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及其变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快速老龄化等问题逐渐显现。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较上一年度出现了下降，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人口在未来将会“雪崩”。
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
人口自然增长保持较低水平，人口总量增速减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总量增速逐渐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趋于降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具体时段来看，1982—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较快，从101654万增至134091万，年均人口增长近1160万。此后，人口增速趋于减缓，2010—2016年，年均人口增长仅697万。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出，1982—201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和人口出生率变化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受到人口出生率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随人口出生率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死亡率基本持平，这表明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死亡人口的增加，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加快。可见，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快速深度发展趋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得到较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6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3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6.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5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0.8%。具体来看，1982—1999年，我国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未超过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此后，我国老龄化态势持续加剧，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2%，而65岁及以上人口也超过7%，这标志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提升，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5岁增至2015年的76.34岁，增长一倍多，与发达国家人口预期寿命的差距在不断减小。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去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供给逐年增长，到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但到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下降，2015年流动人口也首次出现减少，比上年年末减少568万。这些变化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出现了拐点，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即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主要表现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提升。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人口文化素质提升显著。从文化程度的构成来看，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下降明显，从1982年的39.94%下降到2015年的26.22%，下降了13.72%；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均出现大幅度提升，其中，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20.03%增至2015年的38.32%，增长了18.29%；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7.48%上升至2015年的16.44%，增长了8.96%；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0.5%上升至2015年的12.75%，增长了12.25%。与此同时，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1985年的6.38年上升到了2014年的10.05年。201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高为我国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素质红利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城镇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仍在向主要城市及城市群地区集聚。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Northam）的城市化发展曲线理论，城镇化水平在达到30%的临界值时，将进入加速期；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时，城市化发展进程将减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都遵循这一规律。从国家统计局197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出，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7.92%，到2017年增至58.52%，在近40年里增长了40.6%。其中，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以城镇为主体的新时代。当前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但若按照真正意义上取得市民化待遇的人口来计算，当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42%左右，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更大。可见，未来城镇人口比重的持续增加仍是中国人口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
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总量负增长或以极低水平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人口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生产力、消费力不仅和年龄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且与其所在群体规模的大小和发展关系密切。在一定的经济形势下，人口增速减缓或负增长有助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总量负增长或以极低水平增长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人口的负增长不仅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短缺、储蓄水平降低，同时还会降低消费需求，削弱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力，这些变化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给经济带来双重影响。劳动力是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总量的减少会对经济带来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方面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劳动力总量在减少或出现短缺时，企业用工成本将会显著提高；劳动力从农业传统部门向非农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一变化也意味着过去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因素的作用在减弱。同时，劳动力总量减少并不代表着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供需的关键还需看匹配情况。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出现了下降，但总体规模仍有9亿多，劳动力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而“招工难”“就业难”的两难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每年新增劳动力总量较大，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很多企业时有出现“用工荒”现象，这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从积极方面来看，劳动力总量的减少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经济后果。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老龄化深度发展趋势趋于显现。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们，其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不同。这一理论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储蓄水平的提高和储蓄增长率的增长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一变化将对资本积累和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改变消费需求的结构和水平，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要弱于劳动年龄人口，这将会对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费对医疗保障、护理服务等有着较大的需求。第三，对劳动生产率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通常来讲，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年龄段集中在青壮年，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导致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年长劳动力比重提高，即意味着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人力资本积累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人力基础，影响着物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形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传统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高等教育毕业生达1193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达533.6万，这些毕业生成为当年社会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大量知识技能型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虽然当前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以人力资本等为主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显现。
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力与动力。2017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8.52%，如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左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今后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发展，未来我国还有2亿多人口要转向城镇。这一变化趋势将带来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同时也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多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但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城镇面积扩张和城镇人口规模比例的增加，还体现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以及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由“乡村”向“城镇”的转变。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既要积极完善城镇的功能，改善城镇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注重合理调整优化城市群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降低城镇准入门槛，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当前阶段，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还存在巨大的潜力，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这将为经济发展注入稳定、强大的动力。
人口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来保驾护航。具体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对外贸易及交流的发展；引导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部地区，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尤其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积极培养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使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建立和完善老年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适时再度调整生育制度，提高生育率。此外，城镇化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户籍改革，可以明显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劳动力供给效率，会起到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作用 。
总体而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人口总量的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老龄化的深化发展等人口问题，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只要我们着眼于更加深刻、立足长远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度改革来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深度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我们就能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创造有利的人口格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新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究”（项目编号：15ZDC03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