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第5期的“地心力说”专栏文章中，笔者提到中国可能致力于建立一种“中华礼治秩序（体系）”，其特点是： 以“礼”为主要粘合剂、是圈层结构、保持开放性。这种体系与现行的国际体系兼容，而体系的成员国大部分是中国周边国家，也包括若干来自其他大洲的国家。
那么，届时中国是否将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中国的意愿和中国的实力。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均明确表示过“中国永不称霸”。习近平还说过，中国“不是想成为所谓的‘世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谁”。这可以看作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意愿。有人或许会说：国家的意愿是可变的，关键是实力，中国现在这样表态是因为实力还不够。那么，中国的实力有可能超过美国吗？
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二战后美国能在全球建立领导地位，硬实力是必要条件，特别是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但硬实力要加上软实力才能构成充当领导国的充分必要条件。美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制度的构建与主导；基督教国家属性；较高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
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工业生产能力达全球的一半，其中石油与钢铁产量分别占全球的70%和64%，再加上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73.4%的黄金储备。以此为基础，加上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的军事实力足以与其他国家组成的“世界联军”对垒，并且不落下风。
二战后美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同期构建起了全球同盟体系与全球军事基地网。
不同于英法等国通过殖民地体系来发挥国际影响力，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构建国际制度来治理世界：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军事领域的同盟体系以及在全球的军事基地、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
与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展。但欧洲主导世界局势的结果是，在欧洲本土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既摧毁了欧洲领导世界的能力，也表明欧洲的世界治理模式已经失效。但欧洲又不希望世界的领导权落在苏联或者非基督教国家手中（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态度即是明证）。基督教国家的身份、强大的实力以及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理想选择。二战的爆发也让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而基督教徒在世界上的广泛分布则显著地降低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跨文明治理的成本非常昂贵，美国通过别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894年已经位居世界首位，但在科研、高等教育方面全面超越欧洲，还需要等到二战之后。这期间，有别于“欧洲精神”的“美国精神”得以构建并成型，人文与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在许多学科已经赶上乃至超过欧洲。加上二战期间大量流向美国的欧洲知识精英，美国得以取代欧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的中心，从而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往美国流动。而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也吸引各国移民在美国定居并发挥才干。“得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结果是，美国拥有独步全球的创新能力（二战后美国贡献了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新故乡”，从而大大降低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移民政策与人才政策的良性互动是美国的一大比较优势，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
二战为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然而，在核武器时代通过世界大战重构世界秩序已经难以想象。和平崛起是中国的现实选择，从而使得中国只能在一些指标上超过美国，如经济实力、吸引的留学生数量等，而在同盟国数量、全球军事基地、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则很难达到美国的水平。
跨文明的治理成本高昂。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比较典型的区域文明。这种特点提升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难以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人才并成为他们的“新故乡”，从而给中国在科研实力与创新能力上超越美国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致力于构建自己主导的一些体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仍将是一种区域性的秩序（体系），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非军事领域。但在某些功能领域，可以构建全球性机制，比如亚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