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的人均GDP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长至2016年的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达到144.3%；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总客运量由1978年的154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
从医疗与基础教育水平看，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5.8岁上升至2015年的76.1岁，增加了10.3岁；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识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从高等教育水平看，24岁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1%上升到2016年的20%，不过仍低于OECD国家和G20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0.7%上升到2015年的43.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相当大。
从可持续发展指标看，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由1978年的4.97千克下降至2014年的1.24千克，单位GDP产出的能耗由1978年的2.01千克标准油下降至2014年的0.37千克标准油。
从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看，我国失业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的低水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15元增长到2016年的67569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13.3%，是世界上工资水平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从知识经济与创新来看，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0.56%上升至2015年的2.07%，发明专利授权量于2015年跃居世界第一。
二、改革开放40年的艰难探索及不平凡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推进，我国逐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的转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转变，综合国力极大提升。根据改革开放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其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1年）。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继开始探索和试点。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但质量不高，且出现了物价的剧烈波动。
二是框架构建阶段（1992-2002年）。这一阶段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建立并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期间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物价仍然出现了大起大落。
三是逐步推进阶段（2003-2012年）。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继续拓展。期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物价波动幅度有所收敛。
四是全面深化阶段（2013-）。这一阶段，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期间，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价水平较为稳定。
三、国内外著名学者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原理解释
中国过去40年成功发展的关键，是始终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进取，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张五常教授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这场变革朝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产权理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诱致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县际竞争激发了地方政府活力（县际竞争理论），期间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也发挥了支撑作用。
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刘易斯、波特教授等）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开放和引进外资发挥了不亚于改革的作用（两缺口模型），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论）和人口优势（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支撑，使中国经历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升级（三阶段论）。
转轨/过渡经济学（樊纲教授等）认为，由于“改革成本”的存在，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因此，中国的改革过程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由易到难推进，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许小年、克鲁格曼教授等）认为，中国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两条道路，即前一阶段的“斯密模式”和后一阶段的“凯恩斯模式”。部分国外学者（如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提高，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政府可通过产业政策驱动升级。
政治经济学（姚洋、诺顿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致力于增长的中性政府、财政分权理论和双向负责的官员选拔体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新供给经济学应运而生，不断发展。以洪崎、贾康、姚余栋、黄剑辉、徐林、王庆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人，坚持“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基本理念，以战略性、法制性、国际性、实践性思维，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并提出积极建言，并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中，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将邓小平理论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认识分析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进而从地理条件、历史底蕴、文化优势及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制订明确的高水准战略规划、持续推动制度变革、向内外资开放市场、建设有效市场与有力、有为、有限的各级政府相结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有效监管、具备超大的市场规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形成数量可观的企业家团队等诸多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辉煌成就进行解释总结，并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从中短期来说，应从供给端入手推进实现“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支持创业）、双化（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双到位（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配套（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推进金融配套改革创新）”。
从长期来看，可概括为“五个并重”。即“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五、从供给侧入手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永恒主题
改革开放40年的源流回溯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需求侧管理”思维只能短期内“治标”，而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治本”问题，更不能替代中国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应该始终坚持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从供给侧入手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一方面，要加快改革进程。一是鼓励人口生育，打破户籍刚性；二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三是推进知识产权、科学研发等创新体制改革；四是稳妥推进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金融改革；五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六是深化行政管理和政府机构改革；七是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八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九是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一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加快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四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五是提高经济文化软实力；六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七是构建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和稳定的周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