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关乎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战略的重要性在于其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和国家而言，战略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败荣辱，乃至决定其生存。正如中国领导人指出的：“战略问题是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是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经受过重大选择关头的考验，代表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战略思想、战略文化、战略传统里潜藏着个人荣辱、国家兴亡的密码，战略选择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战略历史值得我们一再回顾。随着人类行为空间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加深，战略视野必然要越出部族与国界，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国际战略应运而生、应时而发展。伴随着国家与世界互动的愈加密切和深入，国际战略的重要性愈加突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思考和谋划国家发展，成为决策者们的必然选择。尤其是，汹涌蓬勃的全球化浪潮对人类思维局限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地区一体化带来了更加丰富和辩证的选择，国际战略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全球作为，也必须有深刻的地区考虑。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相辅相成为视野的国家战略体系，是国家进行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的主线。基于此，国际战略不再仅仅是一种辅助，而成为越来越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要素。放眼古今中外，适宜的国际战略均是造就、维系大国之世界重要地位的核心要素。
中国崛起与其国际战略选择密切关联，改革开放政策就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选择，坚定融入国际社会造就了当今的中国全面崛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崛起被视为引动国际变革、推世界转型的重要力量，二者的密切互动为中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也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挑战与严峻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如何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之上，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结二者，其使命在于实现中国自身的复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展现中国的国际贡献与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观大势、谋大事，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推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致力于统筹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潮流中把握主动和赢得和平发展，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创新得以深入展开。
1、国际战略研究的议题
中国素有战略传统，从战略角度和高度思考问题是中国哲学思维所向，立足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研判内外情势、确定目标与方向、进行战略布局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进一步深入，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并确定应对之策就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国内外风云激荡的冲击下，国际战略的概念、思想与理论在中国应运而生、应时而起。
毛泽东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他善于从中国战略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将战略思维从传统的军事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深受国际形势变革的影响，从救亡图存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战略的国际维度，并逐步提出国际战略的概念，形成了丰富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思维成为中国决策者渗透在骨血里的智慧。据考证，王稼祥是中国使用“国际战略”概念较早的领导人，他在1962年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的文件中，将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称为“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国际战略思想”。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将之概括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原则”，此后国际战略一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采用的一个术语。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拥抱经济全球化，打开国门的中国必然要接受方方面面的国际冲击，国际战略因而受到领导人越来越积极的重视。决策系统的变化影响乃至引导着学界的关注和偏好。1979年底，由军方主导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应运而设。与此同时，部委所属研究机构也加强了相关研究，高校更是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努力，促使国际战略从军事术语、政治术语走向学术话语，推动国际战略研究走向正规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际战略演变和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研究成为热点，《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3年版）堪称界标。与此同时，西方战略著述的引介渐成热潮，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成为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第一波高潮。进入21世纪，大战略研究成为引领国际战略研究的前锋，推动形成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新高潮，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中国和其他大国国际战略的剖析愈发深入，与之相关的是，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究逐步展开，国际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拉开帷幕。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在国际战略的内涵与外延方面逐步取得共识，尤其是逐步将国际关系一般性问题剔除，更加专注于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思考对外关系并进行顶层设计与谋划。唐永胜认为：“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较长时期、全局性的谋划，是主权国家在国际斗争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利益的筹划与指导，其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国际战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从军事战略扩展而来，是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在谋求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从过于偏重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扩展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李景治则指出：“国际战略谋划的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内那些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它以参与国际竞争为出发点，并在国际竞争中使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谋略。国际战略的基本主体为主权国家，其基本表现形态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王家福作为长期研究国际战略的专家，着重强调国际战略的学科意义。他指出，国际战略学是国家运用各种力量为达到长远、根本、全局的目标和利益，高智能地设计与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内外战略势能的科学与艺术。国际战略学研究设计的最高目标为最具创意的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的最佳组合。国际战略学研究者是以通才为基础，以文理交叉为生长点，以“意志自由”开掘出巨大的内在力量，运筹走向世界远方的综合性探索。
综合学界对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认识，笔者认为，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主权国家，其研究内容则是从战争到平时,从安全领域到所有重要领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决定了，唯有密切关注国家发展战略，秉承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辅相成的思想意识，才有可能把握好国际战略的真谛。
国际战略必然有其时空条件的依托和限制，它立足于国家，又需要放眼全球，有其战略支点；它着眼于国家发展的全局，又必须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它关注眼前，又摆脱不开历史制约，更需要关注未来。与此同时，国际战略还需要关注实际成效，而不仅仅是顶层设计，有着明确的效用诉求。有鉴于此，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是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目标，还是国际战略环境、国际战略手段、国际战略模式、国际战略制定、国际战略实施、国际战略评估、国际战略调整等均属其重点关注的范畴。当然，国际战略服务于国家利益，因而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划定是国际战略的依归，而其基础在于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清醒认识（包括国家实力的优势与劣势所在），国际环境评估是至为关键的外在条件，而国家战略目标与国际战略谋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战略手段的选择更是战略谋划的关键内容，战略目标、战略谋划、战略手段三者构成国际战略的内在要素，战略评估与战略调整则是战略研究的进程性因素，国际战略永远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动中调整。为完成战略目标而持续谋划和实施，上述因素均可视为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国际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国际战略的目标不能超越国家实力的可能，古今中外许多国际战略的失败就在于目标超过国家实力的允许而造成灾难，国际战略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和策略配套，且各种手段协调一致、形成合力。
全球化浪潮激荡，使得世界连为一体，国内?国际互动更趋频繁密切，这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国际战略的重要性，凸显出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的必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国际战略倍加重视，强调互利共赢与正确义利观的基本价值，确立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定位。新时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向全世界的延伸，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国际战略谋划的重要性日趋突出，加强国际战略研究恰逢其时。
国际战略研究有着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基因。从中国文化上看，中国素有胸怀天下的战略传统，其战略研究来自政治理想的现实表达，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深远的历史渊源，有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和对前景的精准谋划。可以说，这是中国国际战略最深厚的基础所在，国际战略概念为中国所提出并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其缘由也在于此。从当代发展上看，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不再自困于单一学科，而是积极寻求其他学科的营养，并不局限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通识专业对人性的深入考察，还将其触角伸向邻近学科，甚至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寻求思想启示和研究工具。国际战略研究缘起于安全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交叉探索，自然离不开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滋养，并积极寻求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的学科交叉，反过来也推动着这些学科的深入发展。与此相关，国际战略的研究工具也是多元化的，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综合研究，国际战略研究总能呈现纵横捭阖、气象万千的局面。其哲学性令人遐思，其理论性令人着迷，其现实性令人冷静，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魅力在国际战略研究上得到了全面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使中国发展站在更高层级的新历史方位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入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客观冷静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冷静判断,中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概言之，我们必须从辩证的观点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战略谋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而努力。
新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不断迎接和应对挑战的时代。从国际角度看，在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之际，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环境变革蕴含着新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着深刻的转型。一方面，世界面临着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呼声进一步增强，推进变革的潮流更加强劲，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均衡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地区格局演变加速，国际局势动荡多变,各种意外频频发生，恐怖势力蔓延扩散，“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导致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在增多。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平衡性发展”（balanced development）困难重重，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深化改革殊为不易。有鉴于此，如何清醒判断国际局势，有效应对国际风险、把握和善用国际机遇，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推动中国国际战略的优化势在必然。
中国领导人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做了更具哲理性的概括：“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实践证明了这一判断的高瞻远瞩。进入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的硝烟弥漫，全世界为之注目。中美贸易冲突升级是两国在新产业革命上的战略竞争，甚或是一场决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谁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性贸易战，其影响必然是全世界性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中国面临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信号，如何重塑战略机遇期成为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应对的头号国际战略议题。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因中美贸易冲突而彻底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如何对接机遇、共迎挑战、妥善应对分歧、实现互利共赢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战略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经济、货币、国际规则、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的冲击，深入思考积极的应对方式。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要给世界提供机遇、贡献智慧与方案，还要给世界提供和平发展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确实要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致力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面对深刻变革的国内外情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聚焦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外交布局全球深入展开，为应对国内外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面向21世纪中叶前景的战略规划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就是新时代中国的核心战略任务和目标。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项国际目标和任务，也可以视为中国国际战略理念与思想的核心表达。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塑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核心目标,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我们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大国责任”为核心的中国新外交时代。以此为基础，中国全面推进其全球战略的拓展，推动与主要大国关系的调整，稳定和深化周边关系，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理念与合作平台，进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重点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实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在各重大领域的全覆盖和深入发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全球视野和地区重心均有着深刻的体现。具体地说，中国以亲诚惠容为指引，稳定并持续发展周边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抓手，塑造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义利兼顾、政经并举为核心，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共同利益为诉求，推进“一带一路”深入布展。以此为基础，中国国际战略强调顶层设计、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一种崭新的世界大国路径得以开辟，一种崭新的战略境界得以展开。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展示了中国决策者立足基本国情、把脉世界潮流、直面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谋划能力，以及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未来的政治智慧。上述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体系是中国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和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直接或间接回应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不仅是理论创新与超越，更是实践指引与突破。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体系丰富，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就当前情势而言有如下三个核心要素需要高度关注。
第一，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传统的“一山二虎论”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全部，也不足以说明中美关系的实质。当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是左右国际关系大势、决定人类走向和平与否的核心要素，处理得好是世界之福，反之则是世界之祸。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相对于中国的军事、技术、国际制度等众多而全面的优势。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望超过美国，但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绝非短期所能弥合。特朗普在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竞争，推动中美关系站在了决定双边关系乃至世界未来的十字路口。如何管控好两国明显上升的战略竞争与摩擦，防止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严重的台海军事安全危机和全面对抗，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挑战。
第二，稳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进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战略，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地区合作机制和中国塑造国际规则体系的追求，代表着中国迈向新型世界大国的现实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中国开放、地区合作、全球发展的有机结合，统筹国内、地区和全球，是推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核心战略设计，攸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身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第三，全力打造伙伴关系的全球网络。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延伸的重要抓手。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逐步形成并走向发展和完善，迄今已经与10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东盟、欧盟等）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种以共赢主义为指向的新型国际关系，对实现中国国际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是中国国际战略创新的关键起点。面对急剧的国际风云变幻,以中国领导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战略创新,创造性地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并积极运筹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实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新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发力，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顶层设计，主导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大力推动各类自由贸易区谈判，支持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打造插上翅膀。中国战略引领者的新角色为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与国家整体发展态势相关联，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开始全面铺展开来。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牵动世界的重大命题，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战略设计必然体现理论创新价值，系统开展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国际战略思维事关新时代的谋篇布局。唯有全面加强国际战略思维，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进行思考，方能深入把握中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真正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初成体系，正在向成熟的学科建设迈进。经过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风云涤荡，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大开大合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对中国国际战略历史演变的探讨，还是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析，或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国际比较，都堪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成果丰硕。可以说，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与政策性诉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当然，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学术界也加强了对国际战略的内涵、要素、研究议程的深入探讨，开始尝试总结提出国际战略理论，初步形成和建立了独立的国际战略学学科，专门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和学位教育也陆续建立并完善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战略化”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方向之一。与之相关的，或者说，构成国际战略学科建设之雄厚基础的，就是一批国际战略研究骨干单位接续成立，逐渐成长为研究重镇和中外交流的学术平台。在时代诉求的促动下,国际战略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属性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主要社会学科为国际战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多学科的杂糅和跨学科的视野，使得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越来越体现出综合性，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的常规方案,国际战略学科建设水平有了稳步的提升。国外研究的借鉴、中国学界的创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超常规投入、智库发展等成为推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决策系统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更是推动着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全面铺展。当然，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也存在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这包括理论创新不够，对重要议题的重视不够，对相关战略的评估不够，对相关研究的总结评述不够，跨学科合作研究甚少，科学方法应用不足,学科建设力度甚微等，尤其是相比国际战略研究本身所肩负的重任，我们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向全球拓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议题数量随之迅速增长，无论是全球性议题还是地区性议题和国别性议题，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越开越多、越来越深入的诉求。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设计和十九大报告体现的创新性战略部署，应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需要秉持一种全局性的研究思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国际角度深入研究中国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国际难题，着眼于破除中国崛起的外在困境，前瞻性地规划中国崛起之后的国家利益拓展，以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为指引，构建并完善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框架，并就具体的国际战略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为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与此同时，抓住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推进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能否实现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核心因素。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下议题亟需深入研究：其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有鉴于此，必须加强对世界发展潮流和全球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正在从全球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唯有深刻认识和深入把握世界发展潮流，才能不畏波诡云谲，做到顺势而为；其二，大国兴衰是常态，如何持盈保泰是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必须密切关注的课题。有鉴于此，中国必须深入研究大国崛起的规律，包括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如周朝、汉朝、唐朝等）的崛起与兴盛，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世界主要大国（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的崛起战略，乃至当前新兴大国印度等的崛起战略，加强比较研究，关注其国际作为，从中寻求对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崛起的启示；其三，大国崛起是诉求，而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却是一个为学界所忽视的重大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研究，包括周朝、汉朝、唐朝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尤其要关注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在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从中寻求经验教训与启示；其四，深入开展国家实力的评估研究。理性客观评估国家实力的优劣之处，是制定和实施适宜国际战略的前提所在。国家实力的评估，不仅要关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要关注文化、国际形象等软实力，唯有以理性评价为基础，才能做到精当运用；其五，加强大国和周边重要国家的国际战略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加强对区域与国别研究密切关注的新趋势，深入研究重点国家的国际战略趋向并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其六，加强对中国当前重大现实战略问题的研究，深入研究对外开放战略、全球治理战略、地区一体化战略、科技战略、生态战略等具体问题领域，实现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比较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长期战略研究和具体对策研究都比较发达，而中观层面的研究甚为缺乏，加强5?10年中期国际战略目标及其相应措施、策略的研究，尤其是具体领域（如能源战略、生态战略等）的国际战略研究甚为迫切。此外，还有两个方面应得到长期的重视，这就是夯实战略研究的哲学研究，加强国际战略理论创新。国际战略研究应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支撑起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以及探寻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的和平崛起之路。有鉴于此，加强战略哲学和中国战略哲学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新时代呼唤新理论，加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超越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以古今中外的包容视野审视既有理论，着眼于原创性理论构建，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界推进相关理论研究不甚用力，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乏善可陈，而热衷于政策咨询牵扯了学者们的主要精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推进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与之相关的，我们需要大力促进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建设，提高中国国际战略学术研究和理性决策的水平。有鉴于此，通过强化国际战略教学与人才培养，加强战略思维的全民教育与精英培育，对中国全面崛起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基本上同步展开。197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促进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开展，学术界开始对国际战略一般理论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国际战略学应运而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把战略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国际战略学作为战略学的一个门类，为其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学科依据。到90年代中期左右，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国际战略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深入展开，学术界密切关注世界风云变幻，深入剖析大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国际战略的走向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时间颇显百家争鸣迹象，与之相关的，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战略的理论问题，借鉴西方安全研究和战略研究的既有成果，探讨国际战略理论框架，通过编写国际战略教材等基础性努力,推动国际战略学科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的加强，国际战略研究逐步成为显学，其政策咨询功能也伴随着智库建设而高度凸显。
国际战略学在中国诞生之后，逐步走进大学课堂，国际战略教学在军事院校和普通高校同步开展。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他自1980年起开始设计国际战略的教学提纲，1981?1983年赴美留学，其间对其《国际战略学》提纲几经完善。1984年8月，他推动国际战略学首次进入课堂教学，为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讲此课；1986年，他推动国际战略学教学进入本科生课堂，其教材《国际战略学》正式出版；1996年，他开始培养国际战略学方向的博士生，次年其教材《国际大战略》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开设国际战略课程，一批最早的教材应运而生，西方的相关研究著作也迅速译介到国内，形成国际战略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第一波高潮。21世纪初，国际战略研究开始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成为推动国际战略教学的新旗手，一批新的教材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关于中国传统战略的研究成为新热点，台湾地区学者钮先钟的战略著作在大陆出版带来了一股研究战略的新热潮，对西方战略研究的经典著作引进成为时尚，门洪华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大战略研究丛书”、时殷弘主编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国家大战略卷”和王缉思主编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成为战略研究领域最为知名的丛书系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战略研究的深入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如火如荼展开，国际战略教学有了较大的扩展。据查，目前已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国际战略学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课程。但遗憾的是，相关教材建设却未能有效推进，目前各高校使用的国际战略学教材老化已成突出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校所设立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尤其是各高校新设立的高等研究院大多纳入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使得国际战略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得到更大发挥，国际战略研究的报告、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但仔细梳理发现，除少数关注基础理论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外，各机构的研究内容大同小异，诸多研究机构热衷于跟风式的对策研究，研究重点不甚突出，研究特色更不鲜明，对国际战略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支撑显然不够。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应积极为战略思维强化和战略人才培养服务。战略思维是一种全局性思维，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对事物的宏观把握、综合统筹，以求全局之利和全局之效，有胸怀全局的思想站位、通观全局的广阔视野、领略全局的广见博识。战略思维的重要性应得到更大重视,部看不可行，但从全局看可行，归根结底，要看全局。所以，可行不可行不是看局部，而是看全局。”中国领导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善于审时度势、进行战略思维的本领”。
加强战略人才的培养事关国本、事关中国的未来。战略思维的强化、战略分析能力的锤炼、国际战略学科建设的促进既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软肋所在。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战略思维的全民教育和精英培育是百年大计，战略人才的培养更非一朝一夕之功。新时代的中国将迎来国际战略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更多创新，对这些创新进行总结，从古今中外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其进入课堂并成为国际战略教学的重要内容，事关新时代中国战略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强化战略思维、提升战略分析能力、促进国际战略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