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消息多空参半。一方面，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新一轮对外开放措施之后，特朗普表态欢迎，美国财长有来华谈判意愿，中美贸易战似有趋缓迹象。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兴通讯七年禁售如平地惊雷，加大了中美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战的可能性。
同时，中兴事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曾发生的“东芝事件”。当时美方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等领域落后于日本，对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的东芝公司下了3年禁令，禁止东芝进入美国市场。中美贸易战与中美贸易战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中美贸易战最终能否避免？从日美贸易战中有能找到哪些经验与教训？
笔者任职的机构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团，每年笔者都会定期与诸多日本投资者与学者进行交流。针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热点，交流中，笔者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当年日美贸易战的慘痛教訓。在笔者看来，日美贸易战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是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阻挡了其日益向好，节节攀升的势头，甚至为后来房地产泡沫的积聚奠定基础，成为日本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悉数日美贸易战，笔者认为，有如下教训值得警惕：一是上升期心态的过度膨胀，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并拉开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开端。笔者在MIT做博士后时，曾接触过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Ezra Vogel。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其曾是日本问题专家，曾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畅销书，提出了美国第一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而日本学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书，则从日本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人过度膨胀的思潮。在笔者看来，外部的吹捧并非好事，其引发的美国对日本崛起的警觉，以及日本内部普遍出现的自信心过膨，为其后美国的全面打压埋下了伏笔。
二是拖延市场开放步伐。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直至亚洲金融危机才被迫加快金融开放。而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并没有采取开放市场，加大进口的策略应对，而是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手段。例如，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以1969年为基准设置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范围；1976年，美日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最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1980年日本政府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
三是在已有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并未选取改革作为应对手段，而是通过刺激国内房地产市场达到延续繁荣的途径。而其后众所周知，由于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以及强制打压泡沫的政策失误，将日本经济带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对比之下，笔者认为，中国吸取日本当时的教训包括切勿获得成绩便沾沾自喜，认识到自身处于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加大开放以及改革，而非依赖刺激寻求捷径。当然，对比日本当时的情况，笔者对于中美贸易战前景并不悲观，一方面，笔者认为，对应上述日本的教训，本届政府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并已就新一轮改革开放表达了决心，走在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又与日美贸易战有诸多不同，让笔者坚信中美之间避免日美贸易战覆辙存在良好的基础，具体体现在：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影响不同。相比于十年前，中国零售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当前中美零售市场规模相当，今年中国甚至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第二，对美国的政治依附不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即便如此，一旦其对美国地位造成挑战，也迎来全面反制。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依附较小，发展模式不同，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明显小于日本。
第三，中日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第四，中国已经显示出“二次入世”的意愿。特别是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到将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部分服务业与制造业、并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以及其后易刚行长就金融改革加快落地的表述，让笔者坚信新一轮开放政策或快于预期。
此外，此次中兴事件是个很好的警示，暴露了中国在创新、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未来保持良好心态，对自身发展阶段有清晰而理性的认识，戒骄戒躁，在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等方面做出努力，并着力于推动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仍是正確的应对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