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22日美国签署301备忘录触发“中美贸易战”迫近的担忧以来，中国国内舆论对于贸易战的讨论不断深入，讨论范围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击贸易战”到如今的“怎样避免贸易战”，经历了一阵喧嚣后的贸易战激辩，似乎越来越趋于理性。与此同时，中美官方在“和”与“战”之间各留一半的口风，也让人越来越预期，这场高调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全面开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谈判桌上缓释矛盾是大概率事件。
更进一步，当前越来越多的关注转向了探求中美贸易战出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讨论绕不开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导致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逻辑究竟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国应如何应对？
贸易冲突折射中美关系的变局
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战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从短期来看，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再创新高，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兑现选举承诺，以贸易战要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是合理的解释。
从中期来看，全球化使得美国制造业主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业的工厂逐渐迁出美国本土，向东亚转移，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二战以来持续降低，美国制造就业人数连续50年下降。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以带动就业，是特朗普让美国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从长期来看，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全面反制的开始，不仅在贸易领域，美国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均说明其对华将展开全方位的强势抑制。美国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变，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体现，即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关系都将延续。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观察到，近年来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基于此，笔者在2015年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便提到中美外交已进入“非常态”的观点。即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美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笔者在2016年FT中文网专栏《中美非常态下的合作之难》中已经预期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谈判很难有进展。因此，从本质上看，今年中美贸易冲突亦是大国博弈下两国摩擦升级的体现。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应对
当然，非常态下，考虑到中美两国已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有着很大分歧，当前美国越来越多的对华强硬人士上位，贸易战黑云压境背景下，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笔者看来，对待矛盾升级，中国目前采取的最佳应对方式仍不是直接对抗，而是管控分歧。
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虽然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在诸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但从人均和绝对GDP、创新机制、科研与教育能力以及军事力量方面，中美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国国内仍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挑战，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经贸压舱石动摇，则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外部冲击可能改变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对中国而言绝非上策。
从这个角度来讲，应对贸易战与中美经贸冲突，仍要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短期内，采取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有礼有节的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最大可能的谈判空间。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中长期而言，中国的上升势头很明显，应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不仅可以换来一定的缓和，既是外部诉求，也是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上述改革目标符合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原因在于：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抱怨加大；中国新四大发明备受追捧的同时，中国假货和盗版产品也备受诟病。在笔者看来，以往以市场换技术虽然获得巨大成功，但终究面临瓶颈，如今高铁、移动支付等诸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未来中国终究要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加强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增强全球影响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亦需要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将致力于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但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环境的抱怨有所增加，并表示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仍然有限，外资参与度不高，玻璃门、旋转门普遍存在等，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市场开放的全球认可度，亦不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导致国内企业坐享其成的情况在开放程度不高的领域存在，仍有改进空间。
第三，补贴企业推升宏观杠杆率，不利于守住金融安全底线。近年来，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的补贴政策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造成了产能过剩。其实，在笔者看来，减少补贴确有必要，毕竟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对于中国而言也造成了资金运用低效率，推高企业杠杆率等问题。未来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微观主体地位一致，不仅是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国资金软约束，降低金融杠杆与金融风险的必要举措。
与此同时，不光海外对补贴颇有微词，国内近年来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政策大讨论，笔者亦在专栏文章《从“巨大中华”看产业政策之争》中提到，在行业发展初期，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阶段，适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帮助国内企业快速积累技术、资金、人才以实现赶超。但在赶超甚至引领创新阶段，产业政策的意义则非常有限。此外，尊重市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则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考虑到当前中国发展实力、综合国力与人均生活水平与美国仍有不小差距，在美国对华态度越加强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内对抗升级，对于巩固改革开放成果仍十分关键。
同时，针对当前外资企业对华质疑比较多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策法规透明化及市场公平性欠缺以及对外开放有壁垒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并将之与中国新时代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全球领导力目标，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等结合起来，找到契合点，进行相应的改革，既有利于缓释外部压力，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实力上升，增加大国博弈的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