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
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当时的运河已经沟通了黄、淮、江、钱塘、珠五大水系。公元3世纪的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代，当时北抵北京、西达西安、南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也计在内，则又要加上120余公里，无疑为世界之最。
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秦始皇时代开凿的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至今仍有航运、灌溉之利。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最早形成于秦代，更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水运航路。较晚的形成于13世纪的山东运河，在今天济宁以南的鲁南运河段，仍然担负着苏、鲁之间重要水运任务。历史上人工运河的航运功能维持如此之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中山东运河段沿途山峦起伏，全长约300公里。因地处山东地垒西缘，运河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沿运需要分段建闸节水，才能通流，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是世界上任何一条运河所无法比拟的，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民族众多，各以农耕、畜牧、游猎采集经济为生，各有其活动、生存的地域，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对于有如此强烈的自然和人文地区差异的国家，如果春秋战国时代分裂的局面长期延续下去，最后没能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那么世界唯一能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不可能由此产生、形成和巩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各国间战争频繁，互相攻伐，而又互相交往。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为了弥补我国北方大部分天然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主要为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为什么我国运河最早出现在河淮之间，如春秋时代楚国的扬水、吴国的邗沟以及战国时代魏国沟通河、淮的鸿沟运河？因为这里是我国南北经济和文化的过渡地区，由此反映人们很早就有沟通南北的需求和意图。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政策，为统一帝国的巩固打下了基础。此后，两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除了明初的二十几年外，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当时王朝的国防边境又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南缘。唐代中叶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中期安史乱后，直至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都需用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而漕运最理想的运送方法是水运，因此，开凿人工运河和维护其正常运行，成为历代王朝最关注的水利工程。
居住在历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勋戚、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的庞大消费群体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必须通过漕运从全国富庶的各地攫取而来，水运是最廉价运输方式，而运河则是为此服务最好的工具。
与此同时，“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由此可见，运河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里，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而在客观上起了加强巩固和维护统一帝国的作用。因此，运河的修建，并非汉族为中心王朝的专利，也不受传统交通所谓“南船北马”理念的影响。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时修凿金口河的延续。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开创的。
隋炀帝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征伐高丽的需要，保卫北方的边陲。南北大运河对隋统一王朝极具建立和巩固，无疑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但“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天宝末，安史乱起，州县多为藩镇割据，贡赋不入朝廷，中央府库耗竭，朝廷粮食发生极端的恐慌。贞元初，关中“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贞元二年（786年）久阻的汴河一时畅通，江淮3万斛米运至陕县（今县西南），唐德宗在长安闻知后，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汴河的通塞对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情景，从德宗父子溢于言表的赤裸表现而暴露无遗。唐末黄巢起义平后，全国各地均为军阀所据，“皆自擅兵赋，......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王夫之说：安史乱后，“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根本也。”盖指运河延长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的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虽然对运河的功过评介不一，但认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恢复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是明代大臣论及漕运问题的奏章里最普遍、常见的用语。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当时燕京“九重之供亿，六军之储需，咸取急焉。所赖以灌输者河道也。”每年漕运之京师“岁江南四百万之粮，以给官军数十万之用，上有关于国计，下有系于民生。”此非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师亿万民众生活所需皆仰给出于运河。所谓“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旬之民，坐受其困。”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交通运输线，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官吏实行汉满双轨制，故机构庞大，京师附近十多万的八旗驻军及其数十万不劳而食的家属均由朝廷供养米粮，故其需求远超过其他朝代。漕粮的另一支付，是全国各地驻防军饷。
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途经白河，“这一天里，我们从许多运粮去北京的帆船旁经过，其数量之多，运输量之大，与以前使团的作家们所做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些帆船排列的方式和顺序，其情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沿着河岸整齐地排成一排停泊在那里，我们溯流而上时，迎面看到的是它们那高大、装饰讲究的方形船尾。”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可能只是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帆船的数量和运输量。他们不了解，这一成排帆船，实际是清王朝的生命线。
综观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二三千年，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