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知识在美国生产，供全世界消费”——这其中包括关于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如果想要获得关于某一外国、某一跨国人文地理区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知识，最合理的选择很可能是首先借助于产自美国的庞大知识库存，而不是到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去寻求，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甚至在求取关于本国的知识时，人们也经常会发现他们无法绕开美国制造的学术产品——比如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中国文科留学生，多数都是在做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基调和“东方主义”的内涵，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美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专业化研究被称为“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或者“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大体而言，地区研究是将世界上美国本土和西欧以外的地区加以划分——通常划分为东欧和俄罗斯、东亚、南亚、中东和北非、非洲（撒哈拉以南）、拉美和其他地区（加拿大和大洋洲），进行多学科的、多面向的研究。地区研究不仅是由知识本身构成的体系，也是一种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制。它有显著的“实学”取向、现实关切和当下关切（presentism），具有对公共的、政治的和政策的需求做出敏感反应的内在机制。它是美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思考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它的创生和演进，与美国的世界角色、尤其是美国看待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的变化密切关联着。
全球性的世界角色要有包纳全球的知识库存。地区研究的出现和壮大伴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帝国的进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史家罗伯特·麦考吉的《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美国知识领地的一部分》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出色记述。
孤立主义与地区研究的欠发达
地区研究的产生和演变的动力，主要地不是在于知识界内部，而是在于知识和社会需求的互动当中。所以要了解美国地区研究，不仅要了解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史（所谓“内史”），更得着眼于知识和社会的关系，即知识的社会史（或者说“外史”）。在孤立主义的时代，美国是没有有规模、有体系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的。
美国的左翼修正派历史学者不承认美国历史上有所谓“孤立主义”这回事，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一向是个扩张主义国家，只不过实施扩张的范围前后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词来标示美国人历史上国际抱负的有限性，标示那种美国人认为美国以外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的事和美国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的情形，还是过得去的，没必要予以废弃。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公众、政府和学界对外部世界之无兴趣和不了解，就很是符合“孤立主义”这个词里透出来的意思。1940年代末，外交史家托马斯·拜利在其名著《街头巷尾之人：美国民意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对十多年间的美国公众意见进行详细研究，发现他的同胞对外部事物的无知和冷漠“令人震惊”，指斥“美国人的封闭偏狭简直臭名昭著”。
内战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过高等教育的革命，大学成为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制度，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 “硬学科”（hard disciplines）已经在大学里建立了牢固的地盘；且美国已经有了一些“伟大的大学”。但关于外部世界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只有薄弱的存在和边缘的地位：大学甚少设置研究外国的教席和机构；即使设有与海外相关的教席和机构，也都是在语文学（philology）、宗教和古代历史等方面的欧洲域外研究式样，如关于中国的 “汉学”等。在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约有15万教师，其中仅有200人左右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而且其中有一半集中在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加州伯克利四家。1900年美国大学在国际研究方面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仅为15名，同一数目到1940年也不过60名，远远低于同一时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培养博士人数的增长速度。在大学不能提供美国社会所需国际知识的情况下，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关于“非基督教世界”的知识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是美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新教传教士；一战后则更多地依靠新闻界获得关于国外的知识。不消说，这样的知识往往失之零散粗糙。与此相关的是政府部门在国际知识上的匮乏以及对这种匮乏的不在意，比如国务院一向不把关于外国的教育背景和专门知识作为外交官招募的条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所改变。
作为地区研究孵化器的战争机构
麦考吉在解释这种国际知识滞后于大学总体发展的情形时断言，国际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缺乏有志于献身这种学术事业的人，而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关于国外的知识没有需求。证据之一是，在1940年前，在人数很少的从事海外研究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只有很少数人能获得永久性学术职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突然而显著的方式暴露了美国国际知识的匮乏，也使得国际问题学者成为战争机器的宝贵资源。珍珠港事件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大敌，日本问题专家，甚至研究德川时代日本诗歌的学者都成为“敌情专家”。美军还以大学为依托实施日语培训计划。（已故北大历史学系周一良教授当时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就曾应召在陆军培训计划中教授日语课程。）对俄国和中国有研究的学者在军队和情报部门也成为抢手人才，以帮助美国了解这两个重要而麻烦的盟友。美国的军事行动推展到北非、中东、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于是了解这些地方的语言文化的人员也被吸收进各种战场和情报行动中。拉美远离战场，但拉美问题专家在政府军队中的用武之地也因战争局势而大为扩展。除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专业学术人员中大概没有其他人比那些重要外国地区的专家受战争动员的影响更大的了——这种影响当然是他们所欢迎的。
迅速膨胀的美国战争机器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地区研究的孵化器。比如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汇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战时新闻办公室（OWI）也是如此，来自哈佛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和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而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名作《菊与刀》就是OWI的一个研究项目。此外，国务院和陆军情报部也都向国际学者敞开大门。又有很多人在战争中获得深入研究异国语言的机会，有人更是能够亲往遥远的外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战后转向学术工作，成为战后地区研究的人才储备。
二战的经历对战后美国地区研究的性格气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些战时在政府效力、战后又返回学界的人往往成为在官学两界 “进进出出的人”（in and outers），充当沟通两界的人脉桥梁，他们所建造的地区研究自然有浓厚的“政策导向”。而战争期间他们所从事工作任务所具有的很强的实用性，以及来自多个学科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面对共同的研究任务和相互交流的经验，又易于使得他们的研究避免过度的学究气和“学科门户主义”，进而生发出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特性。
地区研究的“革命”
二战给美国精英的基本历史教训是，这个国家必须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美国的地区研究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和知识上的共识中兴旺发达起来的：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与外部世界的状态密切相关，美国人不能再对发生在外国的事漠不关心、蒙昧无知。战争结束之前就出现了 “自由国际主义公众教育”运动，国际问题学者正以其对公众的宣讲呼吁而积极参与其中，因此也为国际研究获得公众关注和资源投入创造了社会氛围。战后初年由顶级外国研究学者组成的一个“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论证加强地区研究的必要性，呼吁联邦政府要像支持原子能研究那样支持地区研究，而这样的呼吁的确也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积极回应。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作为“软学科”的地区研究系科在各个大学的“硬学科”的旁侧纷纷建立和发达起来，各个大学制订实施各种外语和跨学科培养计划，地区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布局，彻底摆脱了先前在学术生活中的边缘处境，甚至成为“显学”。
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而共和党人在原则上是反对联邦政府支持教育的。这样，对大学地区研究的主要外部支持力量由联邦政府转为大型私人基金会，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50年，福特基金会发布《盖瑟报告》（Gaither Report），决定性地扭转了该基金会以往的孤立主义和反智倾向，确定将支持社会科学和国际研究作为基金会以后的主要工作方向。福特对包括中国研究和俄国研究在内国际研究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它在1953年启动“国际培训和研究计划”，对大学海外研究助益极大。对于深受麦卡锡主义打击的中国研究，来自福特的支持尤其宝贵。
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84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y 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