农业外，以颠覆性的思维和创新，探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载体、新平台、新模式，特别是新动能。
既然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农村的人气，那么，当前我们必须克服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一改城乡人口流动上单向流动的状况，创造城市居民逆向流动到农村的双向流动机制，重新聚集农村的人气，使乡村振兴战略得到最大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原有的政策和旧规则的樊笼，打通城市人口尤其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流向乡村的通路。
好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首次及时的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思路。这些三农政策上顶层设计的变化，无疑为我们去除旧的政策门槛，在创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政策保障。
多年前笔者就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政府应该打破政策门槛，让那些对乡村山水田园望眼欲穿的城市养老一族，开放一条阳关大道，以园他们“桃花源般的养老梦”。
早在几年前，笔者就有不少朋友悄悄的到农村，从农民手上买下住房或宅基地，盖起自己的“乡间别墅”。虽然这类行为至今还是“政策的红线”，属“违规违法”行为，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种强大的市场需要，这就是城市退休人群尤其是中产阶级，对田园养老的渴望和需求。
既然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最缺乏的就是农村的人气，尤其在中产阶级的介入后，为什么政府不能在顶层政策上打开一条乡村田园养老的“阳关大道”？这样，不仅大大释放了城市中产阶级退休人群对乡村养老的巨大市场需求，更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本和各种急需的资源要素。
这里不妨先推算一下中国城市养老产业市场蛋糕的总量究竟有多大。
据估算，中国50岁（退休起始年龄）到75-78岁（可自助抱团养老的临界点）的城镇人口大约有2.3亿人左右。如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到乡村实现田园养老，就将有7710多万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中老年人群愿意从城市搬到乡村过田园般的互助抱团养老。这不仅一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空心化和边缘化的问题，而且带来的还是高质量的人口群。除此之外，由此还将带来为这七八千万老人服务的养老产业链（如建筑、农舍装修、物业、家政、餐饮、休闲农业等）上的两千多万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实现上亿人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城市化流动”。
仅此一项，就可弥补近8年时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流出人口”总量，相当于中国农村的人口可再次回归到2009年的适度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我国乡村人口为68938万人，到2016年底只有58973万人）。这不仅使日渐空心化边缘化的农村一下子人气倍增，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前景和空前大的市场。
城市退休中产阶级“回归田园”，除了化解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农村的空心化，而且还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最稀缺的资本和财富，将使城市数以万亿计的民间资本，大规模的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之中，并每年给农村带来上万亿元的新增消费。
据推算，7710万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养老人群到乡村养老，将可为中国农村的乡村振兴带来十万亿以上的天量的资本投入。以每人在养老住房上平均需要投入15万元计算（注：在发达地区这个投入会更高），7710万人就可为乡村振兴及田园综合体带来11.565万亿元的资金投入。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农林水到农村危房改造决算，再到生态保护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相似涉农财政决算支出累加起来，也只有1857.57亿元，仅相当于上述11.565万亿元的1.6%。
此外，七八千万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退休人群的到来，以及与之相伴的2000多万养老及其他服务业产业链上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这上亿人口的回归，必将使中国的农村发生改天换地的巨变。
首先，城市抱团养老群体的到来，必将为农村的消费市场，增加新兴的万亿级的消费总量。以人均每月1500元、年均1.8万元的农村消费计算，7710万人每年就可为农村新增1.3878万亿元的消费市场。
第二，上亿人口的回流，可使上亿亩被闲置荒废的农村住宅和建设用地重新得到利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大活力。全国空心村及闲置可用的1.4亿亩（933.38万平方米）建设用地，意味着在不多占一亩耕地的情况下，靠原有荒废的建设用地的综合整治，就可为这近八千万的城市养老者，提供充裕的养老和发展新型农业的土地再利用空间（人均可使用1.8亩）。
第三，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流入，将极大的改变农村常住人口的结构，大大提高农村中产阶级的比例。城市7700万中等者的流入，为农村新增了占现有近6亿农村人口13%的中等收入人群；而新增的强大市场需求，使农民家庭性财产市价升值和兑现能力大幅提高，农民的中等收入者比例随之大幅增长；加上乡村养老及休闲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又将使农村中等收入人群有明显增加。
中国农村这三股中等收入人群的汇合，将使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预计这将使农村的中产阶级人口比例的新增量，达到现有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加上农村原有的中等收入人群，四成左右的农村人口可达到中产阶级水平。这不仅为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最大的动力，而且必将使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有了最现实可行和最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农村养老休闲产业链的大规模的发展，还可为在城市制造业和建筑业下降潮中下岗回乡的农民，提供新的就业和创业市场。初步推算，乡村养老带来的十多万亿元的巨额投入，和每年为农村增加的1.4万亿元左右的消费市场，一年就可为400-500万返乡农村建筑工人带来新的就业。而7700万城市养老人群所带来的服务产业链，共可为 1400万返乡打工者提供重新就业。
第五，农村超大规模养老产业，将促使更多的政府和社会的公共资源向乡村倾斜，大大增加乡村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上亿人从城市回归乡村，尤其是7700多万城市中等收入退休群体的到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将促使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资源的投入，大大减缓城乡公共资源投入失衡的问题。就拿养老群体关联最大的医疗保健来说，养老人群市场的转移，将带来更多的医保康养公共资源的“上山下乡”。这不仅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要求使然，更是市场趋利行为的必然。除此之外，远程医疗康养系统的推广，未来人工智能医疗运用，自带的退休医生为主的医护点的建立，加上紧急处理功能的巡回医疗车等，也可以使抱团养老康养无忧。
从以上几方面不难看出，如果中国大力发展乡村养老产业链，不仅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找到最新也是最大的“新动能”，而且也必将使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实施，有了最强力的支撑。不仅可一举解决乡村振兴最缺乏的“人气”，而且退休了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下乡，还将为乡村振兴带来宝贵的资本、技术、文化和最有眼界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农村最值得期待的消费群体。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养老产业对中国来说，不仅是正在新兴的朝阳产业，更被一些学者和专家视为未来十年最有可能取代房地产的第一大消费产业。
把中国未来最大的消费产业，注入融合到中国最需发展、也最可能拖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后腿的农村中去，这不仅是当今中国发展不可多得的最佳资源要素组合，更是超越既有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方面治国理政传统理念的一次思想的飞跃，是值得大力推广的新国策。
综上所述，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最大的潜力和支撑在城市，最有希望的群体，是城市退休养老的中产阶级。没有城市各种资源和先进要素融合，拘泥于原有的就农治农的传统模式，中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现，还会像农村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解决三农问题一样漫长。
几年以前，当笔者第一次把逆城市化作为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新的支撑时，当时还有诸多的政策屏障和红线。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不仅扫除了这些政策障碍，更为中国城乡的互动发展提供了保障。
上述措施除了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强有力的支撑以外，更可一举化解正在日趋紧迫的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以及大中城市过度拥挤人口消减的矛盾。后续的两篇文章将对此进行具体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